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降落乌鲁木齐机场，我们从建康的早晨飞到了高原的中午。耳朵里的轰鸣还没有完全消退，领队已经办好了飞往喀什的登机手续。我手里的旅行包似乎也很不情愿，它们想赖在地上不走，和我一样想休息一阵。我们此行不是来旅游，一支十四人的队伍驮着各式各样的设备为了看望和采访援疆的内地教师。我是个文字记者，只要带支笔就可以开展工作，但即便如此，我仍然感觉到旅途的疲惫，尽管我们选择了最为便捷的交通工具。飞机又飞行一千五百公里降落到喀什机场，我本来以为平安着陆是这一天辛苦旅程的结束，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我看到了接站同仁的车子在机场楼出口等待着，新疆同事脸上露出的笑容更是令人疲惫顿消。
可是，我高兴得太早了。地面的行程没有新疆人那么热情，颠簸的路途是任何热情都不能抵减的。又是几个小时的路程，说句心里话，我只能面对着新疆同仁热情的笑容力不从心地挤出一点礼节与客套。好在我们总算是到了这个之前只有耳闻的地方——乌恰。这个海拔4500米的县城，在纸上看到介绍的时候没有感觉，可是一站到那土地上，真有伸手去够一够天上云朵的欲望——对我这个平原上的小个子女人而言，帕米尔高原离云端太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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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是晚上七点，但高原上的阳光还没有离去的意思。我想着早点见到采访对象，以便多了解点情况，一下车便进了这里援疆教师的宿舍。我的第一个采访对象是王小娴老师，援疆多年。她是江南人，见面先说了一句江南方言，虽然听不懂，但一定是特意说给我听的，感觉好亲切。大概是一直在等待我们到来，茶几上的茶已经凉了。她并不紧张，看来并不是第一次接受采访，而首先谈的却是我们的家乡。我虽然是江北人，后来又去了省城建康工作，但是较之于新疆这样的距离，我们是理所当然的老乡。攀谈之间便更加亲切起来，采访内容也穿插其间。不一会儿，当地的媒体同仁便来催我们去吃饭，他们为了我们的到来准备了一个小型的欢迎宴会，这个对于我们而言也没有什么新奇的。在中国的土地上，地主之谊的礼节渗透在每一个地方，每一个民族之中，更何况我们是远道而来呢。
就在我步入宴会厅门厅的时候，我被一个人招呼住，很明显他也是一个内地人，这一点特征是很明显的。最为让我震惊的是，他用我家乡的方言和我说话。即便是在我生活的省城，遇见老家人也是一件概率不高的事情，更何况是在几千公里之外的高原呢。我仍然有些不确信地追问了一句：“你是盂陵人？”那人笑笑依旧用方言回答道：“如假包换！”我为自己的追问有些不安，这多少有点不礼貌。于是便强作笑脸来掩饰自己的情绪，并顺势和他对坐在门厅茶几两边的沙发上。我心里仍疑惑着，他怎么知道我是盂陵人，直接就用方言和我搭腔呢？大概是看出了我的不解，这个叫刘风的人告诉我，他也是援疆教师，刚刚听同事说有家乡的记者来采访，就打听了几句，无意间得知我也是盂陵人，便冒昧地跑来了。
因为我们所在的招待所就在援疆教师的生活区内，碍于主人的催促我匆匆地留了一张名片给刘风老师便先进了餐厅，他似乎欲言又止地站在那里，我想我们要在这里采访几天，有的是接触的机会。况且他不是我们设定的采访对象，不知道他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经历呢？这些疑惑都被高原人的热情所淹没了，两地同仁在桌上热烈地交流着，天擦黑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十点多钟了。
