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２６年～１９２７年间，湖南成为全国农民运动的中心，农民自己组织起来的农会成为乡村社会的首脑机构，有很大的权威性。农会利用这种权威性禁止一些陋习，其中禁得最严的便是牌、赌、鸦片三者。对此，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有详细描述：“牌：农会势盛地方，麻雀、骨牌、纸叶子，一概禁绝，湘乡十四都地方一个区农会，曾烧了一担麻雀牌。跑到乡间去，什么牌都没有打，犯禁的即刻处罚，一点客气也没有。赌：从前的赌痞，现在自己在那里禁赌了，农会势盛地方，和牌一样弊绝风清。鸦片：禁得非常严。农会下命令缴烟枪，不敢稍违抗不缴。醴陵一个劣绅不缴烟枪，被捉去游乡”。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７年版，第３５～３６页。大革命时期的陕西，农会领导的农民运动搞得轰轰烈烈。在陕西第一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农村妇女决议案》，要求把农村妇女组织起来，开展斗争。同时规定：婚姻须得女子同意，反对买卖制度及聘金制；严禁虐待童养媳和媳妇，禁止给女孩包脚；再婚妇女在社会上须一律待遇，不得歧视；妇女如愿再婚，其家人不得干涉；凡会员均不得虐待其妻女。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大革命时期的陕西地区农民运动》，陕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第４８页。这次农民代表大会上还通过了《严禁烟赌决议案》，请政府严令禁止农民种烟、吸烟、赌钱，违者重惩。要求农协所在之地，严拿吸烟、赌钱之徒，酌量处罚，以警效尤。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延安是革命圣地。边区各级政府也用法令的形式推行改革社会陋习的措施。如１９３９年８月１日，边区政府民政厅发给各县、区、乡训令，令饬严行放足运动，限６个月内完面全边区妇女放足任务，并随令颁发禁止妇女缠足条例。１９４２年元月，成立边区禁烟督察处，颁布边区查获鸦片毒品暂行办法。１９３９年４月４日公布了《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规定男女婚姻遵照本人之自由意志的原则，实行一夫一妻制，禁止纳妾，禁止包办、强迫及买卖婚姻，禁止童养媳、童养婚（俗名“站年汉”）等陋习。这一切，为风俗的改革提供了法律依据。
从孙中山到毛泽东，从２０年代的农会组织到三、四十年代的边区各级政府，都认识到风俗习惯在民众翻身求解放的道路上所起的作用，并积极领导和参与了涤除封建恶习的活动。因此，使得民国风俗的演化渗入了浓重的政治意味。移风易俗的政治化，或者说是政治化了的移风易俗，这是民国风俗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突出特点。故而此期间风俗的嬗变也就较之其他时代更为迅速，更为剧烈，更为深刻。
三、民国汉族风俗的主要特点
民国时期是汉族发展历史上社会风尚大变革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不仅上层阶级大规模有意识地改良风俗，除旧布新，而且民间社会也自觉行动，参与移风易俗，并取得明显效果。可以说，汉族风俗史上的古代与现代之划分，是以这一时期为标志的。此后，汉族风俗的现代意味才逐渐增浓，不断得到强化。民国时期汉族风俗的现代化，一方面是无情地革除戕害人性的封建陋俗，一方面是大量国外习尚的直接植入，如此，出现了民族性习俗与国际化时尚并存的局面，二者的逐步融合恰恰是民国风俗现代化的进程。民国风俗演进的表层特征非常鲜明，下面列举几条最突出的加以阐释。
１．“洋”化
