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传中老师离世已四月有余，作为他生前最要好的文友，我还未曾为他写下只字片语，在某些人眼里我估计已是个无义者。其实，在王传中老师离世至今的这段日子里，我几乎每天都在回忆与他交往的点滴，时常沉浸于他远逝的伤痛之中。之所以迟迟没有动笔，是唯恐自己文字的无力，无法准确表达他予我的恩情。
我跟王传中老师是1993年认识的，这个所谓的“认识”仅限于书信。那个时候我高考落榜已近两年，一边工作一边做着作家梦，写了一批少儿小说，到外面投稿均无音讯，只能发在内刊《少年文艺报》上。其中有一篇，与王老师的诗歌同版。说实话，当时的我还只是一个初学者，不很明晰写作应承担的职责，只希望能冠以“作家”的头衔，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所以王老师被我所注意，并非他的那首诗歌，而是附在诗歌末的简介——绍兴县文协副秘书长。在我的认识里，“文协”应该类似于“作协”，便急迫地写信给他，希望成为其中一员。
如我所愿，王老师很快复了信，并附来一份入会申请表。但让我意想不到的是，之后王老师尽管竭尽全力，但我始终未被吸纳进去，直到1994年10月底，我给县文联主席写了信，才得到一本不编号的会员证。而在此期间，我因离乡在广州打工，虽未跟王老师见过面，但一直受到他的关爱，他不仅时常来信鼓励我写下去，还推荐我的********处女作，在老家的《百草园》杂志上发表。这对当时身处逆境的我，无疑是一种莫大的支持。在我的眼里，他充当着修伞人的角色：
修伞的人，坐在暖融的太阳底下/缝补经年的雨天。修伞的人/能在晴天看到下雨的时候/能把脆弱的骨骼扶直/把风湿的关节所能支撑的力度/重要地纠正/这样的长跑就会很有信心//而我看到修伞的人脱胎换骨/是在很多年以后的早晨。雨过天晴/卖冰棍的太阳伞下，修伞的人/吆喝炎热的夏天//大群运动员经过这里解渴/他们随意而疲惫地靠近冬青/就听见修伞的人撑开收拢的话筒/“请你们不要折断树枝/他们的生长需要每一次爱护”（王传中《修伞的人》）
1995年秋，漂泊两年之久的我，终于暂时回归了老家，第一次跟王老师见面。可让我深感意外的是，在整整两年时间里，一直以“兄弟”呼我的他，竟然是我父母的同辈人。这一方面见证了他的谦逊，不像某些作家习惯于倚老卖老，另一方面表明他的胸腔里，跳动的是一颗年轻的心，因为通过他的诸多诗歌，无不让我感受到青春常在。那次相见，虽然让我确切了解了他的年龄，但并未为此产生任何隔阂，只是让我多了一份对他的敬重。
但我对王老师真正的了解，是在1997年4月之后。当时，我在家乡小镇上开店失败，前往绍兴县文联当临时工。由于我俩的单位相距很近，又有着以往建立的情谊，他自然成了我最亲近的师友，每当我创作上有得失，生活上遇到困难时，倾诉的首个对象必定是他。渐渐地，我跟他之间的那种关系，不再局限在文学的范畴之内，而升华为没有血缘的亲情。他从对我的无比关爱，一直延伸到了我的家人，甚至于我的一些亲戚。
深深地记得，在我绍兴工作的四年里，我俩无数次在他食堂就餐，每次总是他买单请客，我们总是面对面坐着，合饮着一瓶啤酒，他有一点跟我一样，喝不了几口就脸红，我们相互推让着，说自己酒力不行，企图让对方多饮一些。每次饭后，我都随他去他的办公室，那里简陋而不失清静，我喝着他给我沏的绿茶，跟他漫无边际地长聊，但话题总绕不开文学，以及跟文学相关的人事。
他自己独身，但很关心我的婚姻。有次，朋友帮我介绍了一个女孩，正好是他们医院的护士。他知道后到处打听，了解到她曾因男友生病而将其抛弃，便认为她是一个势利的女孩，建议我中断跟她的联系。而当我后来在杭州，跟我妻子（当时的女友）恋爱时，他闻讯非常高兴，不仅来电祝贺，还在关于我的一篇印象记里，兴味盎然地写道：“一位西子姑娘深为他的文学才华所动，将与他结为秦晋之好……”用文字的形式，第一个将喜讯传达给我其他师友。
