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月下来，常年坐机关的干部、战士便能健步如飞，平均体重下降了两到三公斤，而食量大增；长时间烈日下的炙烤，战士们皮肤晒得黝黑，节假日，战士外出购物时，即使身着便服，人们也会说：“这是特警支队的兵！”黑是军人特有的气质，是特警战士特殊的身份证。国旗方队训练，是音乐指挥动作，战士们随着音乐做动作，这对于打惯了擒敌拳，摸爬滚打的“乐盲”来讲，无疑比登天还难。为改变这一状况，支队根据以往的经验提出：强化“乐感”训练。一些特殊措施出台了，每逢支队举办歌咏比赛，训练歌曲《歌唱祖国》成为每场必赛曲目；每天早晨的起床音乐、就餐伴奏音乐都统一用训练音乐代替；参加训练的干部战士人手一本小册子，上面详细记载着每一个音符与所走步点的配合要求。支队还利用两个小时，集中培训小教员，请支队田野副主任专门讲解动作、音乐的配合，并进行逐个考核，逐一过关。
战士刘亚伟是一名班长，每次训练时，看到自己的“部下”踩点很准，而自己老是出“风头”，该出腿时摆了臂，该甩花时喊了呼号，出尽了洋相，觉得自己很“丢人”，为找回面子，从训练科找来录音带，一有时间就听。在考核过关时，他评上了优秀，终于又在自己的班里挺起了“腰板”。为了加强记忆，战士们想出了不少办法，他们将音乐节奏分解成“一、二、三、四”口令节奏，制成简谱，写在纸上，睡下铺的战士贴在上铺的床板下，午休、睡觉时，一睁眼就能看到。由于太疲劳，战士们往往是在背“简谱”的过程中进入梦乡。超强度、超负荷的训练，使官兵们精神高度紧张，在睡梦中许多战士依然喊着白天训练时“祖国万岁”、“共产党万岁”的口号。政治部报道组战士薛俊峰在人员紧张的情况下，被抽调参加方队训练，尽管是一名从后勤战线下来的战士，他依然从难从严要求自己。一天夜里，睡梦中的他依然想着白天方队训练时踢正步、甩花束，整个身子一下子从上铺滚下来，重重地砸在楼板上，不幸中的万幸是被子救了他一命，被子垫底，但右脚根还是被摔伤，他只是到卫生队拿了一些跌打损伤药，便一瘸一拐地上了训练场。
6月17日，班长陈志勇休息时去厕所，尿出的竟是红色的血尿，同班战士马强见状连忙惊叫道：“班长，您尿血了？”陈志勇连忙制止小马：“千万别告诉中队领导。”他装无事般地从容走上训练场。
在国旗方队训练场，无论是清晨还是夜晚，你总能听到激昂的音乐、洪亮的呼号声，一个住在部队附近爱早起晨练的范明贵大爷，掐表作过一精确的统计：好家伙，战士们一天的训练时间加起来足足有十多个小时。心痛战士的他，在一个酷热的中午蹬三轮车拉来一大桶绿豆汤，硬要战士们喝下。
在支队大院，随处可见各中队门前放置的大音箱，那是为强化记忆、掌握表演动作的音乐节拍而准备的。训练场的正前方，摆放着一块块黑板，上面记载着“训练标兵”、“国旗方队训练抒怀”，中队与中队、大队与大队之间进行的挑应战擂台赛，“流血流汗不流泪，掉皮掉肉不掉队”、“谁英雄谁好汉，训练场上比比看”的标语与口号随处可见。
在组成国旗方队的时候，所有举旗人员用力要均匀，否则旗看上去发皱，并且组成整面国旗的10个条幅之间不能有任何空隙，整个表演过程中手始终要牢牢地捏合住。如有空隙，天安门城楼上党和国家领导人看得很清楚，远看像一面破旗。
整个表演7分50秒，1000多名参演官兵中，有70％是在旗下面，表演时，双手始终要紧紧托举着国旗。排练时，战士们托举着替代国旗的红绳，一遍又一遍在晒得发烫的水泥地面踢着正步，长时间机械地举着，双手发酸发疼。
来到训练营地，映入眼帘，进入耳膜的一切，无不显示着特警官兵与国庆50周年诞辰同谐共振的心跳。
伴随着表演日期的一天天临近，一年中最酷热的季节来到了，烈日下的官兵们经受着最严峻的考验。盛夏的烈日火一般烧灼着战士的肌肤，空旷的水泥操场上无遮无挡，蒸气在烈日下升腾。训练科参谋陆建军，每次训练，他都站在二楼举信号旗指挥训练，1000多人的方队从眼前走过，真可谓千军万马，蔚为壮观。由于脚掌拍打地面，方队上空飘扬着尘土。方队中的战士由于上晒下蒸，身体弱一点的新战士咚的一声裁倒在队伍里面。前进的队伍队形不乱，依然前进，紧随其后的救护人员迅速把中暑者抬下场。作为军人，训练的残酷性正基于此。操场如战场。
6月19日，1至8方队在通州机场举行合练，当进行第二遍时，二中队战士陆庆伟刚走出150米左右时，左脚鞋跟被后面的战士不慎踩脱，强烈的队列纪律意识不允许他弯腰将鞋拉上，迈步时，鞋一下被甩了出去，为了不影响整体合练，他愣是咬牙踢完1400米，全程下来水泥碎碴块将丝袜底部全部磨烂，脚掌全是血泡。
那是一个烈日当空的中午，方队训练场演练正酣，一小孩随母亲去看部队的爸爸。路过训练场时，小孩指着正在训练的战士好奇地说：“妈妈，看叔叔尿裤子了。”原来，冒着酷暑训练，战士们的衣裤全被汗透，衣服是干了湿，湿了干，衣服上都“画”上了一个个“盐碱图”。
天真无邪的小孩把汗湿的裤子当作战士尿裤子了。
