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子仪开始较多地与“四颗洋芋”接触。他接触他们的目的当然非常明确，看能否在他们身上再发现一些闪光点或新闻点，并借此将正阳的文化再往前推一把。交往之后他发现，原来这“四颗洋芋”，颗颗不简单。
“大洋芋”今年四十多岁，短发，瘦脸，长着一双鹰一样锐利的眼睛，行为举止干净、利落。他原是一名普通师范生，工作后先在乡下，后到城里，然后跳出小学教师队伍，凭借写诗和灵活的为人处世一步步走上行政管理岗位，现在在正阳一家大镇当镇长。当初听说他是镇长，吴子仪还小吃了一惊，那时在他的观念里，镇长应该和经济以及围绕着经济产生的各种事务发生关系，而他怎么能是诗人呢？熟悉之后吴子仪才明白，他不但应该是诗人，而且就应该是镇长。由于有着多年秘书和从政经历，他对基层乡镇工作一点儿也不陌生，甚至驾轻就熟。当镇长期间，他走遍了那个镇子的各个角落，山山峁峁，给当地百姓留下了念念不忘的好口碑。那里的百姓提起他便竖起大拇指：“那个年轻人，长的攒劲，心眼还好，一来就坐到炕上拉家常，嘘寒问暖，像家里人一样。不像前面那些个瞎熊，来了就知道宰羊、喝烧酒，招待不好还骂人呢。”后来听说他是诗人，百姓们便愈加佩服：“怪道，诗人和睁眼瞎子能一样吗？天上地下嘛。”白天忙于公务，晚上便静下心趴在电脑前写诗。正阳无雨，他写旱；正阳天阴，他写雨，但又担心大雨成灾；正阳落雪，他写寒冷，盼望山里的老人们早早穿上他送去的棉衣棉鞋；正阳到了春天，他写小溪，写柳枝，写人们看到田园风光之后的温暖与欣喜——由于关注众生并贴近土地，他的诗一出道便受到人们的青睐、热捧，这与那些天马行空、不着边际的诗人相比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由于其关注现实世界并深刻摹写之，充满悲悯情怀，故人称“正阳杜甫”。
“二洋芋”个子不高，微胖，浑身充满匪气。如果不是特别熟悉，你很难把他和“诗人”二字联系起来。他现在主编《平民诗刊》，圈内圈外人气十足。善饮酒，广交际，行为狂放不羁，颇有李白之风。虽没有“天子呼来不上船”的际遇，但与县长书记的交锋还是时时发生。据说有一次，县上接待一个来访的文艺团体，县长欲抬举他，便喊他过来给大家敬酒。县长喊：“诗人，过来给大家敬个酒。”他正在邻座啃骨头，油着嘴瞟了一眼县长说：“行是行，不过县长你得答应我个条件，至少得给我个局长；如果不答应，我可真是不过去。”这时旁边有人给县长帮腔：“快点，县长等着呢，你拿作啥呀。”过来拉拽他的袖子。他哼哼哈哈，嬉笑推诿，后来果然没有过去敬酒，弄得县长在“贵宾”们面前很没有面子。后来几个曾遭受过他挖苦打击的局长在县长面前集体进言：“县长呀，虽然我们是贫困县，但经济建设总还是中心工作，偌大一个县，总不能让几个文人骚客在这里兴风作浪吧，长此以往，我看咱们领导干部都让他们弄得没有威信了。”县长笑着问：“那你们说怎么办？”一个遭受打击最频繁的局长建议：“他们不是口口声声说咱们官僚、不贴近大地吗？那就让他们先贴近一回。上岔沟里正在打水库，我建议咱们把推土机、压路机等大型机械先撤下来，然后组织这些诗人上去，让他们用架子车和背斗先打，打上个数月半载，我看他们还嚣不嚣张。”县长说：“那不是文革吗？那可不行。”遂回头教导他们：“我们不是常说，社会主义文明建设，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嘛；你们是抓经济建设的，他们是写诗的，哪方面都重要，我们千万不能厚此薄彼，那样可就不和谐、不平衡了。”提起上次遭遇尴尬的事，县长哈哈一笑道，“诗人嘛，我们总还是允许他们有些个性、有些脾气的；如果连诗人都没有个性，没有脾气，那我们这个时代也他妈太平庸了。”