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乾隆时期移送文物概况
清迁都北京以后，盛京皇宫原藏帝后御用物品一部分随新主人运往京师，一部分被送到盛京城内外一些寺庙内恭藏，所遗者不过是清太祖、太宗时期的少量旧物。如清人昭梿在枟啸亭杂录枠中所载：只余努尔哈赤的牛皮鞋、绿皮云头旧履、清宁宫所置糠灯、皇太极所用鹿角椅等宫廷旧物，以及天聪至崇德年间曾使用的满文、蒙文信牌、印牌等物。
从有关记载看，清入关后盛京宫殿虽属清朝龙兴之地，是仅次于北京紫禁城的陪都宫殿，但在顺治、康熙、雍正三朝，清政府并未向盛京宫殿拨送大量宫廷用品和藏品。
清朝康熙年间，康熙帝曾经三次东巡盛京地区，亲诣盛京宫殿拜谒，并于宫内举行祭祀和宴赏等活动。他的到来虽然为盛京皇宫带来一批祭祀用具、食具、銮驾和卤簿、仪仗等物，甚至还曾数次拨运清初几位帝王御用的弓箭、櫜鞬、鞍辔、腰刀等武备用品，但综合来看，大批量运送宫廷文物和艺术品的历史应从清代中期乾隆年间开始。
乾隆年间，曾大规模增建、扩建盛京皇宫内的建筑，用以帝、后驻跸需要和专门收贮宫中宝物。
乾隆十一年至十三年（1746—1748），清内务府和工部及盛京相关衙门为乾隆皇帝及随行后妃、皇太后东巡驻跸之需，在盛京皇宫原中路建筑两侧，增建了东所、西所两处行宫；为收藏宫内各类珍宝及清朝帝后御用物品，则在盛京皇宫崇政殿前后新建、改建了飞龙、翔凤阁，东、西七间楼，师善、协中斋，日华、霞绮楼；为恭藏爱新觉罗皇室家谱枟玉牒枠和清朝皇帝的枟圣训枠、枟实录枠及清初重要宫廷秘档，在东所、西所之后修建了敬典、崇谟阁。乾隆四十三年至四十八年（1778~1783），为完善坛庙之制和收藏清历朝帝、后玉宝、玉册，在大清门左侧移建了皇家祖庙盛京太庙；为修身养性和收藏枟四库全书枠、枟古今图书集成枠等重要文化典籍，则于盛京皇宫西侧拓建了西路嘉荫堂、戏台、文溯阁、仰熙斋、九间殿等建筑。
从现存档案记载看，乾隆时期几次大规模向盛京皇宫输运各类宫廷珍藏品，也基本是围绕乾隆东巡和盛京皇宫新建宫殿建筑而进行的，即主要集中于乾隆八年至十九年，以及乾隆四十三年至四十八年期间；此外，乾隆四十一年、四十二年和乾隆五十年以后，也是清宫内府从北京向盛京移送各类珍藏品最为频繁的年份。
清代乾隆年间，由北京紫禁城向盛京皇宫拨运大量帝后御用物品和各类皇家珍宝的情况，被详细地记录于各种档案之中。当时，京师与盛京内务府、京师礼部、工部衙门与盛京礼部、工部衙门间的往来档案中曾对每次送贮物品的名称、数量、携带者、送交时间等有较多记载，从大量档案归纳可知，所送器物有时一年之内可达二十次以上，每次所送物品少则数件、数十件，多则数百件、数千件，最多的一次即有十万件，其中较大的几次分别为：
乾隆八年（1743），拨送大小金碗、金盘、金碟等一百六十余件，铜碗、铜盘一千三百余件；十年，拨送玻璃器、玉器、瓷器、雕刻品、文房用具数十件；十二年，拨送珐琅器、殿上陈设品等近百件；三十五年，拨送御制墨一百余件，编钟、编磬架子、底座及配件等四套；四十二年，拨送康熙、雍正、乾隆款珐琅器四十匣，拨送金龙袍十件、金龙褂十件、备赏宫绸、彭缎近六十匹、细布一千五百匹；四十四年，拨送康熙、雍正、乾隆年款各色瓷器十万件。此外，乾隆八年、十九年、四十三年分别拨送皇帝御用各类弓箭、刀枪、鞍辔、甲胄、櫜鞬等物数百件；十一年、五十二年拨送御制书画、历代名家传世书画数百件，等等。