我回到住宿的宾馆才发现，自己的手机上有一条未读的短信是刘风老师发来的：高记者，你们虽然是来采访援疆教师的，但是这里有个医生也值得采访，而他也是盂陵人。收到这个消息我当然很意外，但确实因为是长途奔波劳碌，一天之内辗转几千公里的路程，加上晚上应酬疲惫，我还是在电水壶呼呼的烧水声中睡着了。
半夜醒来的时候，我洗了个澡，躺在松软的床上，一点睡意也没有。心里突然觉得这个地方好远，远得有点让人觉得孤独。我好像觉得此行就不再回内地一样，一时心里特别想家。看看时间又不能打电话，便只有无聊地将电视的所有频道都换一遍。心里想着，新疆这个地方真的是太远太大了，怪不得过去有人说，不到长城非好汉，而过了嘉峪关就是英雄呢。即便是今天有飞机来往，乌恰依旧是个遥远的地方。我又按亮了冷却的水壶上的开关，烧开之前我又睡着了。
第二天早晨，我们的队伍都分到各个点去采访，我要去的是玉其塔什，柯尔克孜族老乡叫她“三块石头”，其实是三座雪山。雪山环抱着的草场，王老师说这里的夏天美得像江南。我们要去采访当地受到王老师捐助的一个孩子家庭，也去现场看看那些老乡们的生活。刘风老师自告奋勇地和我们一起去，王老师告诉我那个地方交通不便，有个男同志跟着也安全一些。以前他们要去还都要带着猎枪，因为会有野兽出没。这让我对这一趟行程更为感到兴奋而又有些紧张。在路上，刘风老师又给我提起昨天说的那个医生，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般热心地介绍这个人。虽然我们都是老乡，这个叫高山的医生的事迹报道我也看过，但是因为我们是教育媒体，对于这样的典型我们行业报纸无需跨界作报道。况且，我在交谈中得知，这个医生已经是乌恰医院的院长，这让我有一种职业上的敏感：这样的典型会不会真的有那么多值得挖掘的内容？
但我不好直接拒绝这位老师的好意，也许因为都是老乡，都有一种情结，况且他想着的是我能够把这些事迹记下来告诉家乡的人，这一点我想他没有任何的私念和恶意。于是我便和他应付着，说等我们的任务完成了，会和领导汇报，考虑顺便采访一下这位家乡的英雄。我的回答让刘风老师很满意，看到他诚挚的眼神，我突然明白从内地优越的生活圈子到这个地方工作，真的需要一种热情和坚持。像我这样坐了一天小车颠簸就已经身心俱疲，便想着自己的家。如果是骑马甚至步行的方式，那是根本坚守不了的——我知道我自己。
说到骑马，刘风的话匣子又打开了。他又说到了那位盂陵老乡，在当地他被称作“马背上的医生”，是柯尔克孜人的都呼特（医生）。他骑着马带着药箱去巡诊，在乌恰这个每平方公里只有两个人的地广人稀的戈壁滩上，有时候一天的行程只能走一户人家。听他这么说着，看着眼前无边的荒漠，我再次觉得这次行程的遥远和艰难。
到了牧民居住的地方，柯尔克孜人热情地引我们进毡房喝奶茶。很显然牧民和这两位老师是很熟悉的。牧民的孩子在城里的学校上学，正是受到了这些老师的帮助与爱护，我们正是要采访这些孩子的家长。一边喝奶茶一边吃着干果，口味并不像传说的那么好，我也是礼节性地品尝着，最主要的还是不停地与老乡攀谈和记录。快要结束的时候，刘风老师对老乡说：“这位大记者，是都呼特的老乡，也姓高，他们是一个县城里来的！”我觉得刘风这话说得有点突兀，为什么要和老乡说这些不相干的话呢？但我没有想到的是，刘风的这句话引起了老乡极大的兴奋，他们露出的眼神无比虔诚甚至庄严。一位老乡说：“都呼特是我们的再生父母，没有他就没有我们的生命。我们一辈子也没有离开过三块石头，但是我们知道中国有毛主席还有高山医生！我们都会唱一首赞歌。”说着老人就哼唱起来：永远深爱人民，从未亏过心/你是我们生命的保护神/对你，我们感激不尽……没有想到，提到这个采访话题之外的人，牧民们这么动情，这甚至让我们的采访意图有点被弱化的意思。牧民告诉我们：“有一年牧场里发生雪崩，许多毡房不见了，22个柯尔克孜族兄弟遇难，好多人都冻伤了，我们缺医少药只有等死。高山医生骑着马走了两天两夜的路到了我们这里，他饿了吃馕，渴了吃雪，一路奔波到我们这里。那时候大雪没过膝盖，他踩着雪挨个毡房里去巡诊。没有东西吃，就吃冻死的马肉，真是艰苦！”