从此局长们再不提整顿诗人的事。县长一放纵，“二洋芋”便愈加得意，这时他不但言辞大胆，无惧无畏，且行为也更加自由，不守规矩。他常常西藏一趟，新疆一趟，北上广一趟，陕甘宁一趟，回来就窝在家里炼句子写诗。不久，他的那些汪洋恣肆的诗便在全国各大报刊遍地开花，四处可见，这让那些曾骂他“疯子”的干部们诧异不已，始感此人确非寻常。相对于“大洋芋”扎实、稳健的诗风来说，“二洋芋”则显得大气、宽厚、浪漫。他有一大群铁杆粉丝，尤其是女粉丝，所到之处一片尖叫之声，这种情景似乎只有顾城的那个年代才有。他常常到全国各地游历，走时据说身上不带一文钱，但每到一地都有人悉心照料、接待，吃香喝辣，不醉不回。他常常对人炫耀：“天下诗人是一家，到处都是我们的人。”
相对于老大、老二来说，“三洋芋”则显得羞涩、腼腆、温文尔雅。他在大学期间就写诗，毕业后分配到《正阳晚报》编副刊。就形象与气质而言，他应该是四诗人中最像诗人的一个，而且年龄最小。他常以自己所居住的正阳县城为写作对象，自比“小镇诗人”。他诗中经常出现的诗歌意象为季节、雨水、天空、云朵、秋风、落叶、土地、家园、庄稼、收成……但不管哪种意象，他的诗句总显得湿漉漉、水淋淋，像刚从露水地里打捞出来的一样。他的诗细腻、温婉，带着些淡淡的悒郁和感伤，读后不禁让人抚今追昔，思绪万端。他也有一大批铁杆粉丝和追随者，但范围仅限于大中专院校，或文艺青年，只要走出这个圈子，老大和老二的风头显然要盖过他。据说一次正阳搞诗会，一大群美女起先围着他转，后来老大老二相继到场，那些美女便像陀螺一样一个个转了向，最后只余他一人独自迎风咏叹。但他也绝非凡俗之辈，他不但写诗、编诗，还会诵诗、唱诗。也是在一次笔会上——据说那次笔会在正阳的一个什么景区，一大帮子人，呼啦啦像赶集一样赶到那里，先是游览，然后用餐，等大家酒足饭饱后，主办方便在景区选一空地燃一大堆架起的木头，名曰“篝火晚会”。晚会自然得有节目，节目有些是之前准备，有些是临时安排。因为是诗会，便免不了有诗人粉墨登场，炫才献艺。那时恰好有外地来正阳旅游的两车游客自愿加入，晚会便显得更加热烈、火爆，往往是一个节目还在进行，而哗哗的掌声已响过三四遍。节目开始是由主办方早已准备好的，精彩归精彩，但不够刺激。所以晚会进行到中间时，看节目的人便齐声喊：“诗人来一个，诗人来一个。”大家便把目光齐刷刷投向了前排就座的诗人们。那时“大洋芋”和“二洋芋”已喝得有些高了，手舞足蹈，却口不能言，唯有不大嗜酒的“三洋芋”脸色红润，精神格外饱满。等大家喊过数遍后，“三洋芋”这才走上台去，缓缓地唱了一首俄罗斯歌曲《三套车》，朗诵了一首中国诗人徐志摩的《再别康桥》。这中间自然有掌声和尖叫声。特别是那两车外地来的游客，他们虽然生活在富庶的川区，可哪里见过这么多诗人呀，而且“三洋芋”还那么英俊、腼腆，简直像个还未出校门的大学生。所以等“三洋芋”刚刚朗诵罢，游客们便呼啦一下涌上台去，要与诗人亲密接触，合影留念。特别是其中几个颇有姿色的少妇，不但叽叽喳喳围着“三洋芋”合影，还把高耸的胸脯送过来，让“三洋芋”在她们的漂亮体恤上写字、签名，气得台下的“大洋芋”和“二洋芋”当场就醉了。