还在清末，一些受了西方思想影响的青年学生，就在生活上带头“洋”化。有首竹枝词嘲笑他们说：“洋帽洋衣洋式鞋，短胡两撇口边开，平生第一伤心事，碧眼生成学不来”。《公余日录》卷十。当时有报纸批评说：“我看如今这些少年们，实在可虑。他们看着外国事，不论是非美恶，没有一样不好的，看着自己的国里，没有一点是的，所以学外国人惟恐不像”。《大公报》１９０３年４月报７日（五），附件。嗜好标新立异的青年人试图以自己的“洋化”来领导时代风尚。但辛亥革命前，在时尚习俗和生活方式上，中国百姓普遍是采取排外态度的。对此，鲁迅先生有过一番精辟的论述：“因为多年受着侵略，就和这洋气为仇；更进一步，则故意和这洋气反一调；他们活动，我偏静坐；他们讲科学，我偏扶乩；他们穿短衣，我偏着长衫；他们重卫生，我偏吃苍蝇；他们壮健，我便生病；……这才是保存中国固有文化，这才是爱国，这才不是奴隶性”。《从孩子的照相说起》，载《且介亭杂文》。鲁迅先生这段话虽然揭露的是顽固派的心理状态，但也反映了广大民众强烈的排外倾向和仇视西方风尚的逆反心态。
辛亥革命后，由于帝制的覆灭，共和制告成，人们在政治上和思想上获得解放。在接收西方文化和生活方式方面自然显得更有胆量和信心。按当时人的说法，就是“民国新建，亟应规定服制，以期整齐划一。今世界各国，趋用西式，自以从同为宜”。《申报》１９１２年８月２０日。这是有意识地向西方风习靠拢。人们坚信，西方的社会生活是依据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的理性原则构筑起来的一种完美、理想的社会生活模式，代表着社会进步的方向；相比之下，中国传统的生活风习则充斥着封建的陈规恶俗，不合时宜，非改革不可。因此，民国初年，全国很快掀起了一股西化的潮流。“革命巨子，多由海外归来，草冠革履，呢服羽衣，已成惯常，喜用外货，亦无足异。无如政界中人，互相效法，以为非此不能侧身新人物之列”。“官绅宦室，器必洋式食必西餐无论矣”。草帽乃西方绅士之标志，“今夏购草帽之狂热，竟较之买公债券认国民捐，跃跃实逾万倍”《论维持国货》，《大公报》１９１２年６月１日（三）。
当时西化速度比较快，西化程度比较深的首推衣、食、住、行等生活习俗。这是因为一种文化对异质文化的吸收，往往开启于那些可直观的表面的生活习尚层次。在着装方面，民国成立后，朝野上下青睐“西装”，洋伞、洋布、洋鞋、呢帽（村民叫荷兰帽）之类的洋物，在上层人物的身上以及他们的家里一天天增多了；一般民众，“其少有优裕者亦必备洋服数套，以示维新”。《辛亥革命回忆录》第２集，文史资料出版社１９６２年版，第３６６页。西装的日益普及使各种西式服装公司蓬勃兴起，也使这些公司大大地发了财。伴随着西服的流行，与之配套的丝袜、皮鞋、领带也变得走俏起来，深受人们喜爱。缪风华先生写了《编织大全》一书介绍当时的编织服装说：“其法传自欧美，今日本女子学校手工科，均有此门。由是技术普遍而编物盛行，用途广阔而裨益民众，价廉物美而节俭经费，其为切要何待言哉。”缪风华：《编物大全》序，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５年版。
在饮食方面，上层社会饮食豪侈，除传统的山珍海味、满汉全席外，请吃西餐大菜已成为买办、商人与洋人、客商交往应酬的手段。西菜、西式糖、烟、酒都大量充斥民国市场，并为很多人所嗜食。在重庆，“民国光复，罐头之品，番餐之味，五方来会，烦费日增”。民国《巴县志》卷五。在上海，“遇有佳客，尤非大菜花酒，不足以示诚敬”。《做上海人不容易》，《申报》１９１２年８月９日（九）。在当时还比较守旧俗的北京，“旧式饽饽铺，京钱四吊（合南钱四百文），一口蒲包，今则稻香村谷香村饼干，非洋三四角，不能得一洋铁桶矣；昔日抽烟用木杆白铜锅，抽关东大叶，今则换用纸烟，且非三炮台、政府牌不御矣；昔日喝酒，公推柳泉居之黄酒，今则非三星白兰地啤酒不用矣”。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篇卷一，上海大达图书供应社１９３６年版，第３页。各城市西式饮食店纷纷开设，天津一地就有番菜馆１１家。当时城市女子还兴起了一股吸烟热，“近数年来，闺人竟尚吸纸烟。开风气之先者，厥为上海，各地效而尤之，几蔓延全国。”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篇卷九，上海大连图书供应社１９３６年版，第１３３页。