1999年5月1日，是训练科参谋韩振国与女友的大喜之日。小韩与女友相恋数年，一直筹划着结婚的事宜，由于部队任务不断，婚期只得一推再推，在完成“两会”安全保卫任务后，小韩请假同家与女友完婚，心想这下该度一个安稳、幸福的蜜月。婚后第7天，部队一封“有任务，速归”的电报飞到了小韩的老家，看着沉浸在幸福琼浆中的妻子，小韩的心情难以平静：相恋数年，每年一次的短暂假期可谓来去匆匆，自己实在是愧欠妻子的太多太多，本想利用这段时间好好补偿妻子。当他把暂缓回队的想法告诉妻子时，妻子一脸不悦“当初选择你这个当兵的，我就有思想准备，国庆50周年是件大事，你怎能沉溺于儿女情长呢？你放心去吧，家里有我”，妻子说着眼眶里泪花闪闪。那是一个难以忘怀的早晨，妻子将小韩送到车站，在他额头上留下深情的一吻后，毅然离去。
一位母亲，在丈夫患病去世的情况下，含泪埋葬丈夫，却没有将不幸的消息告诉远在首都警营参加方队训练的儿子。让我们读一读这位母亲写给中队领导的信吧，从字里行间去领略她的拳拳爱国之心，正确对待国事与家事的高贵品质和博大胸襟。
“各位首长，我今天怀着极其悲痛的心情给你们写信，是想麻烦你们一件事：我丈夫吴光俊在浩伟参军不久，患了不治之症——肝癌。虽经数月的治疗，仍不见好转，于1999年4月28日去世。当时，我考虑到孩子刚到部队，正在接受大任务的考验，怕影响他的学习和训练，就没打算让孩子回家。只想请部队首长在适当的时候告诉他，但不要直接讲给他听，那样恐怕他一时难以接受，并开导他不要过分悲伤，孩子父亲的后事已安排好了，于5月2日安葬。家里其他事情我都会尽量安排好，让浩伟不必牵挂，不必回家探望。
“各位首长，作为母亲的心愿就是希望我儿浩伟在部队锻炼成长，现在部队的首长就是我儿浩伟的父母，请你们严格要求浩伟，让他好好学习，当个好兵……”
吴浩伟是该支队七中队的一名战士，1998年12月从湖南株洲农村入伍。家中有身体不太好的父母和上小学的弟弟。父母含辛茹苦把他培养成一名中专生，正当他学习中医毕业之际，20岁的浩伟响应祖国号召，参军入伍。入伍后，他严格要求自己，刻苦训练，并利用自己所掌握的中医专长，为受伤生病的战友按摩、针灸。今年国旗方队训练任务下达后，他主动要求上一线，并在决心书中写道：今年是祖国母亲50周岁的生日，我有幸在当兵的第一年就接受国庆受阅任务，是我一生的光荣，我一定以最好的训练成绩向祖国母亲献礼。在最终得知父亲去世的消息后，小吴强忍悲痛说：“我是家中的长子，弟弟年龄还小，母亲这时候是最需要我回去的，但国旗方队训练是一项极其严肃的政治任务，训练场一个萝卜一个坑，再说母亲已经把父亲的后事处理好，我回去反而辜负了母亲的期望。”
多么可爱的战士，多么可敬的母亲。在得知为治疗吴父的病，吴家已欠下几千元的债务时，一个“爱心慰母亲”的倡仪旋即在中队展开，仅一天时间就收到捐款2655元，寄往小吴远在湖南的老家。
还有一位军嫂，一位战友们一致要为她请功的军人。
九中队副队长陈学友的妻子王朝霞是一名边防警官，5月份来队探亲，此时她已有6个月身孕，来队后，看到炊事班有几位战士因参加方队训练而显得人手紧张，就拖着妊娠反应强烈的身子，强忍令人呕吐的油烟味到伙房帮厨，熬制防暑降温的绿豆汤，亲自送到训练场，无论哪位战士生病后，准能吃上她亲手做的病号饭。
就是这些平凡而伟大的亲人们，用爱与奉献垒起了共和国不朽的长城。
国旗背后的故事
国旗图案设计者——曾联松
曾联松（1917－1999年）浙江瑞安人。1936年考入中央大学经济系。1938年在重庆加入中国共产党，一直担任中央大学学生地下党支部书记工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的设计者。曾任上海日用杂品公司顾问、上海市政协常委。
他一生始终如一地追随着党的指挥。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民族危机日趋深重，正值青年时期的曾联松接受进步思想的熏陶，读中学时就参加“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1936年考入中央大学经济系，第二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央大学仓促西迁，曾联松也随校来到重庆沙坪坝。当时，大后方的抗日救亡运动蓬蓬勃勃，他参加重庆抗日救亡联合会(秘密学联)，积极投身革命。
中央大学迁入沙坪坝后，中共沙磁区重建了中央大学地下党支部，加强了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在进步学生中恢复和新建了一批社团，利用社团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从中发现先进青年，壮大组织，曾联松便是中央大学党支部恢复后发展的新党员，这一年，他21岁。
“平江惨案”后，大后方的抗日救亡运动被镇压，在运动中已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通过中共重庆地下党组织设法转移。为了适应更加严峻的斗争形势，中央大学成立党总支，老党员和新党员分成两个支部，曾联松“临危受命”担任老支部书记。