与前三个诗人不同，“四洋芋”显得尤为特殊：首先他不是科班出身，据说当年因为家境贫寒，他仅读到高中便被迫出外谋生，他的大学文凭是他在漫长的打工生涯中一点一点自考得来的，是个典型的自学成才者。其次他是四诗人中年龄最长者，现今年届五旬，据说学习写诗时也已四十好几，是个真正的半路出家者。最让人刮目相看的是，他并不像其他诗人一样，写诗时还有个前兆，有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他四十多岁写诗，写诗之前几无所闻，而一旦开始便一发不可收拾，数年之内就占领了诸多诗歌高地，令那些写作经年却至今籍籍无名者大为不解，甚至颇为怀疑。综合上述几点，大家一致认为“四洋芋”是个奇才。其实，他真正让人称道或惊奇之处还在于，就在他决定开始写诗时，已是个不折不扣的千万富翁了。写诗之前，“四洋芋”的身份是正阳某某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经营着县城数家城中心的黄金旺铺，而且在全县各乡还有多个连锁分店。他至今还占据着正阳的多个“第一”：他是正阳第一个挂BP机的人，第一个拿大哥大的人，第一个开小轿车的人，第一个把韩红请来开个人演唱会的人……就是这样一个身家显赫者，有一天竟然决定要写诗了，这让许多羡慕与追随者大惑不解，甚至认为他疯了。他老婆苦口婆心劝他，他不听，劝得次数多了，他便发火：“妈拉个巴子，我这是在写诗，又不是纳妾、嫖娼、吸白粉，至于那么大惊小怪吗？再说了，我当初拼命赚钱为啥？还不是为自由，为自己心安理得做自己想做的事？现在我钱赚够了，家里人也衣食无忧了，难道我写写诗就有错吗？我做梦都想成为诗人。这是我很小就有的理想。我写诗你们反对。难道你们非逼着我娶小老婆、找小姐、抽大烟？”如此一说，老婆算是彻底理解他了，于是主动挑起公司大梁，好让老公在无后顾之忧的轻松氛围中去干自己喜欢的事。现在，“四洋芋”几乎不再过问生意场上的事。他的日常工作基本上就是写诗，白天写，晚上写，写得烦了或累了，就独自开上自己的宝马，草原一趟，沙漠一趟，回来后又窝在家里写。时间一久，熟悉他的人便私下里翘起大拇指：“妈的，这人算是彻底活明白了。”
了解到“四颗洋芋”以上的经历后，吴子仪觉得自己先前的想法有些功利，还有些卑鄙，于是暗下决心，在适当的时候，他一定要为他们筹办一次规模较大的作品研讨会，让全省甚至全国的读者认识他们，了解他们，当然这对正阳也是个不大不小的宣传。
这样想过不久，他就开始正儿八经地读他们的作品。他读过他们所有人的作品。读着读着，他的眼前会幻化出一幅幅奇异的图景，就像清晰的画张一样，同时四位诗人的音容笑貌、举手投足也会静静浮现在眼前。
他常常夜不能寐。他想，这是一块什么样的地方啊？这都是些怎样的人啊？
他找来几本《正阳县志》阅读，读着读着，心里竟豁然开朗——原来，在这些纸张黯旧的书籍中，他惊奇地发现，在长达数千年的中国历史中，竟有那么多古代著名的诗人曾光顾过正阳，以及正阳周边的地区——王勃来过，王维来过，岑参来过，卢照邻来过……不但来过，而且他们还都留下了大量与正阳有关的著名诗篇，如王勃的《宿长城诗》，卢照邻的《陇山诗》，王维的《使至塞上》，岑参的《胡笳歌送颜真卿使赴河陇》等。虽不能确定他们具体到的什么位置，哪个地方，但根据他们诗中所写的自然人文景观判断，他们的脚步就停驻在正阳的周边，当然包括正阳本地。读到后来他发现，竟连李白和杜甫这样名动九州的诗人，竟也来过正阳——有诗为证，如李白就写过《塞下曲》，杜甫写过《近闻》，其中他们到过的甘泉、崆峒、五原等，都是正阳附近的古时边地。
这时他就理所当然地插上了文学的翅膀。他想象古时的这些文人骚客，长袍宽袖，骑驴乘马，一边走一边在正阳古道游历，日薄西山，他们便投宿于荒村野店，或孤城酒家。住下来后，便免不了与贤达诗友推杯换盏一番，之后自然会寻花问柳，排遣寂寞。自古诗人多风流，在这种频繁的、一次又一次的造访或游历中，谁能保证他们就没有将自己的“情种”无意间悄悄留在这里，并使其落地生根，代代繁衍？
说不定，“四颗洋芋”中，就有他们在正阳“遗落”的“一丝余脉”呢。他常常如此滑稽地冥想到深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