在居住方面，住西式楼房，有西式家具成为时尚。洋楼的广增，使城市改观。沈阳“建筑宏丽，悉法欧西，于是广厦连云，高甍丽日，绵亘达数十里”。《奉天通志》卷九七《礼俗三·居室》。汉口“屋舍亦极为壮丽，且高楼大厦亦甚多”。《汉口小志·商业志》，第１３页。杭州“西湖多别墅，且大率为西式之建筑，有改欲把西湖比西子之下句，为近来西子作西装者”。徐珂：《可言》卷一，第１０页。当时的西式住宅可分为一般民居、高层公寓和别墅三大类。即便一般的楼房，也多配有花园、亭池、电灯、自来水；室中铺陈，富丽堂皇。如上海“从前家中陈设不过榆树器具，及磁瓶铜盆，已觉十分体面。今上海人红木房间，觉得寻常之极，一定要铁床皮榻电灯风扇，才觉得适意。”《做上海人不容易》，《申报》１９１２年８月９日（九）。
在交通方面，汽车、火车、飞机，尤其是前两者已成为人们生活中较重要的交通工具，而铁路的优势更是传统的运载工具望尘莫及。民国时人一直在呼唤铁路，渴盼铁路。如河北《晋县志》记载：“县境一望平原，并无高山大川为之阻隔，然旱则风沙蔽目，雨则道路泥泞，行路不綦难乎”。经过该县境的“沧石路基，久已告成，惟路轨未敷，殆如废物，近虽有长途汽车之设置，往来较为便利，然票价昂贵，乘客稀少，亦为憾事”。若能“赶修沧石铁路，完成此段路政……不惟可免行路之难，而县内文明亦必蒸蒸日上，窃不禁馨香祝之”。《晋县志料·风土志》，民国二十四年石印本。民国的大城市内，车水马龙，熙来攘往。北京“车的名目式样极多，到现在越法变本加厉，如火车、电车、摩托车、脚踏车、人力车，以及洋式马车，皆非前人梦想所及”。《都市丛谈》第３７页。上海“有乘各式汽车、马车、电车者，有乘轿者，有男女携手同行者，有男女同车左拥右顾疾驰而过者”。《梦游民国》，《申报》１９１２年９月１４日。男女同车而行，是一种向传统观念勇敢挑战的行为，这时变得十分时髦，上海之外，武汉也有“乘汽车马车者，男女杂坐，不以为嫌”。《夏口县志·风土志》。
除衣、食、住、行外，民国风俗的西化还在电影、舞蹈、戏剧、商业、礼俗及婚姻等诸方面有所展露，甚至西化已不仅停留于生活现象之表层，而且触及到人的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
中国与西方的根本不同在于西方“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论世变之亟》，《严复集》第１册，第２页。因此必须学习隐藏在西方“坚船利炮”背后的“黜伪崇真”的科学精神和“屈私以为公”的民主精神。民主与科学思想的引入，既显现了“五四”的时代风貌，也极大地冲击着传统的封建色彩浓厚的风俗观。在民主和科学的旗帜下，“举凡一事之兴，一物之细，罔不诉之科学法则，以定其得失从违；其效将使人间之思想行为，一遵理性，而迷信斩焉，而无知妄作之风息焉”；一切经不起科学法则和科学理性审判的东西，即令它是“祖宗之所遗留，圣贤之所垂教，政府之所提倡，社会之所崇尚，皆一文不值也”。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一卷，第１号。一切违背科学精神和平等人权的风俗观念意识、金科玉律、偶像崇拜、风俗习惯，“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到他”。中国传统风俗习惯之轴心应是儒家思想，“五四”新文化运动所高举的从西方引入的科学与民主的旗帜，则使中国人从孔子儒家思想所浸染的传统风俗和风俗观念的束缚下挣脱出来，从而从新建构一种充满朝气的蕴含民主与科学意识的风俗观念，让人们生活在一个相对宽松和自由的风俗圈中。
