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朋友李士钊同志，解放后不久，即遭受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历史公案——电影《武训传》批判的牵连，我们已有多年没见面。一九七八年春天，他突然又到我家中来，谈起他这些年中的坎坷经历。当我看到他的精神依然那样的坚强和健旺时，又使我异常高兴。进而了解到他一九五七年调回山东故乡从事地方志工作期间，虽然受到极不公正的对待，可他在逆境中从未沮丧或消沉过，对于山东文化历史的搜集与整理工作，做出大量积累并取得丰富的成果。这些年来他帮助地方兴建起几处文学纪念馆，其中对淄博的蒲松龄故居纪念馆的建成，做出了更多的贡献。他先后请我国当代著名的作家、学者、诗人、画家们为纪念馆撰写楹联，题诗、作画、题碑、塑像，设计改建明代蒲家庄的街道和城堡等一系列的工作。这些著名作家如郭沫若、沈雁冰、叶圣陶、老舍、田汉、夏衍、阳翰笙等，学者如顾颉刚、俞平伯、梁漱溟、冯友兰、黄药眠、王力、李霁野、陈从周等，画家如丰子恺、俞剑华、李苦禅、吴作人、李桦、刘海粟、曾竹韶、尹瘦石、戴敦邦等，诗人如赵朴初、胡风、臧克家、冯至、常任侠等，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如李维汉、陆定一、王昆仑、胡厥文等都为这座纪念馆题了词。这些历史文献的原件和照片，我大致都看过。他还陆续从北京的古旧书店，设法买来《聊斋志异》的英，法、俄、日多种外文译本和各地方上的不同木刻版本，充实了纪念馆的陈列，供广大国内外瞻仰者们欣赏。我和朋友们对于他的这种热情毅力与锲而不舍的精神，搜集到如此丰富的历史文献材料，都表示无限的赞佩。他还谈到当时正在编辑出版我国著名蒲松龄研究专家路大荒先生生前所撰写的《蒲松龄年谱》和论文集一书。还谈到从六十年代初期，就开始搜集《聊斋志异》在国外的多种语文译本与传播的情况，且已译出英国汉学家翟理斯一八八○年在英国出版的第一个《聊斋志异》英文译本（一百六十四篇）的目录和序言，还移译了捷克汉学家普实克院士一九五九年在丹麦出版的《中国研究》季刊（英文版）上所发表的《蒲松龄〈聊斋志异〉最初定稿时间探讨》一文，这篇论文在多种语文出版的百科全书中，都曾多次被节译和引用，可以称为外国朋友研究蒲松龄和蒲松龄著作的典范。他曾托我在英国搜集些有关资料，我高兴地托一位英国朋友伍芳思（Frances Wood）女士，从大英图书馆书库中，抄来一份包括七种语文二十六个不同版本的《聊斋志异》目录。一九八一年北京中国文学社印行了我和老伴戴乃迭等所译《聊斋志异选》英文译本后，曾寄给他们参考并在纪念馆中陈列。
最近他到我家做客，把自己和朋友共同译成的《蒲松龄著作在国外》一书的原稿送给我看，我通读过共有四十七篇约四十万字的目录。并浏览过全稿之后，觉得这是一项介绍中国古典文学在国外研究情况的巨大工程，作为蒲松龄著作在国外研究资料汇编，对于国内外研究蒲松龄著作的人们，都将大有用处。我知道国外的朋友们，还没有人做过这样规模较大的搜集、整理、汇编和移译工作，这本书对国内外研究比较文学的人，也将会很有参考价值，使大家从中可以了解到《聊斋志异》在国外的广泛影响。
过去我和戴乃迭虽曾选译过《聊斋志异》的若干篇，可是对于全书并未进行过深入和全面的研究，在读过这本书的原稿之后，很愿意为它的出版和传播说几句话。《聊斋志异》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一部奇书。它不仅是唐代传奇之后，最重要的一部文人创作的短篇小说集，由于它的内容丰富，描写当时社会心理的深刻入微，也可以说它是一部描写我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百科全书；它可以和中国的古典长篇小说《红楼梦》《儒林外史》等名著相媲美。这部作品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虽然在民间流传已逾二百年，但还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也没有被认为是一部重要的文学作品。《聊斋志异》在国外倒是早在一百年前的日本明治维新的初期，就已被介绍到日本了。十九世纪后期的俄国，也早有一些介绍和翻译。与此同时，英国也有了翟理斯的译本（差不多是全译本），可见《聊斋志异》被作为一部世界文学名著，它的国际地位被确定无疑了。
目前有些国内和国外的朋友，对我国当前的文艺作品还没有得到“诺贝尔奖金”一事觉得是个遗憾。实际上文学是超越国界的，只要是真正伟大的文艺作品，就不会不被国外重视。蒲松龄的短篇小说，之所以得到全世界的赞誉，正说明了这个道理。我祝贺我的老朋友和他的朋友们，共同完成这有意义的工作，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更多地从事这类有意义的翻译工作，使中国古典文学在国外的深远影响反馈过来，使大家了解。这是中国古典文学的光荣，也是炎黄子孙的光荣。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冬至节”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