我问他们这事情发生在什么时候？老乡说：“都是几十年前的事情了，是七几年的事情，他来了几十年了。”他说的年份好久远，那时候我才刚刚出生，但那时候这位医生已经在这里生活了十多年了。
告别了三块石头，我的记忆里除了采访到的内容，似乎还有更加沉甸甸的东西，我也意识到这种沉重一定是不平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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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乌恰的住处，一天的时间已经过去了，主要的时间还是用在了路上。颠簸和盘旋的山路让人眩晕，本来以为可以看看沿途的风景，但是三块石头这个传说中田园牧歌的生活，没有给我留下太多的记忆。颠簸成为来去途中的主要感受。沿途戈壁荒芜的样子更加让人觉得孤单甚至于绝望，那些山上寸草不生，那些路上不见人影。因为第二天的采访活动安排在南部的波斯坦铁列克乡，所以晚上得好好休息一下，以便有精力开始第二天的奔波。我没有参加集中餐会，而是叫上王老师和刘老师去街上尝一尝烤肉，我想这里应该是最正宗的所在了。我们走上街头，行人稀少，楼宇也不多，城区也给人一种空旷开阔的感觉。远远地看见一栋大楼便是刘老师一直说的乌恰医院。这座楼和周边的建筑比起来，显得有点特别，院子里草木葳蕤，竟还有亭台楼阁的景致，这在乌恰是不多见的。
我突然感到要去见一见刘风说的这位医生，大概我也是想给眼前这位热忱的老师一点回应，让他一直念叨的这个事情能有点眉目。说句实在话，我自己也觉得很奇妙，多年前也就在报纸上看过这位马背医生的故事，那时候似乎也不过是很多新闻中的一条，并没有看出什么样的特别与深刻。可是这次站在这个地方，得知这个人竟然又是自己的乡人，看来是没有道理不见一下的了。促使我想进这个医院看一下的可能还有院子里有点江南气息的景致，这让我觉得不凡。
很显然，刘风和医院的人也很熟悉，没有费什么周折我就见到了牧民口中的这位都呼特。刘风忙着介绍，首先说的不是什么省城记者，而是我也姓高，并且是盂陵的老乡。高山医生连忙抓着我的手说：“原来是家乡人，真是幸会幸会。”于是我们便像采访问答一样闲谈，有点不太自然，毕竟是临时造访。两位老师不时插话，局促感总算有所缓解。他问我来这里生活习惯与否，好像我是要在这里长期驻扎一样。我说，没有什么，只是太远，城市之间都要坐飞机，太累了。
高医生笑笑说：“现在已经好多了，1963年我来乌恰的时候整整走了六天。从乌鲁木齐下了火车，便爬上了大卡车。人在车上围成一圈，坐在自己的铺盖上。一路烟尘弥漫，六天之后到了阿图什，脸上全是沙土，都认不出同行的人是谁了。阿图什没有车到乌恰，我们又转到喀什，好不容易说通一辆拉煤车的司机，颠簸了四个小时，那个煤车司机指了指一个村庄说：到了，这里就是县城。当时以为司机开玩笑，还一再问。司机不耐烦地说，就是这里，这就是县城。一条土街两排土房子，就是当年的乌恰县城。走到医院里，失落之情更切。县城的医院就三个医生，八间病房，这就是当时所有的家当，再加上语言不通，简直就像是逃难到此，心里荒凉，分分钟都想着回家。可是这么远的路走下来了，哪那么简单就能回家呢？”这个中年汉子说说就哽咽起来，我感觉气氛凝重起来，便站起身来说：“高医生真是不容易，硬是在这坚守了几十年。”他又摇摇手说：“想想也并不那么可怕，也就这么坚持过来了，四十年前好像就是为了一句座右铭，天高任鸟飞，这一飞飞到高原就再也回不去了。”
