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十岁的光景，有个算命的说，我这个人有些难养，最好能够“寄”出去。于是，家里给我找了个寄拜娘，顺便也就有了个寄拜爹。
那个时候，寄拜爹快五十岁了，在生产队当副业队队长，每天带着十来个妇女，“服待”村外一大片果林。尽管他长得牛高马大的，但说起话来和缓得很，按父亲的话说：“就算给人打了巴掌，都不太会出声。”
寄拜后，我们两家不单逢年过节，平时也频繁地走动起来。那段时间，我天天去他家玩。寄拜爹呢，也几乎每晚到我家来串门。他总跟其他几个邻居，围坐在我家的八仙桌旁，就着一盏煤油灯的光，听是大队拖拉机手的父亲，讲述外地的一些奇闻怪事。
让我印象最深的是，每次他一落座，不出一支烟工夫，就会双手捂着茶杯，合着那对疲惫的双眼，一个劲儿地打瞌睡。但他未必真的在睡，因为当父亲讲到惊险处，他总会突然插上几句嘴。
寄拜爹待我很好，不时地利用工作之便，在副业队里“捎”几个梨，趁无人之际悄悄地塞给我。他家的其他人也不错，都把我当作自己人。最让人感动的是，寄拜爹的老父老母，待我比自己孙子还亲，家里攒下了几只蛋，首先想到的是给我吃。
然而，好景不长。过了不到两年，我们两家就断交了！原因很简单：当时分田到户了，我家买有一张塑料布，用来晾刚收割的稻谷。那年秋收，寄拜爹家动手比我家早，借走了我家的塑料布。过了几天，我家也要收割了，上他家去讨。不知咋的，寄拜娘竟然不高兴了。
随后到来的一次节日，寄拜爹家破天荒没叫上我家。我家自然也以牙还牙，接下去的节日里，也特地没去喊他家。这样一去一来，矛盾就很明显了。接下去的日子里，寄拜娘见了我，不理不睬的，喊她也不应。有过如此几回，不光对寄拜娘，对她家其他人，我也都不好意思喊了。到了那年年底，两家已形同陌路。
后来，随着我年岁的增大，几乎淡忘了寄拜这事时，有一天父亲突然告诉我：“老南瓜（寄拜爹的绰号）说，你现在是风头上的人了，不能再跟那些人来往。还说，你跟同行一起喝酒，一定要多加防备。”父亲还说，他提到我的时候，还跟当初一样，口口声声“我家钢粮，我家钢粮”的。
我听了，尽管觉得他的担心是完全多虑的，但心头还是被深深地触动了。我无法想象时过境迁，都过五分之一个世纪了，他竟然还能这样惦记我，为他曾经的一个寄子。但我终究没有说什么，只是淡淡地一笑了之。
这以后的十年里，我定居在了省城，很少回到老家去。偶尔回去碰上他，也没什么话好说，最多相互打个招呼。而这种时候，往往是他先开口：“回来了？”然后是我的应答：“嗯。”接下去，都不再说话，或陷入沉默，或佯顾左右，以消除彼此间的尴尬。
但在背地里，我还是挺留意他的景况：譬如三个儿子都不赡养他们，他们夫妇生活得比五保户还苦；又如他去年大病了一场，因为没有钱住不起院；再如他路都还走不动，又硬撑着干活去了；还如他这次真的爬不起来了，听说还时不时地说疯话……
最后一次听到他的消息，是在上个月末的某天晚上。我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父亲在电话里告诉母亲，老南瓜昨天晚上没了，他正帮着料理后事。说到这里，父亲叹息了一声，喃喃自语：“到现在为止，还不知道他三个儿子，肯不肯出钱给他办丧事呢！老南瓜这个人可真是苦了一世！”
母亲接完电话，把消息转告了我，我没有作声，却思绪万千。我虽依旧盯着电视，但浮现在眼前的，不再是电视里的内容，而是那段曾经寄拜的岁月：他坐在我家八仙桌前，双手捂着茶杯在打瞌睡；他趁无人看见之际，将搞来的几个梨，塞到我的口袋里……
几天后的一个夜里，我第一次梦见了他。在那个梦里，我又成了小孩，而他还是寄拜时的年纪，我们就在老家的河边——我大姐如今开的店门前，他突然伸出了双手，托在了我的腰间，然后将我高高地举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