而凡我的家人和亲戚或生育或治病或住院，他总是义无反顾地放下手头的工作，亲自领着他们去挂号、排队、看望，有时甚至于付款。他留下他们较为一致的印象：走路特快。这也许是他军人出身的缘故吧。而他们对他唯一的评价：“人真好！”我的父辈喊他“王老师”，我的同辈喊他“叔叔”，我的下辈喊他“外公”。当他们从我口中得知，他不幸离世的噩耗时，无不深感震惊和痛惜。
通过跟王老师的深入交往和了解，我无不感受到他的正直、执着和重感情，但很多不了解他的人总对他存在误解，认为他是一个性格孤僻、难以亲近的人。我刚到绍兴县文联工作初期，好多文友得知我跟他关系密切，无不表现出不可思议的神情。后来我才了解到，他们之所以持有那样的看法，是因为他曾为感情神经错乱过，还由于直到现在依然孤身一人。他们看到了事物的一面，去忽视了它的另一面：那岂不正说明了他的执着和重感情？
也正因为这个因素的存在，加上王老师固有的文人的清高，尽管他对文学像生命一样热爱，且在诗歌和影评领域硕果累累，但依然被当地文坛所漠然和排斥，他几乎无缘当地的每一个文学奖项，甚至发表作品都显得异常艰难。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一些根本不知文学为何物的人，都通过关系轻而易举加入了省作协，而他写作数十年发表作品无数，竟然数次被拒于省作协的门外，直至离世还只是市作协会员！
然而，参加省作协一直是他的心愿。为此，我曾建议他活动一下，但他似乎不为所动。在我跟省作协有了近距离的接触，对吸纳会员一套有更深了解时，正好他来省城参加政工方面的培训，我便再次向他提出了建议，并承诺帮他邀来那些“权威”，一起吃顿饭拉一下关系，但他又一次表示了婉拒。也许在他的认识里，那样做似乎是可耻的。他期望通过自己的作品，来打开省作协那扇大门，这正如他的《我坚强地顶着雨行走》所唱：我坚强地顶着雨在大地上行走/此刻的雨，毫无落入玉盘的意思/我听到音乐，同时雨打芭蕉/我的头发没有叶帽覆盖/只有黑色植物高高在上，只有被雨/丢弃什么，我的距离才发生改变//而我的寻找和我的步履一样/义无反顾。我法让雨倒回/我坚持向前行走，设法想象/忘在家中的谚语，此刻如果迅速撑开/那么周围的空气，粮食和道路/就会顷刻清新起来。就会使晴朗/依偎在身旁。一小片天气预报/就会愉快地和我回到家中//然而现在我依然顶着雨行走/我不需要什么呼喊，我和大地/经历并且融合。艰难的前方/节气充沛地湿透我秋天的衣裳而特别让我敬畏的，莫过于他为人的正直。1999年下半年，我因受到当地文坛某些掌权者的排挤，被迫离开了绍兴县文联。当时，曾经要好的一些文友，为了自己的利益考虑，暴露了势利的本性，纷纷疏远和冷落了我，而他和其他一些正直者，不顾自身的切实利益，旗帜鲜明地站在了我这边，以至于后来的日子里，在我离开绍兴赴杭州后，都被当地文坛划入另册，一直备受排斥和打击，尤其他的遭遇更甚。
我2000年到达杭州后，跟王老师的距离远了，加上整天为生活奔波，与王老师的见面日益渐少，但我们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每当我创作上有新的收获，必定会打电话告知他，而他也在时刻关注我的发展，几乎每次老家的报纸宣传我，他都会细心收藏起样报，然后用挂号信邮寄给我。而每次有机会来杭州，无论事务多么繁忙，都会抽空跟我面聊。而我也是如此，有机会去老家城里，也必定前去拜望他。
