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故宫创建之际，距满族初兴已有四十余年的时间。从太祖努尔哈赤起兵创业到1625年迁都沈阳前，曾先后在佛阿拉、赫图阿拉、界藩、萨尔浒和辽阳等地建立统治中心。尽管其原有宫殿或类似建筑早已不存，史籍中的相关记载也不十分确切，但结合近年来对相关遗址的发掘调查，仍可以了解定都沈阳前，后金政权统治者居住和处理国政之处的基本面貌，为研究沈阳故宫建筑的渊源所自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第一节 佛阿拉和赫图阿拉的宫室
努尔哈赤以十三副遗甲起兵之际，部下不过百余人，也没有设立相应的政治统治机构，因此其居住之处与建州女真一般民宅并无很大差异，既无戒备森严的高墙深院，亦无用途不同的众多房舍，只是与妻子儿女同住于赫图阿拉城内普通的民居之中。从枟清太祖武皇帝实录枠于1583年农历九月至次年五月所记的几件事中，可以得知，努尔哈赤当时只是居于有木栅围绕的很小的院落中，而且与夫人子女同居一室。
此后，随着统一建州女真事业的节节胜利，努尔哈赤统属的势力也不断壮大，至明万历十五年（1587），于赫图阿拉之南四公里的佛阿拉山城（今新宾满族自治县永陵镇旧老城）正式修建作为其统治中心的“都城”和“宫室”。枟清太祖武皇帝实录枠记：
丁亥年，太祖于首里口虎拦哈达下东南（河二道，一名夹哈、一名首里）夹河中一平山，筑城三层，启建楼台。
是年六月又“定国政”。努尔哈赤本人也成为雄踞一方的女真贝勒，有较多的军政事务需要处理，而且至少已娶有佟佳氏、兆佳氏、钮祜禄氏、富察氏、伊尔根觉罗氏等几位妻妾（1587年之前），并生育五子二女。地位的变化和政务、家居的需要，使之有必要建立与一般民宅不同的居所。
万历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至次年正月初五日（1696年初），朝鲜南部主簿申忠一曾出使至佛阿拉城并在城中居住数日。回国后根据沿途及城内见闻写成枟建州纪程图记枠并附有示意图，比较详细地记录了该城内、外城及努尔哈赤住宅的情形。兹录其相关记载如下：
外城周仅十里，内城周二马场许。
内城内又设木栅，栅内奴酋（即努尔哈赤——引者注）居之。
内城中胡（指女真人——引者注）家百余，外城中胡家才三百余，外城外四面，胡家四百余。
内城中亲近族类居之，外城中诸将及族党居之。外城外居住者皆军人云。
奴酋家在小酋（指努尔哈赤之弟舒尔哈齐——引者注）家北，向南造排；小酋家在奴酋家南，向北造排。
二十八日未时，行抵奴酋家，直到其木栅内所谓客厅。……少顷，奴酋出中门外，请臣相见。
据其所绘枟木栅内奴酋家图枠所示，努尔哈赤住宅分内外两进院落，外院包括“大门”及其他六座建筑，主要建筑为建于正中的两层楼“客厅”。“奴酋出城、外入时，吹打必于此楼上。出时至城门而止，入时至城门而吹打。”申忠一入城之日，曾被邀住此客厅，因其想多探听一些情况主动要求住于外城；正月初一日在努尔哈赤居所内举行的庆贺宴会，亦于此举行。内院与外院间有“中门”相通，院内有平房楼房共九座，三座草顶，六座瓦顶。其中有“奴酋常居于此”的三间盖瓦平房。
