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名文物摄影工作者,省文物局文物处,是我们的上级,业务上常有联系,也经常得到陈孟东的支持。国家文物局要出版《中国文物精华大辞典》,文物处把照相的这一任务交给我来完成。1985年秋天,由文物处陈孟东带领我们搞文字和摄影的一行人,前往陕北收集资料。我们在陕北看一些县的文物点时,陈孟东就仔细观察哪些古建需要维修,哪些需要保护,都一一的做详细记录。他有一个记事本,从不离身。他白天查看情况,晚上开会讨论如何修和如何保护问题,直至深夜,天天如此。在府谷县考察长城遗址时,是早上吃过早点出发,在人迹罕至的长城上从早上直到晚上,大家都水米未进。天黑后回到县城,还是谈当天的情况,他这种对事业认真负责的精神,值得我学习。
秦俑坑的发现,我是第一批派去的,一共5人,住在西杨村的饲养室院内,先进行钻探、试发掘工作。秦俑馆盖起来后,重新发掘,铜车马出土后,我第二次被派往秦俑考古队,这一去就是5年,得到省文物局和文物处的支持,工作很顺利。
经过考古队同志的辛勤劳动,秦俑坑的军阵有了一定的规模,由于当时形势所迫,在秦俑报告未出的情况下,我提出先出一本秦俑画册的建议。此提议得到考古队领导的同意,又得到文物处的支持,秦兵马俑画册,由袁钟一执笔撰写文字,由我拍摄照片。经过一段时间后,秦兵马俑画册就面世了,当时在国内外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
我拍摄文物多年,但拍摄出版大八开的大型画册还是第一次,搞业务的人最注重自己的作品能成功出版,我从内心感激陈孟东多年来在业务上对我的支持,这个机遇难得,也不容易,是陈孟东给我启开了前进的大门,使我向前迈出了一大步。一个人在一生中能遇到几个好机会,大事件,有的人在一生中连一个好机会都没有遇到,有时我想,受人点滴恩惠,当以涌泉相报,这句话就是不要忘记有恩之人。虽然后来很多出版物有我的名字,但我没有忘记20多年前帮过我的老朋友——陈孟东同志。
在上世纪70-80年代,陈孟东帮助过的人很多,包括我在内,谁也没有给过他点滴实惠之物,他所得到的是人们对他的尊敬、感激之情,陈孟东在业务上帮助我,在生活上关心我,我有病住院时(我家当时在农村),早点是一位医生朋友送来,午饭和晚饭是卢桂兰做好,陈孟东下班后急急忙忙骑自行车给我送来。特别难忘的是1980年4月2日我值夜班,东展室文物被盗,我当时报了警,但我万万没有想到。在两个小时内我成了疑犯。检察院把我起诉到法院,罪状有三条:一、我的年龄大,(共3人其他人年轻),二、我工龄长,三、我是共产党员。前后有8个月之久,法院终于要开庭了,我是建国以来第一个因值班犯渎职罪的,说要给我判刑,当时我是终日不得安生,谁来帮我,谁来替我说句公道话?馆内有些领导把责任全部推给我,那个时候各种捏造的谎言都有,我真正体会到了“墙倒众人推”的滋味。我真是气糊涂了,连给检察院的检讨都写不出来,这时真需要有人来帮我一把,我请卢桂兰帮我写了检讨。我从早到晚一个人东奔西跑忙我的事,晚上半夜回来,是陈孟东把开水壶灌好放在我的窗台上,我感动地哭了,人在危难之处才能见真情,才能看出谁是真朋友。我对陈孟东夫妇十分感激,有什么想不开的事,给他们俩讲,陈孟东夫妇常劝我不要生气,不断安慰我,在这漫长的8个月中,还有谁能理解我的处境!在法庭上经过7个多小时的辩论,当晚休庭,第三天法院通知我,检察院撤诉了,让我们三人去办手续,后由单位处理。经过这一次打击,我的情绪完全变了,性格也改变了,破罐子破摔,爱骂人,爱发火,这时谁也不敢理我,还是陈孟东夫妇接近我、劝我、给我讲道理,诚心地帮助我,为我做了很多事,我是永远记在心中的。
陈孟东老朋友,年刚半百,英年早逝,是全省文物事业的一大损失,对家庭来说是晴天霹雳,对同志来说惋惜的泪水难擦干,多少年长者老泪纵横。孟东去世后,卢桂兰病重住院,每逢祭日,我陪他们的孩子前去祭奠。直到20年后很多老同志谈起孟东都很怀念。去年我和陈全方同志去武汉出差,湖北省文物局一名退休的老局长,和我们在交谈中谈到了陈孟东同志。我们告诉他,孟东同志已去世了,他很震惊和惋惜,赞扬陈孟东同志人好,能干,可见陈孟东在很多人的心中是永存的,他的形象是光辉的,功绩是不朽的。
于2007年4月21日夜
罗忠民西安碑林博物馆研究员
怀念孟东
郑洪春
孟东同志,博学多才,行文流水,精明干练,为人谦和,有口皆碑。英年早逝,悲哉!痛哉!1988年春节正月初九寅夜,噩耗传来,惊愕不已,不能自已,遂亲躬灵堂前,敬鞔:壮志未酬身先亡,肝胆相照可对天。以表沉痛哀悼。
光阴如梭,时逢2008年是孟东同志20周年忌日,调寄陆放翁《卜算子·咏梅》,以示永久怀念。
孟公才子相,风流却无奈。生当人杰俱风骨,仕途吏子妒。
