抢夺结束后，联军为了掩盖罪行，便决定放火烧毁圆明园。当时，英国公使额尔金发表声明，说圆明园是中国皇帝酷爱的行宫，为了警告皇帝不要跟我们作对，我们有必要把圆明园烧毁！
1860年10月18日、19日，三四千名英军在园内到处纵火，大火烧了整整三天三夜，圆明园几乎成为一片废墟。事后，据清室官员查奏，圆明园仅有二三十座殿宇亭阁及庙宇、宫门和值房等建筑幸存，但门窗多有不齐，室内陈设和几案尽遭劫掠。
烧毁圆明园后，联军又抢劫和烧毁了畅春园和万寿山的大报恩寺、静明园的16景、静宜园的28景和81间铜殿。
辛酉政变
咸丰在位的10年间，可以说是内忧外患不断：先是轰动全国的太平天国起义，紧接着又是英法等国的乘机要挟；沙俄更是狼子野心，占据了东北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在这种内忧外患的交迫下，咸丰帝身染重病后，一病不起。1861年7月，咸丰深知自己将要离世，便像历代君王一样开始考虑托孤一事。当时懿贵妃（慈禧）是权力欲极强的女人，而皇后钮祜禄氏（慈安皇后）则没有主见。为了防止出现女人专权的局面，咸丰把辅政的重责交给协办大学士、尚书肃顺和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等八个大臣。在他看来，这八个大臣足以对付懿贵妃。
但是，咸丰留下的“御赏”和“同道堂”两颗印章，却埋下了后宫垂帘听政的祸根。原来，“御赏”是咸丰帝赐皇后钮祜禄氏的私章，“同道堂”则是咸丰帝赐给独子载淳的私章。这两枚私章合起来便成为了皇权的象征。不难看出，咸丰帝的意思是想用这两颗印章来制约八大臣，防止他们犯上作乱。
咸丰皇帝死后不久，八大臣便上了一个极有利于懿贵妃的章疏，尊皇后钮祜禄氏为慈安皇太后，尊懿贵妃叶赫那拉氏为慈禧皇太后。
当时，年仅26岁的慈禧一心想要把持朝政大权。咸丰在位时期，慈禧曾帮咸丰帝批阅奏折，从中学到了很多治理朝政的东西。按照当时的清朝家法，太后可以垂询国事，也就是“听政”。咸丰死后，慈禧利用此规矩，向东宫慈安太后提出应废除“顾命体制”，而改为垂帘听政之制。慈禧太后深知贸然提出垂帘主张，一定会招致大臣的反对和清议的不满，于是事先拉拢恭亲王奕共商计策，两人一拍即合。慈安太后为人宽厚和平，又不懂朝政，所以一切听从慈禧的安排。
1861年11月2日，慈禧发动宫廷政变，以幼帝之命发布上谕，解除载垣、端华和肃顺等大臣的职务，并把他们处以极刑。同时，她还宣称将和另一个太后共同垂帘听政，并命奕为议政王，改年号为“同治”。名义上虽有两个太后垂帘听政，可实权却只掌握在慈禧一手上。
慈禧太后（1835—19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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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帘听政
垂帘听政是我国封建时代一种特有的政治现象。根据嫡长子继承制，如果皇帝死后，则由他的长子继承皇位。但如果即位的新皇帝太小，还没有足够的能力处理好政事，就需要由亲属中具有威望的人来代替皇帝行使权力，即“摄政”。此外，为了表示男女有别，皇太后在处理政事接见大臣时，要用帘子遮隔，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垂帘听政”。
重大动荡。因这次政变发生于辛酉年，故被称为“辛酉政变”。