这组住宅虽尚难称为“宫殿”，但其既处于内外城军民拱卫的中央位置，又坐落于内城“台地正中的最高处”，无疑是这座山城中最重要和最高贵的建筑。其内部的分布及功能划分也略具“前朝后寝”雏形。外院的“客厅”很像举行礼仪活动和接待来宾的“殿”，应是举行公共集会的场所。内院建筑应属供努尔哈赤及家庭成员居住的“家”，当时努尔哈赤已娶妻妾八人，生九子、四女，多数应居于此院中。按早期满语中“宫”与“家”同作“boo”，也说明后来宫殿中的“宫”即是由汗王的“家”演变而成的专门称谓。
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由于统一事业进一步发展，努尔哈赤把统治中心迁移到位置更为优越的赫图阿拉山城。枟清太祖武皇帝实录枠记其事云：“太祖从虎兰哈达南岗（即佛阿拉——引者注）移于黑秃阿喇处”。原注：“黑秃阿喇在苏苏、加哈二河之间，乃祖居也。”据史书中的记载，此处应为努尔哈赤祖父觉昌安所居之城，努尔哈赤在1587年迁居佛阿拉之前也应生活于此城中。在离开十几年后又重回故里，羽翼更加丰满，准备以这里为新的大本营进一步扩大统一女真各部的事业。
据近年的考古发掘调查，赫图阿拉城（内城）南北长512米，东西宽551米，城周长2027米，占地面积远比佛阿拉内城（城墙周长仅960米）宽阔。在对原有的城墙等设施进行修缮加固后，从1605年农历三月开始，努尔哈赤又命“于赫图阿喇城外更筑大城环之”，即增建外城。据调查，其外城的各方向城墙长度大致与佛阿拉相等。原本规制不如佛阿拉完备的山城，经过改建和增建后，也成为由内外两城组合，而且内城更为宽广、地势更为优越的新都城，因此城内宫室的修建也更趋完备。据明末程开佑记载，赫图阿拉“内城居其亲戚，外城居其精悍武卒”，“北门外则铁匠居之，专制铠甲，南门外弓箭人居之，专制弧矢”。与申忠一所记佛阿拉城居住分布情况大致相同。
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处理政务和与家人居住之处显然位于内城。枟满文老档枠、枟清太祖实录枠中虽然有关于此处宫殿使用的记载，但对其建筑的具体情况却未作叙述。由于年代久远，保护不力，其建筑至晚在清代末年就已倾圮无存，使今人无法得之更详细的情形。根据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调查，其宫殿遗址当地称“尊号台”，“俗称金銮殿，位于北门内东侧。在南北狭长的土岗上原有青砖瓦房三间，是努尔哈赤当年处理国政、研究军机、接待来宾、庆功赏宴之所。……今三间青砖瓦房及其他建筑已荡然无存，只有台基及砖瓦遗迹。大‘尊号台’后亦存正方形土台两个，东西横列，长宽各12米、高约2米，青砖灰瓦遍地，可能是当年努尔哈赤及福晋们居住的地方”。
明万历三十八年（1616），努尔哈赤即在此登基称汗，立国号为大金，建元天命，使赫图阿拉城内供汗王居住、使用的建筑成为开国宫殿。枟满文老档枠记当时仪式为：
八旗诸贝勒、大臣率众，成四面四角立于八处。有八大臣持书自八旗出跪于前，八旗诸贝勒、大臣率众跪于后。立于汗右侧之阿敦侍卫及立于汗左侧之巴克什额尔德尼各自出迎，接八大臣跪呈之书放置于汗前御案，……于是，汗离座出衙门，叩天三次。叩毕回位后，八旗诸贝勒诸大臣依次庆贺元旦，各向汗行三叩首。
由以上记载观之，当时努尔哈赤应坐于殿内（满语 yamun，早期译为衙门，后即译为殿），而八旗贝勒大臣（应在30人以上）等则在殿外，否则三间房的“殿”内无法容纳。
此处“殿”区域内的建筑情况直到天命四年（1619）才发生变化。是年五月初五日枟满文老档枠记云：