记得在他生前最后一次见面，是在2007年10月20日下午。那天上午，我回老家途中，接到大姐电话，叫我在城里暂留，帮外甥女炀炀配眼镜。因为外甥女有弱视倾向，为了验光验得准确一些，便去王老师所在医院检查。去之前我打了电话给王老师，他正好在参加县总工会的活动，因为他是医院工会副主席。但他还是打电话给医生，托付她对我们多加关照。下午我们正在配镜片，工会那边的活动还没结束，他就急匆匆地赶了过来。
那次见面，他告诉我计划年底新出一本诗集，退休后陪着老父去旅游，写一部长篇自传体散文。问及我最近有什么新作问世时，我提到当年《西湖》12期将发我的作品小辑，他不断地叮咛道：“到时一定寄一本给我。”因为当时已近黄昏，我们还赶着回家，与王老师未能深谈，只在眼镜门市部做了简单交流，然后便挥手告别。直到现在，他站在路口不断挥手的情景，还清晰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到了那年的12月，我的作品小辑，如期在《西湖》刊发。但我没有寄给他，只放了一本在包里，以备春节后去城里，拜望他时当面交给他。然而很遗憾，那年春节后，我虽然去了一次城里——吃表外甥女的喜酒，但因为男方没准备住宿，吃完喜酒便送我们回家，我根本无暇跟王老师见面。春节过后一上班，接受了杭州市文联的任务，突击写抗雪救灾的报告文学，那本《西湖》虽一直放在包里，但终于没有工夫寄出去。
2008年2月21日下午，因杭州市文联的任务非常紧迫，我正全心投入于那篇报告文学中时，接到了绍兴张建之老师的电话，他告诉我王老师从楼上摔下来，听别人跟他说伤势非常严重。他清楚我跟王老师的那份情谊，所以特地打电话来转告我。我听罢，立即打王老师的手机，提示已关机；又打他的办公电话，无人接听。我顿时预感到了一种不祥。后打电话到医院总机，接线的给我转到了病房。接电话的是治疗他的医生，说王老师处于深度昏迷状态，生还的希望已经很渺茫。
我追问造成王老师生命垂危的原因，那位医生顿时言语变得吞吐，后便推说不是很清楚，但提供了王老师大妹的电话。在王老师大妹处，我才得知详情：2008年1月31日那天，王老师所在医院病人家属闹事，堵死了医院领导办公楼的大门，王老师因要出席县总工会的紧急会议，在无法突围的情况下选择了翻楼，结果不慎失足从三楼摔了下来。从那时起，他就一直昏迷不醒。我闻讯，震惊不已！那一刻，我才突悟，大年夜发祝贺短信给他，为什么意外地没有回复！
通完电话后，已到下班时间，我收拾包回家。因那天恰逢元宵，杭城非常热闹，一路过去爆竹震天，但我内心无比疼痛。我无法接受壮志未酬的王老师，竟然将要那么早地离我们而去！当天晚上，我停止写作，深陷在巨大的伤痛之中，泪水几度湿润了我的面庞。我无数次双手合十，求助上苍降临奇迹，挽留王老师的生命，让他完成未了的心愿——新出一本诗集，退休后陪着老父去旅游，写一部长篇自传体散文。
但生命不可逆转。2月28日那天，绍兴谢方儿老师发来短信，告知王老师于昨日中午离世。第二天，我获悉他的追悼会将于3月1日召开，赶紧打电话给张建之老师，委托他帮我预订一个上好的花篮。其实，21日至28日的七天里，我一直处在极度矛盾中，一方面想去探望病危的王老师，另一方面我又害怕面对他。因为在此期间，张建之老师曾来电给我，说他去探望过王老师，他已昏迷不醒，而且面目消瘦，目睹令人凄惨。我希望留一个美好的他，永远在我的心目里！
3月2日，在追悼会上，我面对着王老师，禁不住泪如雨下。在追悼会现场，我第一次见到了他的弟妹，他大妹哭着告诉我，她哥哥经常有提到我。但我清楚无论再怎么提，除了我和他自己，不可能有第三个人，能真切体会到我们的感情！我们不是亲人，但胜似亲人。我们的交往，不夹杂世俗的成分，是那么的纯真和透彻，可它又是那么的光亮，就算现在他已经离去，留下来的余温，仍足以温暖我整个心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