唐帝国强盛的社会基础是什么？唐朝前期为何能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的黄金时代？
自从秦始皇在中国确立了皇帝统治下的官僚专制制度，地主作为新的社会贵族代替了奴隶主，对土地的占有取代了对奴隶和土地的共同占有。在皇帝政权下，占有大量土地的地主不但有进入官僚阶层的优越条件，还有从事商业和私人手工业的优裕经济实力。这些政治经济方面的优势相互发生正向的加强作用。一般说来，地主的财产越多，在政治上的地位便越显要和巩固，而政治上的地位又反过来加固和扩充其经济实力，连中小地主的抬头也要受到压迫。一般人民的土地和财产不足以应付豪强的兼并和天灾荒旱，又不能依靠政治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利益，社会两极分化不可避免。从汉代以来，围绕着土地占有所产生的兼并和破产始终是社会历史中的阴影。占有大量土地的地主豪强在官僚体系中占据了稳固地位后，可以取得经济地位上的相对优势，某些人甚至由于功劳直接享受几代人免赋的特殊待遇。无地农民、下层手工业和小商人在生计日窄的情况下自然会失去承担对他们来说相对越来越重的赋税和劳役的能力，最后为奴为盗，或死或反。西晋末年五胡入侵中原以来的动乱和战争，扫荡和摧残了中国北方根深蒂固的汉族豪强地主和士族的堡垒，北魏孝文帝时和隋初的均田便是在这种基础上进行的恢复社会基本产业——农业生产的新措施，这是自商鞅变法以来土地私有后从来没有发生过的社会经济事件。唐朝在隋末农民战争的废墟上彻底地实现了一次全国性的土地再分配，从而创造了大量的自耕农和中小地主。农民基本上成了自耕农和大小地主，他们一起成了大唐帝国赋税和差役最可靠的提供者和最耐苦战的兵士——这便是这个最初只有200多万户的国家富强而稳定的基础。
从中国以往的历史上看，天下人口多反而国势不振和天下大乱，其原因在于人口增加和经济发展的同时，大多数人却不能继续维持生计。这不但是因为古代社会的技术基础不足以为社会创造出能吸收大批无地无业人民的新产业，还因为皇权和官僚专政的社会政治体制同与之相适应的经济制度本身遏止新技术的生长以及新产业和新职业的出现。于是，社会上贫富两极就发生激烈碰撞。人民不能忍受的腐败政治和社会无法负担的多余人口一起在暴力冲突和天下大乱中同归于尽。所以，有历史眼光的皇帝和古代患国忧民的政治家们都认识到天下治乱不患贫而患不均。对于唐代来说，战乱的结果造成了人少地多的情况，历史中任何贤明和强有力的帝王都无法用和平手段来解决的根本性社会危机已被历史风暴卷走；对于中国社会最基本的人民——农民来说，只要得到了土地，温饱有了保障，那么，只要赋税负担不是很过分，他们就宁肯承受而不去铤而走险；对于新生的帝国来说，尽管它的人民是数量上已经减少了的劫后遗民，却反而可以保持发展上升的势头。
无疑，在均田制实行后，在自耕农中必然会成长起一批新的中小地主来，这是一个在社会还具有承受贫富分化能力的时期蓬勃向上的一个新阶级，他们在经济生活上日益富裕的同时，也希望在社会的政治生活中起越来越多的作用。唐朝既然依靠这些人作为自己国力的基础，就不得不同时采取措施来适应他们的要求。在这方面最重要的一个措施就是像隋朝那样实行科举选仕制度，为大批中小地主子弟敞开进入官僚队伍的通道。在唐朝前期，唐太宗宫中的才人、唐高宗（628～683）的皇后武则天（624～705）甚至在新兴的普通地主官僚的支持下战胜了一批旧的功臣和豪门贵族，在唐高宗去世后成为女皇帝，统治中国20多年。另外，中国历史中千古传唱的唐诗中最有感染力的盛唐诗篇，正是那些对前途充满乐观的普通地主子弟积极向政治阶梯上攀登或以主人态度对待国事和社会时的精神呼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