中俗西化既是民国风俗现代化的关键，又是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一个理性的移风易俗的过程。仁人志士们是在对中国传统风俗作了深刻的省思之后，才张开双臂欢迎西洋风俗的涌入的。进入民国以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文化思想界面对汹涌而至的西洋风俗，展开了一场热烈的争论，对中西风俗之优劣作了较全面的审视。譬如，在《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中，李大钊认为中国的“静的文明精神的生活”较之西洋的“动的文明物质的生活”，已处于屈败之势，“吾侪日常生活中之一举一动，几莫能逃其范围，而实际上亦深感其需要，愿享其利便。例如火车轮船之不能不乘，电灯电话之不能不用，个性自由之不能不乘，电灯电话之不能不用，个性自由之不能不要求，代议政治之不能不采行。凡此种种，要足以证吾人生活之领域，确为动的文明物质的生活之潮流所延注，其势滔滔殆不可遏”。转引自蔡尚思：《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一卷，浙江人民出版１９８２年版，第１３３页。人们正是对中西风俗有了较正确的评判之后，才主动、热情地欢迎“西俗东渐”。
但是，在风俗西化的初始阶级，也有“过头”之处，甚至到了“崇洋”的地步。“中国之缎甚好；偏爱穿外国缎”，“中国戏甚好，偏爱外国戏，中国话甚好，偏爱说外国话”，“中国菜甚好，偏爱外国大餐”，“中国之学堂甚好，偏爱进外国学堂，中国之女人甚好，偏爱娶外国老婆”。《偏爱》，《申报》１９１２年３月１１日“自由谈”。“一切与外国的东西都是好东西，这一类思想正在这时开头，所以全身服饰尽是外国货，在青年们也丝毫不觉得可羞”。孙伏园：《辛亥革命时代的青年服饰》，《越风》第二十期。这在民初中国生活方式洋化过程中，虽然是一种小小的不虞现象，但在整个社会生活中却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一时间出现“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的错误认识，大有“全盘西化”的态势。
然而事实上，风俗的“全盘西化”是不可能的，西方风俗不管有多么好，多么富有现代气息，也不能全面取代中国的本土风俗，何况西方风俗同样也有许多不足之处，更何况中国民间文化的传承具有其他民族难以匹敌的强烈惯性。这一点，胡适先生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数量上的严格全盘西化是不容易成立的。文化只是人民生活的方式，处处都不能不受人民的经济状况和历史习惯的限制。这就是我从前说起的文化惰性。你尽管相信西菜较含卫生，但事实上决不能期望人人都吃西菜，都改用刀叉。况且西洋文化确有不少的历史因袭的成分，我们不但理智上不愿采取，事实上也决不会全盘采取”。转引自蔡尚思：《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一卷，浙江人民出版１９８２年版，第１６６页。民国风俗“洋化”的倾向始终是局部的，而且多滞留于城市。不过，这确是民国风俗显着的特征之一。
２．尚奢
辛亥革命以前的中国，是个以自给自足自然经济为主体的农业国，这就决定了社会消费品的匮乏，加之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度及传统观念束缚，使整个社会消费水平一直保持在较低的档次上。另外，封建地主阶级继承古代儒家反对“言利”和古朴、俭约的观点，把下层阶级企图超越本身所处的等级标准来占有财富和获取物质利益的言行诋为“好言利”、“不义”，把他们企图违犯生活消费方面的等级标准来改善自己生活状况的言行斥为“奢”、“僭越”，目的是要训诫贫者“安贫”。在这种经济基础之上，“黜奢崇俭”成为社会上一条公认的传统美德。同时，提倡“黜奢崇俭”亦可在一定程度上，缓和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如此一来，尚俭抑奢就成为统治阶级大力倡导和维持的一种行为规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