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早晨，其实时候是大约已经不早了。我还睡着，女工将我叫了醒来，说，“有一个师范大学的杨先生，杨树达，要来见你。”我虽然还不大清醒，但立刻知道是杨遇夫君，他名树达，曾经因为邀我讲书的事，访过我一次的。我一面起来，一面对女工说：“略等一等，就请罢。”
我起来看钟，是九点二十分。女工也就请客去了。不久，他就进来，但我一看很愕然，因为他并非我所熟识的杨树达君，他是一个方脸，淡赭色脸皮，大眼睛长眼梢，中等身材的二十多岁的学生风的青年。他穿着一件藏青色的爱国布长衫，时式的大袖子。手上拿一顶很新的淡灰色中折帽，白的围带，还有一个采色铅笔的扁匣，但听那摇动的声音，里面最多不过是两三支很短的铅笔。
“你是谁？”我诧异的问，疑心先前听错了。
“我就是杨树达。”
我想：原来是一个和教员的姓名完全相同的学生，但也许写法并不一样。
“现在是上课时间，你怎么出来的？”
“我不乐意上课！”
我想：原来是一个孤行己意，随随便便的青年，怪不得他模样如此傲慢。
“你们明天放假罢……”
“没有，为什么？”
“我这里可是有通知的……”我一面说，一面想，他连自己学校里的纪念日都不知道了，可见是已经多天没有上课，或者也许不过是一个假借自由的美名的游荡者罢。”拿通知给我看。
“我团掉了。”我说。
“拿团掉的我看。”
“拿出去了。”
“谁拿出去的？”
我想：这奇怪，怎么态度如此无礼？然而他似乎是山东口音，那边的人多是率直的，况且年青的人思想简单……或者他知道我不拘这些礼节：这不足为奇。
“你是我的学生么？”但我终于疑惑了。
“哈哈哈，怎么不是。”
“那么，你今天来找我干什么？”
“要钱呀，要钱！”
我想：那么，他简直是游荡者，荡窘了，各处乱钻。“你要钱什么用？”我问。
“穷呀。要吃饭不是总要钱吗？我没有饭吃了！”他手舞足蹈起来。
“你怎么问我来要钱呢？”
“因为你有钱呀。你教书，做文章，送来的钱多得很。”他说着，脸上做出凶相，手在身上乱摸。
我想：这少年大约在报章上看了些什么上海的恐吓团的记事，竟模仿起来了，还是防着点罢。我就将我的坐位略略移动，豫备容易取得抵抗的武器。
“钱是没有。”我决定的说。
“说谎！哈哈哈，你钱多得很。”
女工端进一杯茶来。
“他不是很有钱么？”这少年便问他，指着我。
女工很惶窘了，但终于很怕的回答：”没有。”
“哈哈哈，你也说谎！”
女工逃出去了。他换了一个坐位，指着茶的热气，说：“多么凉。”
我想：这意思大概算是讥刺我，犹言不肯将钱助人，是凉血动物。
“拿钱来！”他忽而发出大声，手脚也愈加舞蹈起来，“不给钱是不走的！”
“没有钱。”我仍然照先的说。
“没有钱？你怎么吃饭？我也要吃饭。哈哈哈哈。”
“我有我吃饭的钱，没有给你的钱。你自己挣去。”“我的小说卖不出去。哈哈哈！”
我想：他或者投了几回稿，没有登出，气昏了。然而为什么向我为难呢？大概是反对我的作风的。或者是有些神经病的罢。
“你要做就做，要不做就不做，一做就登出，送许多钱，还说没有，哈哈哈哈。晨报馆的钱已经送来了罢，哈哈哈。什么东西！周作人，钱玄同，周树人就是鲁迅，做小说的，对不对？孙伏园，马裕藻就是马幼渔，对不对？陈通伯，郁达夫。什么东西！Tolstoi，Andreev，张三，什么东西！”
“哈哈哈，冯玉祥，吴佩孚，哈哈哈。”
“你是为了我不再向晨报馆投稿的事而来的么？”但我又即刻觉到我的推测有些不确了，因为我没有见过杨遇夫马幼渔在《晨报副镌》上做过文章，不至于拉在一起，况且我的译稿的稿费至今还没有着落，他该不至于来说反话的。”不给钱是不走的。什么东西，还要找！还要找陈通伯去。
“我就要找你的兄弟去，找周作人去，找你的哥哥去。”