通过这次政变，慈禧完全掌握了清王朝的实权。当政后，慈禧依靠曾国藩、李鸿章，勾结外国侵略势力，先后镇压了太平天国和苗民、回民起义，暂时保住了清王朝的统治。中日战争爆发后，因慈禧一味求和，并幻想列强出面干涉、调停，最终导致了甲午战争的失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1898年，为了阻止光绪帝实行变法振兴国家的决定，慈禧发动政变，扼杀新政，将光绪帝软禁在颐和园瀛台。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挟光绪帝出逃西安。次年，清廷又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
1908年11月14日，光绪皇帝驾崩，慈禧拥护年仅3岁的溥仪为帝，年号宣统。次日，慈禧病死，结束了对清朝长达47年的统治。
李鸿章与洋务运动
李鸿章1823年出生于安徽合肥。长大从政后，曾入曾国藩幕下，并于咸丰十一年出任巡抚，同治九年（1870年）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执掌清朝大权。出任北洋大臣后，李鸿章致力洋务，开办军事和民用工业，并建立了北洋水师。
19世纪60年代初，曾国藩、李鸿章和左宗棠等人发起洋务运动，他们先从兴办军工业着手。同治二年至三年（1863—1864年），时任江苏巡抚的李鸿章在上海设立了三所制炮局，并将其中一所交与英国人马格里管理，让他监督生产。李鸿章的这一做法在当时让很多人不解，也招来了很多人的唾骂，但李鸿章并不以为然，因为他的目的只是借此机会来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
炮局建立初期，规模很小，只有50人，连一台像样的机器也没有，每天也只能生产炮弹100多发。为了扩大生产，李鸿章从淮军中挪出部分军饷，并让马格里从英国买入一批制炮机器，提高了炮局的生产效益。
同治四年（1865年），清军攻占太平天国都城天京后，李鸿章在两江总督曾国藩支持下，在上海成立了江南制造局。该局除了生产枪炮之外，还制造一些军用船只，并建立了炼钢厂和栗色火药厂等。在当时，江南制造局可算国内最大的兵工厂，其经费充裕，技术力量雄厚。同年，李鸿章还把马格里主持的苏州洋炮局迁到南京，扩充后改为金陵制造局。但由于官办军事企业的产品不计成本，不管盈亏，更不考虑市场需要，再加上军医出身的马格里对技术是外行，所以该局生产的大炮和弹药大多为质量低下的劣质品。
光绪元年（1875年），大沽炮台的官兵们在试放金陵制造局造的两门68磅重的炮弹时，发生了意外，爆炸炸死了5名士兵，炸伤官兵13人。这事传到李鸿章那里后，他极为愤怒，立即把马格里招来天津问话。
马格里见到李鸿章后，李鸿章让他亲自试放。马格里见李鸿章极为严肃，只好赶鸭子上架，自己试放炮弹。结果，在马格里试放时，炮弹又一次爆炸，气愤的李鸿章当即辞去了马格里的一切职务。
不久之后，李鸿章出任直隶总督，接管崇厚开办的天津制造局。上任后，李鸿章辞去了英国商人密妥士的职务，从此决定不再任用英国人。
在当时，虽然很多工厂制造出了船只和枪炮军火等，但生产需要的机器和原料等生产资料均来自国外。对此，连李鸿章自己也说：“物料匠工多自外洋购致，是以中国造船之银，倍于外洋购船之价。”
19世纪70年代初期，李鸿章开始督办海防。早在太平天国战争末期，李鸿章便已形成了一套唯武器论。70年代中期，由于日本侵台，导致中国赔款50万两白银，对此，朝廷提出了六条“紧急机宜”，希望通过此措施早日达到“自强有实而外侮潜消”的目的。
此后不久，李鸿章先后委托总税务司赫德向美国的阿姆士特龙兵工厂买下了10艘小型兵舰，即所谓蚊子船和碰快船。后来，在他提议下，山东和广东等省也纷纷购买蚊子船。可李鸿章认为仅仅这样还不够，为了能让清军得到好的装备，他说：“欲求自强，定购铁甲不可。”此后不久，他便通过驻德公使李凤苞向德国的伏尔舰厂订购了两艘6000匹马力的铁甲船（定远号、镇远号）和一艘2800匹马力的钢甲船（济远号），并于光绪十一年（1885年）驶抵中国。
