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三石开首均曰：“又秦‘嗣王’”。此“嗣王”便指秦惠文王，“嗣”的本义指诸侯继承国君之位，此秦惠文王称王，用“嗣”
无错。由此观之，秦惠文王称王后的十二、三年仍称“嗣王”。
那么，在其称王的当年，公元前325年，必为“嗣王”无疑。
然而一些很有名的学者，引经据典总要把“天子”说成“嗣王”；把“嗣王”又要硬说成“天子”，使人难以理解！“天子”、“嗣王”这两个《石鼓文》中已经再清楚不过的“称谓”，我们认为不能再混淆下去了。
《石鼓文》的刻制年代，有学者已触到了脉搏。郑樵云：“以文中有‘天子’‘嗣王’等语，谓当在秦惠文王之后，始皇之前。”另一位是唐兰，他肯定石鼓作于战国年间。李学勤在中国大百科全书中介绍《石鼓文》，第一句就指出：为战国秦刻石。
二、秦惠文王是《石鼓文》的始作俑者
秦惠文王是秦孝公的儿子。秦孝公是位明君，公元前361年即位后，求贤若渴，任用商鞅变法。商鞅新法推行18年，“秦妇人婴儿，皆言商君之法”。变法的成功，使原来比较落后的秦国，一跃而成为战国时代最先进的强国。公元前337年，秦惠文君继位，与商鞅政见不合，杀了商鞅。而“秦法未败”，商鞅制定的法令没有废除。秦惠文君秉承祖志，强国扩土。公元前332年，秦惠文君六年，魏献阳晋（今陕西华阴县）。前331年，秦大败魏兵，斩首8万。次年魏献黄河西岸之地求和。公元前329年，秦兵渡过黄河夺取魏汾阴（今山西荣河县北）、皮氏（今山西河津县西）。公元前328年，张仪相秦，他迫使魏献上郡十五县。秦既得河西全部魏地，黄河天险在秦掌握①。公元前325年，即秦惠文君在位的第13年，在秦相张仪的帮助下，秦惠文君称王，此年适值“丙申”年。《史记·周本纪》索引《正义》
曰：“孝公子惠王称王，是王者出也”。这是秦人扩张发展史上天大的事情。《史记·周本纪》载：“四十四年（即前325年）秦惠王称王。其后诸侯皆称王”。
溯本求源，看秦人的历史。《史记·秦本纪》载：殷代末期，秦先祖中潏“在西戎，保西垂”。到西周中期，“非子居犬丘（今甘肃天水附近）好马及畜，善养息之。犬丘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马于渭之间，马大蕃息”。因此有功，被“分土为附庸”，“邑之秦”（今甘肃清水县附近）。公元前770年，在西周王朝覆亡的过程中，秦襄公因救周有功，护送平王东迁，被封为诸侯，“赐之以岐西之地”，“襄公于是始国，与诸侯通使聘享之礼”。公元前762年，秦文公迁都于渭之会（今陕西宝鸡市陈仓区内），筑城邑，建国都。公元前714年，秦宪公又徙都平阳（今陕西宝鸡市陈仓区阳平镇）。公元前677年，秦德公徙都雍城（今陕西凤翔县城南），在此居住294年。自秦襄公始建国至秦穆公的一百五十年间，经过与周围戎狄部族的长期斗争，“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成为雄居于西方的奴隶诸侯大国。”①秦献公二年，即公元前383年，将都城从雍城迁到栎阳（今陕西临潼县北）。秦孝公十二年，即公元前350年，从商鞅变法开始，将都城又从栎阳迁到咸阳（今陕西咸阳市东10公里）。
至秦惠文王称王，都城一直在咸阳。
从公元前770年秦占有西周王朝的建都故地岐西以来，历代秦君一方面拓展疆土，扩张势力，一方面大胆改革，强化政治。
同时，在大量吸收周文化的基础上，使秦文化迅速发展。经商鞅变法之后，秦军力强大，政治稳定，经济雄厚。秦惠文王重用张仪称王，是秦国实力扩张发展历程上又一至高无上的“台阶”。