我想：他连我的兄弟哥哥都要找遍，大有恢复灭族法之意了，的确古人的凶心都遗传在现在的青年中。我同时又觉得这意思有些可笑，就自己微笑起来。
“你不舒服罢？”他忽然问。
“是的，有些不舒服，但是因为你骂得不中肯。”“我朝南。”他又忽而站起来，向后窗立着说。
我想：这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他忽而在我的床上躺下了。我拉开窗幔，使我的佳客的脸显得清楚些，以便格外看见他的笑貌。他果然有所动作了，是使他自己的眼角和嘴角都颤抖起来，以显示凶相和疯相，但每一抖都很费力，所以不到十抖，脸上也就平静了。
我想：这近于疯人的神经性痉挛，然而颤动何以如此不调匀，牵连的范围又何以如此之大，并且很不自然呢？——一定，他是装出来的。
我对于这杨树达君的纳罕和相当的尊重，忽然都消失了，接着就涌起要呕吐和沾了龌龊东西似的感情来。原来我先前的推测，都太近于理想的了。初见时我以为简率的口调，他的意思不过是装疯，以热茶为冷，以北为南的话，也不过是装疯。从他的言语举动综合起来，其本意无非是用了无赖和狂人的混合状态，先向我加以侮辱和恫吓，希图由此传到别个，使我和他所提出的人们都不敢再做辩论或别样的文章。而万一自己遇到困难的时候，则就用”神经病”这一个盾牌来减轻自己的责任。但当时不知怎样，我对于他装疯技术的拙劣，就是其拙至于使我在先觉不出他是疯人，后来渐渐觉到有些疯意，而又立刻露出破绽的事，尤其抱着特别的反感了。
他躺着唱起歌来。但我于他已经毫不感到兴味，一面想，自己竟受了这样浅薄卑劣的欺骗了，一面却照了他的歌调吹着口笛，借此嘘出我心中的厌恶来。
“哈哈哈！”他翘起一足，指着自己鞋尖大笑。那是玄色的深梁的布鞋，裤是西式的，全体是一个时髦的学生。
我知道，他是在嘲笑我的鞋尖已破，但已经毫不感到什么兴味了。
他忽而起来，走出房外去，两面一看，极灵敏地找着了厕所，小解了。我跟在他后面，也陪着他小解了。我们仍然回到房里。
“吓！什么东西！……”他又要开始。
我可是有些不耐烦了，但仍然恳切地对他说：”你可以停止了。我已经知道你的疯是装出来的。你此来也另外还藏着别的意思。如果是人，见人就可以明白的说，无须装怪相。还是说真话罢，否则，白费许多工夫，毫无用处的。”
他貌如不听见，两手搂着裤裆，大约是扣扣子，眼睛却注视着壁上的一张水彩画。过了一会，就用第二个指头指着那画大笑：“哈哈哈！”
这些单调的动作和照例的笑声，我本已早经觉得枯燥的了，而况是假装的，又如此拙劣，便愈加看得烦厌。他侧立在我的前面，我坐着，便用了曾被讥笑的破的鞋尖一触他的胫骨，说：“已经知道是假的了，还装甚么呢？还不如直说出你的本意来。”
但他貌如不听见，徘徊之间，突然取了帽和铅笔匣，向外走去了。
这一着棋是又出于我的意外的，因为我还希望他是一个可以理喻，能知惭愧的青年。他身体很强壮，相貌很端正。Tolstoi和Andreev的发音也还正。
我追到风门前，拉住他的手，说道，“何必就走，还是自己说出本意来罢，我可以更明白些……”他却一手乱摇，终于闭了眼睛，拼两手向我一挡，手掌很平的正对着我：他大概是懂得一点国粹的拳术的。
他又往外走。我一直送到大门口，仍然用前说去固留，而他推而且挣，终于挣出大门了。他在街上走得很傲然，而且从容地。
这样子，杨树达君就远了。
我回进来，才向女工问他进来时候的情形。
“他说了名字之后，我问他要名片，他在衣袋里掏了一会，说道，‘啊，名片忘了，还是你去说一声罢。’笑嘻嘻，一点不像疯的。”女工说。
我愈觉得要呕吐了。
然而这手段却确乎使我受损了，——除了先前的侮辱和恫吓之外。我的女工从此就将门关起来，到晚上听得打门声，只大叫是谁，却不出去，总须我自己去开门。我写完这篇文字之间，就放下了四回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