我倒不是没有耐心听他说话，而是我已经意识到这个汉子心里有太多的故事，有太多的情绪，再说也许就控制不住了。我仍然对我作为一个教育媒体的记者来见这个医生的目的感到疑虑。
说话间就有人来找他看病，我们见此情形便拜别了他，上街去找美食去了。手抓肉、手抓饭、锅烤羊肉块还有酸奶，都是比较粗犷的食物，对于我这个南方女人来说本来是有些为难的事情，感觉空气中都弥漫着一种肉食的腥膻味道，但就这几顿慢慢适应，在这个地方吃这些豪放的食物竟然也有些过瘾，顾不了什么淑女风范了。
吃完美食我就和王老师约好第二天去波斯坦铁列克乡的事宜。我已经不奢望有什么轻松的旅程，只是希望行程里可以搜集到更多的素材，为这次采访任务写出更好的稿子。文字记者虽然轻车简从，但又比摄影记者的工作抽象一点，我们得用眼睛去看，用耳朵去听，用脑子去记，有时候还得用心去想。想到今天在乌恰医院里见到高山医生的场景，我觉得虽然和此行工作没有什么关联，但也算是刘风老师给我的一点意外收获，我在这天的日记上写了一句话：今天在乌恰见到多年前在报纸上见到的马背医生高山，我觉得他已经不像是平原上的人，几十年岁月已经把他洗礼成一条高原汉子。写这些的时候我的心里也很平静，并没有太多特别的感受，也许这就是我职业习惯的一次日常记录。
第二天一早，我们便驱车去波斯坦铁列克乡采访一个叫买买提明的老乡。他是援疆教师结对帮扶的一个家庭，他们的家里有一个残疾的孩子，十几年前一场大火让孩子蒙上了阴影，正是这些内地教师让这个叫托乎塔西的孩子重新找到了生活的信心和希望。采访进行的过程中，我再次听到了那个熟悉的名字，那个柯尔克孜族人的都呼特——高山。买买提明掀起小伙子后背的衣服，看到孩子后背上那纵横交错的伤口，眼泪一下子控制不住，这个黑瘦的汉子呜咽起来。他的泪水不仅是心疼，一定还有对他们的都呼特的感激。十多年前买买提明和妻子在外干活收工回来，发现自己的儿子托乎塔西已经被火烧得遍体鳞伤，他们用被子包上孩子，坐着骆驼跑了三天到了乌恰医院。当高山看见这个满身焦煳味的孩子时，他已经生命垂危。医院里担心病患纠纷，劝买买提明赶紧转院去大城市治疗。可是买买提明来乌恰的钱都是借来的，哪里有钱去大医院？在高山的坚持下他们收下了托乎塔西。在他的精心治疗下，孩子一次次闯过鬼门关，但是百分之五十烧伤的托乎塔西身上没有可以用来移植的自体皮。
高山知道羊皮或者鸡皮也可以作为植皮的材料，但是在那个艰难的岁月里，即便是一只鸡也是难得的，而鸡皮的移植效果也一般。这时候高山想到了自己的皮肤。
这是一个艰难的决定，同事们都觉得这个想法很荒唐。
高山挽起裤腿，给自己打上麻醉剂，一刀一刀地在自己的腿上割下了十多块带血的皮，自己亲手移植到托乎塔西的身上。
十多年过去了，托乎塔西的身上长着这个汉族汉子的皮肤，坚强地活了下来，买买提明一家也顽强地生活在条件恶劣的南疆山地之中。他们没有办法报答这位神灵一样的都呼特，只有用泪水为这位来自平原的汉子祈祷祝福。看着这一家人泣不成声，我似乎又忘记了采访他们的本来目的，而是和他们一起回味起这位马背医生的壮举。这一次采访我也是在泪水里进行的。
离开波斯坦铁列克乡，我们又往乌恰县城赶，我强烈地感觉自己还应该再见高山医生一面。因为按我们的行程安排第二天就要去北疆，今天再去见他一面，我还有一些不是工作的事情要问他，我甚至开始觉得这比我此行的其他工作还要重要。
车子经过一个又一个的山口，这是乌恰最为典型的地貌。乌恰，是乌鲁克恰提的简称，这个名字在柯尔克孜语中的意思是“雄伟的山口”。我此时想到的是高山也是这群山中的一座，并且是群山中最为雄伟、直接云端的那一座。我在车上联系了刘风老师，告诉他今天我还想再见高山一面。我有点愧疚一开始对他提到这个人时所表现出来的漫不经心，此时我才明白他为什么这么敬重这一位盂陵老乡。
我们直接回到了乌恰医院。一路上我想了许多问题要问，可是再见到这位厚实的汉子的时候，我竟然问了一个非常幼稚的问题：“高山医生，你在这几十年后悔吗？”