对这样的台阶秦人自然极端重视，十分看重，自然会采取有力措施，记功传远，以求绵延永续。
秦人崇尚祭祀。历代秦君祭天、祭地、祭神、祭祖。秦人也迷信鬼咒。《史记·封禅书》载：“秦襄公攻戎救周，始列为诸侯。秦襄公既侯，居西垂，自以为主少皞之神，作西畤，祠白帝”。其后十六年，秦文公东猎、渭之间，“卜居而吉”。“于是作鄜畤，用三牲郊祭白帝焉”。太史公在此记载之后，有一段极其精彩的论述。述说清了秦人一而再、再而三地在古雍州范围内祭祀，即在今宝鸡地区的陈仓区及凤翔县内祭祀的真正原因。基于此因，后来汉代的历代天子，也先后几十次来此祭祀。《史记·封禅书》载：“自未作鄜畤也，而雍旁固有吴阳武畤，雍东有好畤，皆废无祠。或曰‘自古雍州积高，神明之隩，故立畤郊上帝，诸神祠皆聚云。盖黄帝时尝用事，虽晚周亦郊焉”。“作鄜畤后九年，文公获若石云，于陈仓北坂城祀之”。“其神或岁不至，或岁数来，来也常以夜，光辉若流星，从东南来集于祀城，则若雄鸡，其声殷云，野鸡夜雊。以一牢祀，命曰陈宝”。“鄜畤后七十八年，秦德公既立”，“雍之诸祠自此兴”。“德公立二年卒，其后四年，秦宣公作密畤于渭南，祭青帝”。“其后百余年，秦灵公作吴阳上畤，祭黄帝；作下畤，祭炎帝”。“后四十八年，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秦始与周合，合而离，五百岁当复合，合十七年而霸王出焉’。栎阳雨金，秦献公自以为得金瑞，故作畦畤栎阳，而祠白帝”。这便是秦人自秦文公到渭之会，直到秦惠文王称王这437年间，把雍州、三畤原、陈仓作为祭祠中心的主要记录。诚如杨宽先生所述：一旦有事，“君主宗族中的礼仪以及祭祠天神的典礼，仍要回到旧都雍州去举行，这到秦始皇时还是如此。”①周显王四十四年，即公元前325年，此“丙申”年，秦惠文君作为强秦的后来君主，为其先祖想为而未为之业，终于称王。
这是历代秦君梦寐以求之大业，秦惠文王怎能不回到自己的祖庙、秦人的宗教中心，举行隆重的典礼——祭祀。《史记·秦本纪》载：“（秦惠文君）十二年，初腊”。“腊祭”，这是秦人首次使用中原地区的祭祀礼。这一年，便为其称王前夕，即公元前326年的腊月。《正义》引：“秦惠文王始效中国为之，故云初腊。猎禽兽以岁终祭先祖，因立此日也”。此便看出秦惠文王称王前夕之用心，同中原诸侯国争雄。
秦惠文王此次西行，回祖庙祭祀，强军狩猎，从咸阳宫出发。咸阳宫，在渭水之阳。从《石鼓文》看，选择的是“水清道平”的日子。渭水要清，必须是好多天天晴无雨的日子，平时的渭水是黄泥沙水。此次出行之为何日？《史记·周本纪》载：“四十四年（前325年），秦惠王称王，其后诸侯皆称王”。《史记·秦本纪》载：“（秦惠文王）十三年（前325年）四月戊午，魏君为王，韩亦为王”。此证四月戊午为王的魏王、韩王，在秦惠文王称王当年之后。由此便知秦惠文王称王在前325年的第一季度。《公羊传·春王正月》载：“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文王，周始受命之王）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王者受命改正朔）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王者受命改正朔，自甸侯以至要荒咸奉之，故曰大一统也。起数语，是一部春秋中元年春王正月总注）”。
此便说明，秦惠文王称王，不但在周显王四十四年，此丙申年，即公元前325年的第一季度，更在第一季度之孟春月——正月。