辰时，汗登衙门就坐。衙门两侧设凉棚八处，八旗诸贝勒、大臣等分坐八处。大贝勒、阿敏贝勒、莽古尔泰贝勒、四贝勒、朝鲜二大员等六人，赐矮桌以坐，具盛筵宴之。此前诸贝勒进宴不坐桌，皆席地而坐也。
其中所谓“凉棚八座”，无论是临时性建筑还是永久性建筑，在清入关前宫殿的历史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些“凉棚”显然是建于汗所用的殿（衙门）之前，并与之构成一个整体，供汗王在此举行筵宴时八旗贝勒大臣分别使用的，标志着以殿为核心新的建筑组合的出现，而且至晚从此时开始已经初步形成一种制度。如是年六月初八日“往东方收取呼尔哈部遗民之穆哈连一千兵返回，……汗出城接迎，搭凉棚八座、备席二百、宰牛二十头，具大筵宴之”。此后直至清太宗时期史书中不断有相关记载，并在沈阳故宫东路大政殿（大衙门）前，正式建造了“十王亭”或称“八旗亭”，成为清入关前满族宫殿建筑的一大特色。
第二节 界藩、萨尔浒的临时都城和宫室
在天命四年春取得萨尔浒战役的胜利之后，满族建立的“大金”地方政权在辽东地区与明朝的力量对比已占有优势。努尔哈赤为便于实现进攻明辽东腹地的战略计划，很快即决定将统治重心向西迁移。
据枟清太祖武皇帝实录枠记，本年四月初三日，“帝曰：战马羸弱，当趁春草喂养。我欲据界藩筑城，屯兵防卫，令农夫得耕于境内。遂亲往卜基筑城”。
当时被俘住在赫图阿拉城中的朝鲜官员李民寏也记载了此事：“四月初三日，奴酋（即努尔哈赤）往者片（即界藩）筑城”。
本年六月下旬，努尔哈赤在率兵攻克明开原城后，并未返回赫图阿拉，而入驻界藩城，使这座城不仅作为“屯兵防卫”之地，也成了汗王后妃安家之处。枟满文老档枠对此事有较为具体的记载：
（自开原）班师，未还都城，欲往界藩筑城建房以居。汗命诸领兵贝勒大臣率众兵往界藩，牧军马于边境，勿渡浑河。诸贝勒大臣会毕，谓汗曰：“乞请还都，军马至家，可息于荫凉处，以水浴之，割青草饲之，马将速壮。至于军士，放归各家，整治兵器。”汗曰：“尔等不明。今六月盛夏，行兵已二十日矣。即自此归家，尚有二三夜方能抵达。由我都城至最末之屯寨，又宿三四夜乃至。炎蒸之日，乃如此远涉，马将何日得肥耶？我等留居界藩处，其军马均牧于此，马将速壮，至八月又可兴师。”遂议定驻界藩，并遣人迎众福晋至。众福晋叩见汗，以会见礼大宴之。先建汗居住之楼舍，院子尚未建成。诸贝勒、大臣及众小兵士房舍是月皆建成。……又颁书曰：“凡遇无汗之印信用马驮载财物或乘马由西返家者，扎喀关守将可执而审定其罪。”
可见此时城中各类房舍已初步建成，努尔哈赤及其后妃等正式迁居于此。
界藩城位于今抚顺县章党乡高丽营子村南数里浑河与苏子河交汇之处、大伙房水库东北的铁背山上，据当时人所记，距赫图阿拉城一百二十里。清代官修枟盛京通志枠和民国年间所修枟奉天通志枠中，都有界藩城位于铁背山上的记载。据抚顺市的历史考古工作者实地考察，此山有东、中、西三个山头，分别建有主城和东、西卫城，总周长为4600多米，面积约63000平方米。按其所述：
界藩城主城中的1、2号房址居于全城的高险平坦之处，规模大于其他房址。房址周围发现了大量的建筑构件和饰件，如条瓦、滴水、板瓦、乳钉砖等，又出土青花瓷片等生活器皿，显示出此二处房址的与众不同与规格之高。……故此我们判断，一门三套间的1号房址当为后妃所居之处，而2号大型房址，当为努尔哈赤本人所居。
此外，从枟满文老档枠中关于天命五年八月额亦都获罪，被拘于“理事大衙门”，“汗出坐衙门……定其罪”等记述可知，界藩城中也曾建具有相当于“殿”功能的建筑。