光绪十四年（1888年），李鸿章正式建立北洋海军。当时，北洋海军装备了20多艘军舰，并建设有旅顺口和威海卫两个主要海军基地。光绪十七年（1891年）和光绪二十年（1894年）李鸿章曾两次检阅北洋舰队，说：“渤海湾已成深固不摇之势。”可在之后不久的中日甲午战争中，北洋舰队便全军覆没，败给了日本。
江南制造总局造炮厂
李鸿章在洋务运动中的活动远不止这些。除了上面说到的，他还筹办了一些民用企业，如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电报总局和上海机器织布局等。
1871年，李鸿章提倡由容闳等人率华童去美国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和制造等学科。这些赴美的人中，就有后来成才的詹天佑和吴仰曾等科学家。出国留学的他们给清朝带回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并在中华大地上传播了西方的新思想和新观念，对中国知识界和思想界影响极大。
可引进一些先进的科学技术，必须有一个良好的文化，要不就很难走上科学强国的道路。李鸿章等人从事的洋务运动正是由于缺少这样的“文化”，最终不得不以失败而告终。虽然洋务运动最终以失败为告终，可当时引进的一些先进科技和先进管理知识，却培养了一批科技人员，从客观上为以后资本主义的发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十一月，李鸿章因病去世。其时，清朝已风雨飘摇，大厦将倾，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正在积极地酝酿中。
甲午海战
中日甲午黄海之战是日清战争（1894年）中一次激烈的海战，也就是通过这次战争，日本从中国版图上割占了台湾。
其实，早在明治时期，日本就确立了“大陆政策”。但是，日本企图先攻占朝鲜和台湾，然后再进一步侵占中国乃至世界。
1876年，日本在攻占朝鲜后，强迫朝鲜签订了《江华条约》，使朝鲜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开始解体。1885年，日本利用朝鲜的“甲申事变”，要挟清政府订立了中日《天津条约》，并规定，要是朝鲜本土发生重大事件，中日两国或一国需要出兵朝鲜时，必须事先相互通知。这样的规定，使得朝鲜陷入了“一仆两主”的局面，为日本出兵朝鲜，爆发日清战争埋下了伏笔。
19世纪80年代以后，日本开始向帝国主义过渡。90年代后，随着经济危机的出现，日本加速了战争准备的步伐，用国家财政的60%来扩充军备。此后不久，在日本不断威逼下，东北亚局势陡然紧张，战争一触即发。
1894年4月，朝鲜爆发了东学党农民起义。无力镇压起义的朝鲜国王请求清政府派兵镇压。同年6月5日，李鸿章派直隶提督叶志超和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兵1500人渡海赴朝，协同朝鲜镇压起义。而日本早在6月2日便开始向朝鲜派兵，并于6月8日又派兵在仁川登陆，控制了从仁川到汉城一线的战略要地。7月25日，日军向牙山一带的清军发起进攻，很快击败了叶志超和聂士成率领的支援军。与此同时，日本联合舰队在黄海海域截击了中国广乙、济远两舰和清朝租用的英国商船高升号。随着战事的推进，8月1日，中日两国正式宣战。9月15日，日军兵分四路进攻平壤。平壤失守后，主将叶志超仓皇逃回国内。