在丙申年正月称王秦惠文王是有充分准备之理由的。
那么，这次回雍州祖庙祭祖，去三畤原①，陈仓祭天祭地，祭陈宝②，狩猎练兵，便应在当年第二季度的仲月，即五月仲夏了。这从《乍原》诗中“亚若其华”，即好像美丽的花朵；《马荐》诗中“马荐”，即青草丰盛碧绿的景色亦可佐证。《汉书·郊祀志》载：“故雍四畤，春以岁祠祷，因泮冻，秋固冻，冬赛祠，五月尝驹，及四中之月月祠之”。即每季度的中间一月祭祀，第二季度的祭祀便在五月。“五月尝驹”，即尝两岁的幼马；五月又是仲夏之月，亦为榴月。故此次秦惠文王西巡“猎祭”便在前325年，此“丙申”年之五月。
出行的状况如何？“猎祭”的军伍是精选了的“工车阜马”；秦惠文王乘座的“銮车”“四马其写”，“六辔骜骜”，“左参騚騚”，“右参馯馯”……秦王之师从咸阳宫出发，旗帜飘扬，军伍车骑浩浩荡荡；经过长途跋涉，来到雍州、陈仓，整整需要两天的历程。
此次为猎祭。猎祭是把祭祀同狩猎结合在一起的。前文已经述及，秦人崇尚祭祀。其实祭祀是利用上帝、神灵在做人的工作。这是人类从诞生以来思想发动和思想统一最税利的武器，使用时间最长，常盛不衰。秦人对此武器掌握的最牢靠，运用及时，能发挥最佳效益。狩猎实际上是在练兵，做军事演习，提高战斗力。这次猎祭对刚刚称王，别的诸侯国继踵称王的秦惠文，意义绝非一般：既荣耀显赫，又心有忧患；既是煊耀，又收拢人心；既告神灵，又演练兵马。
此次猎祭持续了好多天，秦王之师从咸阳浩浩西行，途经“郿邑”，“舫舟西逮”，在渭水逆行。来雍州、“北园”祭祀。庄重祭祀上帝，虔诚陪祭高祖。在河捕鱼，在陈仓狩猎，还祭奠“陈宝”……对此般重大事件，秦人史官采用《诗经》那样高雅优美的诗歌，记述下来，镌刻在十枚硕大圆石上。这便是被后人称颂的《石鼓文》。
“日隹丙申”解
《宝鸡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刊登了拙作《石鼓文制作年代考》，其文中就“日隹丙申”作了如下阐述：“‘日’通‘时’，‘日隹丙申’当为‘时唯丙申’，这里的记时应以年来计算，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一天（另有详证）”。故在此就“日隹丙申”的理解冗叙于下，就教方家。
“隹”即“唯”为金文习语，不再冗述。在此要叙述的是：
“日”通“时”，时以年计，这一特定理解的原由。
凡研究甲骨文、金文的学者均熟知，商代、西商，最早追溯至夏使用干支，主要用以纪日。据此，“日隹丙申”当为记日，过去研究《石鼓文》者均理解为纪日，余为什么在此要理解为“日”通“时”，“日隹丙申”当为“时唯丙申”，时以年计呢？
这里，我首先引用李学勤先生的一句话作为引语：“所以《竹书纪年》中关于战国中叶已有干支纪年的记载应当是可信的。”①《石鼓文》的年代，在拙作《石鼓文制作年代考》中，已证明为战国中叶，即公元前325年五月。那么，此时的干支纪年并非空谈。
“日隹丙申”出于《石鼓文》第一鼓《吾水诗》中。此诗是咏述秦惠文王出行的时间、地点、状况。“日隹丙申”的上句为“天子永宁”，下句才是“日隹丙申”。这就要先看“天子永宁”
中的“永宁”的理解。先前之学者，一般都认为这是对在位天子的“祝福”。在余读《汉书·郊祀志》时，却发现并不是这回事。