由于界藩城面积较小，而且山势险峻，建筑房屋和交通往来都很不便，努尔哈赤对居住于此处并非十分满意，在当年便已经开始在附近物色更为合适的建城居住之地。据当时曾在建州生活过一段时间的朝鲜官员记载：
者片（即界藩）城在两水间，极险阻。城内绝无井泉，又木石杂筑，高可数丈，大小胡家皆在城外水边。今又于城下十余里许据险筑城，造作窝舍，将为留住之所。
这座后筑之城即萨尔浒城。至天命五年三月“议自界藩迁往萨尔浒地方，汗亲往勘视，指拨众贝勒建房居住之地”。从枟满文老档枠所记可以看出，当时所修整的既有努尔哈赤“建房居住”之处，还需另建“诸贝勒聚会筵宴之大衙门”。此城城墙及城内房舍的整修和兴建应自本年春全面开始，当年九、十月间，正式由界藩迁居于萨尔浒，“建军民房舍，至十一月乃成”。
根据实地考察，萨尔浒城位于今抚顺县李家乡竖碑村西北的萨尔浒山上，隔浑河与界藩城相望。其所处地势较铁背山平坦，城内面积也远比界藩城为大，而且全城为一整体，只以城墙分隔为内外两部分，东为外城，西为内城，努尔哈赤及诸贝勒驻于内城。
界藩和萨尔浒城的性质，在努尔哈赤命迁居界藩的谕旨中已经说得比较明确，即为便于向西进攻明朝而建的前沿指挥中心，与正式作为政权大本营和统治中心的都城赫图阿拉相比，在地理位置、人文环境和经营力度等方面都有一定区别。但其中所建的“汗宫”、“衙门”等仍承袭以往的传统，并对此后辽阳、沈阳都城中的宫殿产生着重要的影响，成为清入关前满族政权宫殿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第三节 辽阳都城和宫殿
在迁居萨尔浒城后不到半年，即天命六年三月，努尔哈赤就实现预先设想，攻克明朝沈阳、辽阳等城，进而占领明辽东地区全境。随之实施了统治中心的西移——迁都辽阳城。
天命六年三月二十一日，后金军经过三日激战攻占辽阳城。努尔哈赤于当日入城，居住在明辽东经略袁应泰的都司衙门中，并“命遣人往迎众妇人及诸子来城居住”。四月初五日，“众福晋至。总兵官等大臣迎至城外教场，下马步行，导引众福晋之马入城。众军士沿街列队相迎，自城内至汗宅，地设白席，上敷红毡，众福晋履其上晋见汗”。
从努尔哈赤几次迁徙都城的历史看，基本上都是在取得新的战略胜利后，即将统治中心移至靠近下一个发展目标之处或新占领区，而且始终是向外扩展，绝不再回到以前的旧都。此次占领辽东地区后也是如此。据枟满文老档枠的记载，他在命参将阿胡图回萨尔浒接后妃等人至辽阳时，即已吩咐“命尽宰家中猪豕，用于祭祀，祭毕引众福晋前来”。表露出不想再返回原居住地之意。在进驻辽阳后第二十天，即四月十一日，因额驸扬古利欲将死去的儿子送回萨尔浒安葬，努尔哈赤召集诸贝勒传谕：
“何必归葬于萨尔浒？彼处之尸骨亦将移葬于此矣。天既眷我哉，尔等诸贝勒大臣却不愿居此辽东城，劝尔等毋存疑虑。昔我国家奴之遁逃，皆以无盐之故也，今且有之。自辽河至此，各路皆降，何故舍此而还耶？”……乃定居辽东城。
决定迁都辽阳后，即着手修缮城池和汗王居住之处。
辽阳是明辽东都司规模最大的城池。“周围二十二里二百九十五步，高三丈三尺，池深一丈五尺，周围二十四里二百八十五步。城门九。”努尔哈赤入城后所居明辽东都司衙门，按明代枟全辽志枠内附图标示，位于城内东南，是包括正房、中厅、后堂等百余间房屋的大型衙署兼住宅的建筑群。