高山并不善于言辞，对于我的这个低水平的提问先是报之以憨实的一笑，然而令我怎么也想不到的是他的回答竟然是：“说不后悔是假的。但是坚持自己的选择才能对得起自己的初衷，做医生就是要把心和命都押上去。”
他没有再给我讲他的那些光荣历史，而是说到了他的妻子，那位已经离开高原的前妻。他们1964年结婚，有了两个孩子，对于高山来帕米尔高原的选择她一开始是赞成的，然而高原的生活和高山对工作的投入让妻子无法忍受。有时候睡到半夜都会有人来敲门，她受够了这种没有安宁的日子。最让妻子不能理解的事情是，他们本来是有机会回平原生活的，老家盂陵县曾经也伸出过橄榄枝，寄来了调动他回乡的表格，只要他填个表格就可以回到魂牵梦绕的故乡。可是，他觉得自己既然选择了高原，就要为他留守。
妻子觉得她无法再为他的高原而坚守了。
这天傍晚乔勒村的一个青年急急忙忙地到门诊上来，他的妻子难产三天了，母子垂危，小伙子急得跪在了医院的诊室里。高山拿上药箱让他先回去，他回家拿猎枪骑马上路。走的时候，妻子埋怨地问他能不能不去——她其实也知道这样问的答案是什么。
高山跨上了马背，妻子幽怨地说：“孩子就留给你了。”
高山骑着马下半夜才到乔勒村，一口水都没有喝的他，马上给产妇采取了紧急措施。当婴儿的哭声让这个家庭喜极而泣的时候，二十多小时水米未进的高山累得瘫在了地上。
等待他的还有更加残酷的现实。当他骑着马回到家的时候，妻子已经离开了家，留下才十二岁的女儿高燕。他看着冷清的家，这条汉子的泪水夺眶而出。听着高山讲这些几十年前的事情，他似乎已经平静得安然无事，而我的笔一直凝固在纸上。我知道我不是在采访，而是在听一个英雄讲悲情的往事。而英雄脸上的泪水早已被岁月风干，留在他脸上的皱纹就像是时光的伤痕，刻画的是分明可见的豪壮。
这一天注定是泪水贯穿的一天。
高山说他后悔的事情就是没有照顾好自己的家，甚至都没有保护好自己的孩子。他的女儿高燕后来也做了一名医生，对于帕米尔高原而言，他付出了比自己故乡更多的深情。他说自己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又献子孙，这不是一句俏皮话。那年，身为院长的高山没有给做护理的女儿一点特权，安排正在休假的高燕送一名柯尔克孜民警去1500公里外的乌鲁木齐就诊。就在回乌恰的途中，还有109公里就到家了，高燕却在意外车祸中再也没有见到自己的父亲和孩子。
109公里成为父女之间永远无法逾越的距离。
3
这一天晚上我们谈了很多，还说到了几千公里之外的家乡。尽管离开盂陵几十年了，他对那个小家碧玉的南方小镇还是那么深情。他问了好多事情，有很多我也无从回答，他让我再回故乡的时候，一定帮他多看一眼家乡，那个叫作金柳的江北小镇。
就在我们要出发之前的夜里，北疆发生了地震。所有的行程都打乱了，我们的工作戛然而止，改签飞机回建康。飞机盘旋在高原上空的时候，我看到舷窗外的白云在干净的天空飘过，我想有一朵云一定是高山思乡的云，他登上高原是为了自己年轻时的凌云壮志，但心里肯定有一朵云还是想着家乡的。
飞机抵达建康时突然大雨瓢泼，打开关了十几个小时的手机，里面满是家人打进电话的“短信”。老家的哥哥带着哭腔在电话那端嘈杂的音乐里告诉我二婶去世的消息。虽然到了建康工作，似乎与他们的距离越来越远，但是一有婚丧嫁娶的事情，他们都会打电话来。我知道这就是一个人的根，就像是一棵树任你怎么往云端去长，也不能断了那紧紧扎在泥土里的根，尽管那泥土也许并不肥沃。
出了机场楼，上了机场大巴回城后，我径直坐车回盂陵。两个小时之后，我从早晨几千里之外的高原回到了盂陵县城。我觉得这次回来就像是冥冥中的一种注定。处理好老家的事情，我去了邻近的金柳镇，似乎这个地方才是我这次回家的主要目的。