死亦为鬼雄,含笑得意人。悲欢离合总无情,唯留梅花味。
2007年春日
郑洪春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
渐行渐远
雒长安
有一次几个老同学聊天,大约是说到某地盗墓的事,在诸位很是愤慨了一番之后,有位民意代表顺势发表了一句名言:“历史上保护陕西文物最有贡献的当数清代巡抚毕沅,今天应当是陈孟东。”那时距孟东先生故去大约两三年了。他是偶发心脏病突然去世。对于他的离去,着实让人感到意外。但仔细想想,似有其必然,长期过度劳累,精力透支,再好的身体迟早会出事的。他的离去给不少中年知识分子敲响了警钟。
记得1984年夏季,孟东先生常常来省博物馆走动,一是组织安排编撰《陕西省文物志》,一是创办杂志社。在下虽然早就认识这位陕西文物的领军人物,直观的感觉他总是对工作忙碌不息和对下属的和蔼可亲,却并无近距离的接触。那时官场似乎没有太多的生分,同事们都不称他什么“长”之类,竟直呼其名“孟东”或“老陈”。对话之间,你会看到他那略见疲惫和瘦削的脸上不时地堆出笑容来,笑得真诚。
当时《文博》杂志社初创,尚无专门人才可用,仁波馆长就命在下权且滥竽其间。杂志社由一位副厅长任主编,据说可以壮大声势。孟东先生在处理完他的本职工作之外,还和吾等一样的爬格子、审稿件,竟也乐此不疲。那天他喊我来办公室,说是杂志的各种手续已经齐备,可以开始编目发排了,那你就辛苦一下吧。这次交给我大约五六十篇文稿,厚达半尺,足以编排三期。几十万字的稿件浸润着红墨水涂改之后的余香,每字每句都经他仔细推敲,足见其倾注了大量心血。文稿中还有他和夫人桂兰先生秦汉考古专题研究的手稿数件。他那时整天忙于协调各种关系和与业务研究者会商工作,来去匆匆,风雨兼程,真不知这么多的稿子他是如何赶出来的。接过他递来的这一叠沉重,令人不禁愕然。
自那以后好像有两三天了没看到他了,记得下午六点多已经下班。我和陈安利君正要走出办公室,忽然他风风火火地微笑着一步跨将进来,说这两天你们可辛苦啦。我说老陈啊你没失踪吧,他微笑着回答说我倒没失踪,是王某某差点见阎王爷了,为他的事我忙活了几天。老同学啊,刚借调到西安,一个人住在文化厅招待所,我本来是去找他谈杂志的事,可一进门看到他肚子疼得死去活来,大喊大叫。二话没说,我就急忙用自行车把他带到红会医院,不料红会不收,又折回头带到粉巷市第一医院,医院倒是收下了,因病情严重,下了病危通知书,他家属又不在西安,我只得先照顾着他。一天半夜,突然吐血不止,是胃穿孔,医生让马上做手术,家属虽然在场,但不敢签字,我又代家属签了字。所以折腾了好几天,没顾上来过问稿子的事。啊!原来是这样。听后我们立即也去了医院看望王某某。这时病人的情况显然已大有好转,不再要死要活了,茶几上放着孟东先生给买的吃的喝的。我说真有点惊险啊,吓人一大跳,工作上你就别操心,好好养病吧。他深有感触地说:这次多亏老陈啊,用自行车把我驮到医院,在医院里又背上我找医生,家里没一个人在跟前,没有他,我早就死啦!早就死啦!此君的习惯用语,激动时会连着说上好几遍。
1988年的春节之前,要放假了,我们在碑林广场碰在一起。仁波先生说杂志办两三年了,势头不错啊,订户有九千多,省级期刊中算是老大了!我说老陈功劳大大的有,他却说仁波馆长在各个方面确实都很支持,我说你们首长就互相吹捧吧。言谈之间孟东先生掏出三毛九的金丝猴烟给嘴里塞了一根,我问怎么提高档次了?他诡秘的一笑说是朋友送的。我说你还是少吸点烟,多吃点饭吧,看你瘦得皮包骨头,别人以为你生活在资本主义屋檐下呢。谁知说到他的瘦,他倒来劲了,说是你们别看我老陈瘦啊,我可是身体健康,与病无缘,白天干上一天,晚上加班写东西,只要有“大雁塔”吸,不累。仁波先生说你不知道吸烟有害健康?还是相信科学,少吸点吧。
令人意外的是,这竟是和孟东先生的最后一次晤面。节后来上班,刚跨进博物馆大门听到的第一句话就是说“陈孟东犯心脏病,走了。”我说开玩笑啊,这怎么可能呢!几天之前还好好的,还说自己如何如何健康,怎么会藏着心脏病?真是让人无法相信。尽管大家都不相信这个现实,不愿承认这个现实,但这位可亲可敬的学长还是不辞而别了。
转眼之间20年过去了,孟东先生几近模糊的身影也渐行渐远。我常常想,说人会流芳百世,那其实是假的,原因是世人的价值观念不同。比如最近有人提出诸葛亮的《出师表》应当从中学课本上拿下来,理由据说是本文反对国家的统一。这篇名着曾经让多少代人心潮澎湃,以身许国啊,怎么就反对统一了。诸葛亮何许人也?中国文人的万世师表呢。万世师表尚且如此,何况我们身边曾经的陈孟东。我想孟东先生如果依然在世,整天喝着浓茶、吸着劣质烟加班,整天为文化遗产的呵护和研究而忙碌,哪里会想到身后要流芳百世?冥冥之中,只要后人对孟东先生的为人处世,对他的是非功过有一个客观公正地评价,他应该很满足了。这位渐行渐远的学长,你说是吗?