后金迁都辽阳后，史料中记天命六年五月努尔哈赤登城巡阅，“汗乘轿登东南门上下轿，……仍由东南门下城进衙门，大宴”。说明当时所住都司衙门仍在距东南城门较近的原址。天命六年五月起，已调每牛录二人、每五牛录一甲喇章京“修筑汗宅”，本月内又规定，凡有大事及诉讼等“不可擅行审断，须送汗城理事大衙门，由众人审断。……我亲生之八子，其下八大臣及下属诸臣，五日一次集于汗城理事大衙门，……秉公审理”。
此后还有努尔哈赤于“汗衙门”宴请蒙古巴岳特部归顺之人、会见囊苏喇嘛和为众官庆功的记载，说明此时的辽阳都司衙门确实也起到了宫殿的作用。还应该提到的是，由于努尔哈赤以前所居的赫图阿拉等女真地区山城面积都不大，住在位于平地而且面积较大、周围汉人较多的辽阳城内似乎不很习惯，因此曾想在辽阳城中再修一座围绕在其住宅和“汗衙门”的“汗城”，而且已经付诸实施。天命六年六月枟满文老档枠记：“修筑辽东城内汗居住的小城时，分别诸申与汉人，拆房平地，已于十三日施工”。
但是，这种以旧衙署为“宫殿”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很久。从天命六年八月起，努尔哈赤又有了新计划─ ─在旧辽阳城外修筑新城，作为后金的都城和宫殿所在地。本月二十八日“汗率众福晋、诸汉官及其妻室诣新筑城之地。八旗宰八牛，各设筵十席，大宴之。又每旗各以牛十头赏筑城之汉人。八旗八游击之妻各赏金簪一枝”。这里提到的便应是于城外新筑之城，而且此时已经动工，所谓“八游击”应是从八旗中抽调带领夫役筑城者。至九月十四日，努尔哈赤向诸贝勒大臣宣布兴建新城的决定及原因：
汗曰：“该辽东城（指辽阳——引者注）年代久远，业已老朽，且城垣广大。我若出征，必致守城人陷于危难矣。东有朝鲜、北有蒙古，此二国皆与我陌生。若舍此西征大明，则必有后顾之忧。需更筑坚城，酌留守兵，以解后患，即可安心南征。”诸贝勒大臣谏曰：“若弃所得之城郭、所居之室庐，于新地筑城建房，恐力所不能，劳苦国人也。”汗曰：“我与大国构兵，岂能即图安逸乎？尔惟虑一时之小劳苦，而我所图者大也。若惜一时小劳，何能成将来之大业耶？可令汉人筑城，至于庐舍，可令各主营建。如此，则其劳无几也。”自八月起，于太子河北岸山冈建城池 。
此次所建之城位于辽阳旧城东约八里的太子河畔的山冈上，名为辽阳新城或东京城（辽、金时期曾以辽阳为东京）。关于努尔哈赤等移居新城的时间，史书中未见明确记载，据枟满文老档枠记，本年腊月至天命七年四月，努尔哈赤曾几次同后妃、蒙古贵族等至新筑城之地筵宴，其中七年四月初四日记云：
汗于筑新城之地召集察哈尔、喀尔喀前来之诸贝勒及广宁官员等大宴之。赐蒙古为首之九贝勒各伞一柄、旗四面。汗于筑城之前由辽阳城迁来。
过去曾有学者认为这表明辽阳的宫殿已经修造完毕，造城工程也已经处于收尾阶段。但我们认为，这段记载只能说明在新筑城之地筵宴（完全可能是在露天），并不能表明城内宫殿已建成、努尔哈赤已迁住于此。所以，当时的新城只可能建成少量城垣和房舍，尚未正式投入使用。东北地区冬季气候严寒，农历十月至次年二月几乎无法进行建筑施工，而且新城所在地此前并无旧城可资利用，所以修筑城池及宫殿的工程应从天命七年三月以后正式开始。
关于辽阳新城的规模，康熙二十年（1681）枟辽阳州志枠所记如下：
东京城在太子河之东，离辽阳城八里。天命六年建。城周围六里零十步，高三丈五尺，东西广二百八十丈、南北袤二百六十二丈五尺。城门八：东门二，一曰抚近、一曰内治；西门二，一曰怀远、一曰外攘；南门二，一曰德胜、一曰天佑；北门二，一曰福胜、一曰地载 。