皖南事变的前夕，曾联松得到组织上“立即转移”的紧急通知，离开了重庆。在紧急疏散中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后辗转回到老家浙江瑞安。为了寻找组织，必须生存下来，便找了一份中学教师的工作。有一次，他读到毛主席新填的词《沁园春·雪》，竟情不自禁地在课堂上讲起来，并用漂亮的楷书抄上黑板，他太想念党组织了！后来又从家乡来到上海。虽然长期未能与组织接上关系，但对党的信念却始终如一。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曾联松在报纸上看到了征求国旗设计图案的启事，意识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成立，便满怀激情地投入国旗图案设计创作之中。
为了绘制出理想的国旗图案，曾联松反复揣摩《征集启事》的要求，精心构思。在不到10平方米的斗室里，忍着酷暑的炎热，废寝忘食地工作，度过了一个又一个不眠之夜，画出了一张又一张草图。
一天夜晚，曾联松到户外散步，脑子里还在苦苦思索国旗图案。当他抬头看见皎洁的月亮和闪烁的群星，突然产生一种意外的灵感：人们常说“盼星星，盼月亮”，而共产党不就是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盼来的大救星吗？对，国旗图案就用大五角星代表中国共产党，用环绕的小星星代表人民大众，象征全国各民族人民紧紧团结在党的领导下胜利前进。他想，旗面用大红色，意寓她是千千万万革命烈士的鲜血染成。五星用金黄色，金光闪闪，色简而庄严，同时也符合中华民族的肤色特征。
环绕大星的小星用几颗最合适呢？曾联松联想到伟大祖国有4000年悠久的文明史（有文字以来），有四万万同胞。还联想到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关于“人民”的论述，其中指出人民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便决定以4颗小星代表人民大众。在布局上，他曾设想把大星置于旗面正中，小星环绕大星四周，但视觉效果不太好，天地不够开阔。经过反复斟酌，把大五角星位置放在旗面左上方，占有四分之一的幅面，4颗小星呈半月形，居高临下，顿觉天高地阔，仿佛金星闪耀，光照神州大地。五颗金星的结合图形，大小呼应，形成一个椭圆形，大体上和我国疆土的几何图形相类似，既显得平稳和谐，明朗而有气势，也表现了中国的地理特征。而且五星之间，似众星之拱北辰，也充分代表了新中国以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本质特征。
8月上旬，曾联松根据深思熟虑的构思，精心绘制了一幅五星红旗的图样，怀着庄重而诚挚的心情，将它寄往首都北京。9月25日，全体政协委员审阅了《国旗图案参考资料》，毛主席指着红地五星旗图案说：这个图案表现了我们革命人民大团结，现在要大团结，将来也要大团结。这个图案反映了中国革命的实际。毛主席的见解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同。27日，经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投票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红地五星旗，同时决定将原来大星中的镰刀斧头去掉，旗面显得更加简洁明快。
1985年11月，曾联松重新回到党组织怀抱。在支部会上，他是这样说的：“我要入党，我本来就是在党的人，我要落叶归根。就算我已经退休了，我也需要党！我永远相信，五星红旗不会倒，愈经风雨，它将愈鲜艳夺目。”
步入暮年的曾联松，更是把全部心血投入到对祖国的无限爱恋中。他曾告诉家人，这一辈子还有三个心愿：一是看着五星红旗插上香港岛；二是看着五星红旗在澳门上空飘扬；三是海峡两岸早日统一，让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都飘扬着五星红旗。
1997年，五次中风后的曾联松已不能走动，躺在病床上，当听说为迎接香港回归上海自来水公司组织一个自行车队，准备骑车1997公里，到香港参加“七一”庆典，并想赠送由他签名的国旗，病中的老人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在护士们的帮助下，用了三天时间，在150面五星红旗上签上了共和国不忘记的名字“曾联松”。当签完最后一面旗上的名字时，老人的手再也举不起来了，他开玩笑似的对护士说，如果叫“丁一”就好了，只要写三笔，可“曾联松”三个字却要写三十二笔。
国旗之子——陶维革
说起国旗，人们会不约而同地对一个熟悉的名字肃然起敬。他就是被誉为国旗之子的陶维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