2006年4月于西安南郊淡定阁
雒长安原《文博》杂志主编、研究员
深切怀念陈孟东同志
董一俊李自力薛东星
明年是陈孟东同志逝世20周年,这位将自己一生贡献给了陕西群众文化和文物事业的实干家,过早辞世,着实令人惋惜和遗憾。他那平易近人,勤恳从业,为陕西文化文物事业鞠躬尽瘁的精神,永远留在我们文化文博战线老同志的心中。
我们和孟东同志相识于上个世纪70年代,那时他在省文化局主管社会文化工作,频繁的各种会演、调演把我们联系在一起,每次见面安排工作,他都是那样和善可亲,总是以商量的口气对待下级,服务基层。从那时起,我们就有了工作上的交往并结下深厚友谊。每次开会都能看到他那瘦弱的身躯奔走于各地市代表团住地,经常会看到他参加大会评论、出材料,总是通宵达旦的加班,他对工作勤恳耐劳,一丝不苟。他是个热心助人,服务于基层,典型的好公务员的形象。
记得1971年全省第一次文物工作会议长达10天,就是在他的操劳设计组织下开成了一个丰富多彩、圆满的会议。这次会议为我们这些初涉文物工作的人奠定了热爱文物、干好文物这一行的基础。他到基层还经常给下面的同志讲解,传授文物知识,他也是基层文物干部的启蒙老师。数十年来我们和孟东同志既是上下级的工作关系,又成为同行良友,这一点最为深刻的体现在80年代改革开放后的耀州窑博物馆创建时期。
1984年铜川黄堡镇农民建石灰窑发现了宋代窑炉遗址,这一消息首先引起了他的注意(那时他在省文物局文物处),当时省考古所派禚振西、杜葆仁夫妇来铜川主持发掘后,果然出现了奇迹。1985年9月孟东一行前来发掘现场察看,回省后立即起草了一份“陕西省人民政府文物事业管理局1985第3号”送阅文件,发往国家文物局。在这份文件中阐述了耀州窑的历史地位和此次的重大发现,而且用了“重要的”、“突破性的”、“罕见的”等词语,特别提到“发现唐三彩遗址和三彩文物,为唐长安城出土的和流传在国内外的唐三彩提供了研究的可靠标尺”,还论断“黄堡镇是历史上陕西的手工业重镇”,并果断地提出“建立耀州窑博物馆进行保护”的意见。这份送阅文件引起国家文物局的重视,一个月以后国家文物局局长廖井丹、副局长沈竹、谢辰生同志专程前来视察,这就为以后耀州窑遗址的考古发掘、文物保护、建馆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耀州窑的保护和博物馆的筹建中,孟东同志常为我们建言指导,出主意想办法。为了加快项目建设,他建议我们铜川市提出方案,派出专人去国家文物局作详细汇报。当我们把写好的材料让他审阅时,他提出意见“要突出保护,不可过多地强调开发和利用”。经他指点,材料进行了修改,到国家文物局汇报后,果然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在修建唐宋遗址保护厅时,他亲自带我们到设计院找专家,并三次主持在西安讨论制定方案。他想基层所想,急基层所急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
在耀州窑保护和建设紧锣密鼓向前推进的时候,孟东同志突然离我们而去,令人悲痛,我们也为他没能看到耀州窑的今天而惋惜。虽然他没能看到耀州窑博物馆发展前进的今天,但他为耀州文物保护事业所作的贡献使我们永远铭记在心。
孟东同志,我们永远怀念你!
2007年7月20日于黄堡镇耀州窑
董一俊铜川市文物旅游局原局长
李自力耀州窑博物馆原书记、书法家
薛东星耀州窑博物馆馆长、研究员
梦绕圭峰
吴永琪
户县的宋村乡有一个村子就坐落在南山脚下,叫水堡子。站在堡子里向正南望去,一架秦岭葱茏横亘,其脚下有一奇峰突兀,挺拔昂立,乡人因此峰状类古礼器玉圭而名之“圭峰”。1977年,我与孟东兄皆为“省委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队员,在此地厮混了一整年,朝夕相处。
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