这一期间，海上的日本联合舰队气焰嚣张，一直伺机寻找机会和北洋舰队决战。9月16日，海军提督丁汝昌率北洋舰队护送援军至大东沟。9月17日11时，丁汝昌率军返航行至大东沟以南黄海海面时，与日舰相遇。发现日舰后，丁汝昌遂令定远和镇远二艘铁甲舰居中，为“人”字阵列迎战。到了中午12点50分，双方进入对峙状态。随后，北洋舰队先发制人，发出了第一排炮弹，但没有一发击中日本军舰。随后，日本吉野等四舰凭着它的快速，横越定远、镇远两舰，绕攻右翼超勇和扬威两小舰。超勇号中弹后起火沉没，扬威号上也燃起熊熊大火。与此同时，在定远舰上指挥的丁汝昌因船身猛烈震动，从飞桥上摔下，身受重伤。为了能让清军继续作战，丁汝昌命定远号管带刘步蟾受他指挥。刘步蟾任命后，率领定远号等舰猛击日舰“比氰”、“赤城”和“西京丸”，击毙赤城舰长—日军少佐坂元八太郎，比氰号和赤城号因受损严重退出战列。
战斗持续到下午两点半时，北洋舰队被日本海军精锐的“吉野”、“高干穗”、“秋津洲”和“浪速”四舰包围，情况十分危急。当时，为保护旗舰，刘步蟾下令开足马力，疾速驰向阵中，但在吉野等四舰围攻下，旗舰船身多处受伤。随后，日军“吉野”又连续向致远号发射重磅炸弹，企图一举击沉致远舰。就在这时，邓世昌对帮带大副都司陈金撰说：“倭舰全靠吉野，如果把它撞沉，足使倭奴丧气！”邓世昌话音刚落，清舰就被对方鱼雷击中，其中一发鱼雷击中机器锅炉，使得船向左倾，邓世昌和大副陈金撰等全舰将士落水。
落水后，随从刘忠将自己的救生圈让给邓世昌，但邓世昌死活也不接受。正在这时，恰好有一艘中国快艇驶来，只听艇上水手们喊道：“邓大人，邓大人，快上船！”尽管水手们喊得声嘶力竭，邓世昌始终不为所动，他决心带着将士们和致远舰同生死。就这样，他身体逐渐淹没，壮烈牺牲。这一仗，清军损失惨重，致远号上的200多名官兵最后只剩20个多，其余全部壮烈殉国。当时，晚清坊间有《所闻录》说邓世昌之死：“我海军定远舰管带邓壮节公，身短发秃，军中呼为邓小辫子。平素言笑不苟，爱一猎犬。黄海之战，致远沉没，公落海死。犬跳入海中，衔公辫，及尸身捞出，尚未放。”
北洋舰队右翼阵脚的“超勇”和“扬威”二舰也难逃厄运，最后都中弹沉没。这样一来，经远舰就失去了保护。虽然失去了保护，但经远号在管带林永升的指挥下，始终和敌舰激战。最后，敌舰集中火力以排炮猛攻经远舰，林永升中弹身亡。大副陈荣和二副陈京莹等也相继中炮身亡。没过多久，经远舰就在熊熊烈火中沉没，水手生还者不过16人。
下午5点多，“靖远”舰在叶祖珪的指挥下，修复好了漏洞。在他的指挥下，北洋舰队向日舰猛击，声威大震，日舰这时损失惨重，掉转船身向西南海面远遁。
在这场惨烈的黄海之战中，日本军舰受损5艘，北洋舰队沉舰5艘。事后，有人说北洋舰队损失比日本联合舰队大，也有人说胜负相当、平分秋色。但不论怎样，众口一词都是说李鸿章不该为保住自己的实力，而令北洋舰队龟缩在威海卫军港内避战不出，白白将黄海和渤海的制海权交给日本。李鸿章也因此遭到了不少人的唾骂。
戊戌变法
甲午战争的失败标志着清政府洋务运动的失败。甲午战争后，作为战胜国的日本一跃而起，成为军事强国，并走上军国主义道路。而中国半殖民地化性质则逐步加深。为此，一些爱国人士开始思考救国图强的方法。
这一期间，当属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思想最为活跃，主要代表人物有康有为、梁启超和谭嗣同等人。他们以“变法图强”的口号，组织学会，办报纸，开展救国活动。
1895年，康有为和梁启超等数千名有识之士联名上书光绪皇帝，表示反对和不承认清政府签订的《马关条约》。后来，这一事件被称为“公车上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