在一位老人的指引下，我见到了高山的弟弟高林。他坐在自家的院子里晒太阳，午后的暖阳晒得他有点慵懒。带路的人说，有人来找你了，来采访白衣圣人的哥哥了。老人没有动弹一下，依旧坐在自己的椅子上，半天挤出了几个字：我没有这个哥哥。
虽然是低语又是方言，但我听得懂这几个字。我大概也能够理解这句话中包含的情绪，对于这个家来说几十年的岁月，是不是已经将这个哥哥的位置删除了？我坐在他旁边的凳子上，也并不感到尴尬，就像是到一个邻居家串门，并没有什么具体的目的，只是想看望一下很久不见的老邻居，看看他家一早就熟悉的小院子。
金柳镇在盂陵县城的西南，毗邻广陵市区。这里的人们更愿意说自己是广陵人，这个镇上的人给别人留地址都是写着：广陵市北郊金柳镇。这种骄傲也并非没有道理，这个镇是盂陵数一数二的经济强镇，镇上的灯具驰名海内外。你随意在全国的大中城市看一盏路灯，都能够看到金柳镇的名字。这里人的生活早就比盂陵城里的人先达到了小康水平。我坐了一会儿，老人站了起来，大概是看出了我的诚意，引我入室坐下。
他不是没有话说，是有一肚子的话要说，说自己那位离家半个世纪的哥哥。高山出生在这个农民家庭，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生了五个子女只有弟兄二人活了下来。在那个少吃少穿有病不能治的年代，孩子的成长也就像是庄稼一样“望天收”。家里条件虽然艰苦，但还是省吃俭用供他们上学。高山考上了医专，家里总算是出了个知识分子，不要再做泥腿子整日面朝黄土背朝天了。可是毕业后的高山没有选择在家乡工作，而是响应当时最流行的“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伟大号召，选择了去条件艰苦的乌恰工作。
这一度让父母伤心欲绝，好不容易培养了一个大学生，自己的儿子却成了国家的孩子，这对于一对农民夫妇而言的确是不能够理解的。高林指着墙上父母的照片，老人那黑白照片上消瘦的脸庞，一定写满的是对儿子的想念。高山才去乌恰５年，57岁的母亲就病逝了。他其时正在最偏远的吉根乡牧区巡诊，收到高林寄来的家信，得知母亲因突发脑出血去世已经一个多月。他噙着泪水守着摇曳的煤油灯枯坐了一夜，写信给弟弟诉说对母亲的怀念和歉疚，请弟弟给他在母亲坟头多烧点纸钱。他恨自己是医生却没有救到自己母亲的命。
可是，高林知道在哥哥的心里，乌恰才是他的家乡，乌恰人似乎才是他的父母。父亲病危，他再三催促高山赶回家“见父亲最后一面”，回到老家的高山人在家中，心在乌恰——那里刚刚发生强烈地震。震后重建、防病防疫许多工作在等着他，两天后他就挥泪告别了病危的父亲。直到父亲去世，高山也没能回来。
高林知道哥哥也想念家乡。他在新建乌恰医院设计外部环境时，特意建设了一座江南风格的亭子，这正是家乡的标志，他把江北小城故里最甜美的梦境移植到了边陲。他不仅是一个人要留在乌恰，他还要将家乡人的深情也种在乌恰的土地上。他写信给盂陵县政府，发起了“我为西部添片绿”的行动，如今盂陵人捐献种下的杨树林已经高耸入云，四万多棵树木和乌恰县的人口一样多，正是他将家乡人的情谊一起种在了戈壁滩上。我突然想起在乌恰见到的那些高耸的胡杨，怪不得它们看起来那么的亲切。
听老人说着这些事情，我知道他的内心还是为自己这位有国无家的哥哥感到骄傲。作为一个新闻人，我曾经认为自己是一个不会被新闻感动的人。可高山的故事让我觉得自己很肤浅，在我们还在为公与私的利益纠结的时候，真的有很多人为了梦想在默默追逐。
我在金柳镇上转了一上午，看到好多依依的杨柳，这正是这座运河小镇的标志和气质，温婉而平和。但是，我知道这些柳树并不柔弱，他们也能够在最为艰苦的条件下长成参天的胡杨。我给高山先生发了一个消息：运河边的金柳在戈壁滩上长成了胡杨，和你一起登上高原的云端，找到了马背上的梦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