此虽是稍晚的记载，但辽阳东京城在努尔哈赤迁都沈阳后即未再增修，所以上述记载应与建城时的情形差距不大。在当时的物质条件和社会条件下，修筑如此规模的都城非一两年可完工，况且还要同时修筑城内的宫殿衙署及军民住房等。据海城枟侯氏宗谱枠记载“……高皇帝兴师吊伐以得辽阳，即建都东京，于天命七年修造八角金殿，需用琉璃龙砖彩瓦，即命余曾祖振举公董督其事”。又据枟清太祖武皇帝实录枠记载，天命十年努尔哈赤决定迁都沈阳时，“诸王臣谏曰：东京城新筑，宫廨方成，民之居室未备，……”由此推断，东京城及其宫殿的建筑施工，主要应在天命七年进行，其使用应自天命八年开始。枟满文老档枠中关于辽阳东京城政务活动最早的确切记录，是在天命八年的四月二十九日，是日，“以额勒斋布、萨比干合为备御职，达岱、方喀拉合为备御，达吉哈、阿纳布合为备御，于诸贝勒齐集八角殿之日，乞请在案”。“八角殿”，是对东京城内新建之汗王与诸贝勒集会、审案、筵宴的“大衙门”的俗称，盖因其殿顶为八角攒尖式之故。此时有使用八角殿之记载，说明该殿在此前已建成并可付诸使用。此后，关于此殿及东京城使用的记载逐渐增多而且愈加明晰，如：
天命八年五月：初五日，大贝勒、阿敏贝勒、四贝勒、多铎阿哥、济尔哈朗阿哥齐集八角殿审事。
初九日，汗于八角殿召集瞻河之姑及诸女训示之。
十四日，汗与大贝勒往视沿边诸城之处，午时出东京城，往海州进餐。
二十日，孔果尔贝勒之子穆斋台吉将其妹送于汗。故汗之诸福晋率诸媳杀牛羊出东京城，迎于五里之外，筵宴之。入城后，汗率诸贝勒大臣出御八角殿。……谒见毕，蒙古诸贝勒坐于殿内，大设筵宴。
除八角殿外，东京城内还建有努尔哈赤住宅，即史料中所谓“汗家”或“汗宫”、“内廷”。据20世纪70年代对辽阳东京城的考察：
辽阳新城（东京城）的台地呈“凹”字形，由南向北逐步升高，在它的最高处是八角殿的所在地。……曾掘出若干六角形绿釉砖，……我们还采集了黄绿两色琉璃筒瓦和勾头。……东京城皇宫的居住区并不与八角殿相连，而是在距八角殿之西约一百米处的全城制高点上。
史料中的记载也可以从一定程度上证实以上发掘结果。如天命八年八月二十五日“汗御八角殿，杀四牛，演百戏筵宴之。其后归来，御内廷，训示诸贝勒曰……”次年元旦“卯时，汗往祭堂子，遂还家叩拜神主。辰时出御八角殿……”，本月初七日“置三十桌，杀一牛一羊，以饯行之礼请科尔沁之岱青台吉、扎鲁特内齐汗之子色楞台吉入汗之院内，岱青于汗右、色楞于汗左，坐于床下，筵宴之”，都可以说明努尔哈赤所居之处与八角殿不在一处，这也是沿袭佛阿拉以来宫殿制度的传统而来。
综观定都沈阳前后金满族政权都城宫殿的发展，可知其演进过程的基本脉络。从佛阿拉至萨尔浒的几座山城和汗王居室，都是依女真族住宅习俗的传统，结合其民族政权的发展壮大的进程建造，虽然已经有别于一般民居，但仍基于本民族的建筑传统，而与中原王朝的宫殿有明显区别。辽阳东京城都城与宫殿，是后金进入辽沈汉族居住地区后，为供汗王及八旗贝勒大臣居住而专门建造的，尽管承袭了原在辽东山区同类建筑的一些传统制度和作法，由于处在相对先进的文化环境中，宫殿建造技术（如八角殿并采用琉璃构件）等方面，已开始吸收其他民族建筑文化的因素而发生一些变化，但本民族的宫殿制度的特色仍然十分鲜明。诸如汗王之家（宫）与处理国家政务的衙门（殿）分在两处盖造、殿前设有八旗贝勒大臣使用的建筑，以及汗王宫殿位于城内高处等等，对此后沈阳宫殿建筑风格的形成产生着直接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