《汉书·郊祀志》中载：“后十三世，帝武丁得傅说为相，殷复兴焉，称高宗。有雉登鼎而雊。武丁惧。祖己曰‘修德’。武丁从之，位以永宁。”①武丁在位59年，即公元前1250年～前1192年，在位时间很长，即“长期稳定”，方称“永宁”。据此知“永宁”为“专指、专称”，不是“祝福”。公元前325年，是在位天子周显王姬扁的第44个年头，故能称其为“永宁”，所以，在此当为“年”，不是“日”。“一日”怎么能称“永宁”？连续44年在位，“长期稳定”称“永宁”不会错。
再看第二鼓《而师诗》，此篇与上篇连咏，其文最后有“天子来，嗣王始，古我来”的记述，也很能说明原委。所有研究《石鼓文》者，都在填这三个空白字，真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更有许多学者偏说“天子”就是“嗣王”，“嗣王”便是“天子”。还要套上一个具体“天子”的名讳，以证明其准确。因为各位学者在研究时均按照自己的理解释文，推断刻石时间、事件地点，当然是各有所悟，按需填写了。余理解应填写为“天子赐来，嗣王始位，古我来祭”。因为《石鼓文》是叙事诗，秦王刻石记事，必须慎而又慎，字斟句酌，更不能出现政治失误。秦惠文君称王不论周天子“赐封”还是没有“赐封”，在那战国乱世，血腥年代，秦王都要在刻石时刻上天子“赐封”。前车可鉴。公元前740年，楚武王称王，未经周天子赐封，被各诸侯及天下人视为“僭越”。此时的秦王虎视天下，表面上臣服，实际上暗藏杀机，必须特别注重舆论与人心，要作出姿态和伪装，所以必须是“天子赐来”。对此，秦惠文王的先祖一直是如此做的。有了上句“天子赐来”，下句便为“嗣王始位”，即秦惠文君称王了。最后一句的“古我来”，便是“古”通“故”，即“故我来祭”了。即称王如此天大的事情，必须来雍城祖庙告祖、三畤原祭天、陈仓祭地、祭陈宝。“嗣王”，前文已经述及秦惠文君称王后13年的三方刻石《诅楚文》仍称“嗣王”。那么在此以前13年，即公元前325年秦惠文君称王的当年，称“嗣王”无疑了。而秦国的称王，是从秦惠文王开始的，此年为公元前325年便是“丙申”年。此鼓的记事也是按年记述，那么第一鼓的记事也必然是纪年了。
《尚书·洪范》中载：“曰王省惟岁，卿士惟月，师尹惟日。
岁、月、日时无易，百谷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
日、月、岁时既易，百谷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宁。”①即天子有了过失，就会影响一年，卿士有了过失就会影响一月，百官有了过失就会影响一日。如果年、月、日的时令正常，而不发生变乱，百谷就会因此而丰收，政治就会因此而清明，有才能的人就会因此而受到提拔重用，国家就会因此而平安无事。如果日、月、年的时令发生了变乱，百谷就会因此而欠收，政治就会因此而昏暗不明，有才能的人就会因此而受不到重用，国家就会因此而不得安宁。《尚书·洪范》中就明确记载：天子有了过失就会影响一年，以至于包括五谷丰欠、政治的清暗，人才的任用，国家的安宁。所以，天子的一举一动，是影响一年的，不是一天。“天子永宁”的记事中必然记的是此“丙申”年了。张培瑜在《文物》2003年6月《逨鼎的月相纪日和西周年代》一文中说：“再往后，月相纪日的作用越来越小，到了春秋时期，成了文人雅士达官贵人的笔墨游戏。经过一段时间后，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①《石鼓文》作于春秋之后的战国中期，余以为“日隹丙申”可视作为石鼓文作者的一种高雅，特定的“笔墨游戏”。“日隹丙申”即是“时唯丙申”，时以年计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