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眼宪益先生离开我们已经将近五年了。距离老人为我尚在孕育中的书写下“金丝小巷忘年交”的题目时日更久。
五年中，我去过伦敦，参加杨戴的英国友人及汉学家们为杨宪益举行的周年祭；我去过牛津，参加墨顿学院为杨宪益、戴乃迭植纪念树的活动；我去过大英图书馆，继续阅读戴乃迭的书信。然而，我的书却迟迟没有进展，似乎无形中总有一个过不去的坎儿……
如果说“性格决定命运”，那么正是杨宪益刚正不阿的性格决定了他晚年的命运。
记得是2009年的6月，我们的谈话提到了二十年前的往事，我天真地说，如果有一天世事发生了变化，那您家就不会“门可罗雀”了——即便不恢复八十年代的“高朋满座”，也得是大小媒体蜂拥而至，因为那时您就是大家可以公开致敬的英雄！老人听后淡淡一笑：哪里会成什么英雄。
当时我只把那淡淡的一笑当作老人惯常的超然，今天再回望，我在那淡淡一笑的背后看到了老人的无奈与无望——又是五年过去了，“平反”或者正名似乎变得更加遥远。
如果写杨宪益、忆杨宪益，如何可以绕过那一场风波？如何可以回避那个将杨宪益的晚年切割成截然不同的两个阶段的事件？
如果我要为自己难产的书找一个借口，那就是我一直在期望、在等待，期望有一天我可以恣意书写杨宪益；等待那“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的一天。
然而五年过去了，依然是“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我不能再等待下去。我相信，即使零落成泥碾作尘，细心的读者也定能感受到杨宪益老人那永不凋朽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芬芳。
感谢北方文艺出版社，为我特制了倒计时的“紧箍咒”，使我不得以任何理由继续拖延，终于催生了《金丝小巷忘年交》。
感谢《悦读》《经济观察报》多次刊载了我书中的章节。两位编辑，褚钰泉和杜然——一位是我敬仰的兄长，一位是我钦佩的年轻朋友——以他们的勇气和良知不断为我打气，使我能够坦然面对道路的曲折。
感谢杨家人对我的接纳与支持。鲐背之年的杨敏如和杨苡二位先生，以她们对哥哥的爱戴与怀念给我以大力协助和厚爱，令我感动不已。杨荧和杨炽为我提供了各种线索和帮助，使我能够敲开一扇又一扇窗户。远在英国的希尔达老人（戴乃迭姐姐），虽年过九旬，双目失明（因退行性黄斑变性成为法定盲人），却一次又一次地接受我的采访，一次又一次地带我走进她深深的回忆，甚至亲自陪同我去拜谒伦敦郊外杨烨的墓地。希尔达的女儿璐丝不厌其烦地通过电子邮件回答我的各种问题。
还有把我领进小金丝胡同六号的赵蘅，是那扇门、那间屋和那坐在绛红色沙发上的老人改变了我的人生；我感激我们的相遇、相知和日益加深的友谊。
还有用镜头记录了我和宪益老人交往中点滴瞬间的阿傅，是他的高度前瞻和职业敏锐为本书提供了珍贵的影像资料；是他的鞭策、拨点，让我面对挫败时选择了坚持；我同样感激我们的相识相知和友谊。
我深深感谢家人的支持。小女儿默蕾制作的精美西点，让我能够一次又一次给老人带去欣喜；大女儿默娜陪我采访希尔达和布兰辰黎博士（杨宪益墨顿学院的同学），用镜头记录了我们面对面的时光；JL陪我拜访希尔达，陪我们一起去杨烨长眠的亨敦公墓，虽然平日从不摸相机，却端着我的相机在郁郁葱葱，墓碑林立的亨敦公墓跑前跑后，为我和希尔达的足迹留下了难忘的画面。
应该感谢的人还有很多。比如大英图书馆亚非手稿阅览室的Nisha，在戴乃迭书信尚未编入目录、进入正常阅读流程时，为远道而来的我提供了阅读机会。比如杨宪益昔日的同事：陈丹晨、吴寿松、赵学龄、熊振儒等等都欣然接受了我的采访，挖掘记忆，提供材料。请原谅我不能一一列举所有帮助过我的人，请大家知悉我心中的无限感激。
由于种种原因，在过去的一年中我频频搬家，居无定所。7月份我又一次大迁徙，漂洋过海，萍踪浪迹，苦于无处安放一张书桌。是好朋友Simone的慷慨与信任，使我能够把漂泊的书桌安放在她Mission Viejo湖边的美丽别墅——环境优美静谧；文字或潮水般喷涌，或如涓涓细流，或像海绵挤水，终于如期汇入《金丝小巷忘年交》。Thank you，Simone，with all my heart！
2014.9
Mission Viejo，C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