乾隆皇帝当时之所以多次传旨并亲自主持向盛京皇宫送贮大批宫廷器物和宫中珍藏历代艺术品，其目的大概有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送贮清朝皇帝、后妃所用的宫内实用品、陈设品，及祭祀、庆典活动应用的各类物品，以备清朝帝、后东巡时在盛京皇宫、盛京三陵举行各种典礼仪式及在盛京宫殿驻跸期间使用、赏赐之用。
乾隆皇帝在东巡期间，均要依照定制举行各种祭祀、庆典、筵宴、赏赐等活动。当时随驾东巡的人员既有后妃、皇子，又有众多的近侍、文臣及其他服侍人等，在允许的情况下他还要带上母亲皇太后同行。为保证皇帝、后妃等人东巡期间各项活动之便，从乾隆初年开始，内务府便有计划地向盛京皇宫输送帝、后御用物品，这其中包括有宫内陈设品、御用器物、服装、餐饮具和御前卤簿仪仗、乐器及用于赏赐的各类锦缎、荷包等物。
其二，按照清朝国家礼制的各项需要，尊藏各类帝后宝册、典章文献和皇家档案，并以此提高盛京皇宫的尊贵地位。
清代中期，国家各项礼仪制度已基本完备，因礼制需要而制作的国宝器物也越来越多，尊藏国宝，实际上也就是维护国家权力和统治的需要。从乾隆年间开始，乾隆帝便传旨将清朝前五代皇帝、皇后的玉宝、玉册（谥宝、谥册），各代皇帝的枟实录枠、枟圣训枠和圣容，爱新觉罗家族的谱书枟玉牒枠和清朝官方各类秘不示人的档案、文献等，陆续送藏盛京皇宫。此举既把清朝重要的典制宝器分贮成两份，以备不虞，也将盛京皇宫的政治地位大大提高，使“丰沛之乡”受到更多世人的尊崇，使“皇家故里”享受更多的荣耀。
其三，盛世收藏，皇家独尊。盛京皇宫为清朝统治者高度重视的陪都宫殿，在清代乾隆年间又开辟为皇家藏宝的安全之地，藏贮清初期至清中期皇室内府收集的历代艺术珍品和新造的各类皇室御用器物，使盛京皇宫恢复了合理的使用功能。
清代中期，国家政权日趋巩固，社会安定，经济繁荣，清王朝进入鼎盛阶段，出现了所谓的“康乾盛世”。主流社会在安定和富庶的大环境下，自上而下大行收藏之风，到乾隆时期，宫中珍藏的历朝传世国宝越来越多，加上乾隆皇帝个人对收藏、文化艺事有特殊偏好，一方面不惜重金在社会上大肆搜求历代法书名画、古董珍玩，另一方面又由内府设置各种御窑、御坊、御作，以专门制造皇家御用的瓷器、书画、雕刻品、珐琅器、织绣品、书籍等各类珍品。至乾隆中晚期，盛京皇宫已经成为收贮各类皇家珍宝的巨大宝库。
其四，继续送贮清朝皇帝御用的弓箭、刀枪、櫜鞬、甲胄、鞍辔等物，以此标明清王朝以武功治天下的基本国策。
“国语骑射”是清王朝的既定国策，各代皇子在年幼时均要由宫中专派的师傅教习骑马射箭等武功，被选继皇位者继位后，则要统率八旗官兵依制到“木兰围场”举行秋狝围猎。因此，清朝列帝都拥有多把御用宝弓、宝刀、宝剑及其他武备用具。乾隆朝，宫廷内府奉旨将前朝和本朝皇帝御用的弓矢、刀枪等恭贮盛京，乃是“不忘根本”国策的具体体现。
第二节 各楼阁所藏御用珍宝
清朝道光二十七年（1847），盛京内务府曾奉旨派专人对盛京皇宫各楼阁内庋藏的各类藏品作以清点造册，这就是保存至今的枟盛京皇宫器物清册枠。清光绪末年，盛京内务府再次对故宫原藏文物登记造册，其内容与道光年所制清册基本相同，其藏品总数共约十二万件套。
由于盛京皇宫各宫殿库房内所藏各项藏品数量过于庞大，我们无法对详细藏品一一列举，以下，谨将盛京皇宫各楼阁所贮的文物藏品种类与大致数量作以介绍：
飞龙阁尊藏清帝御用器物。飞龙阁位于崇政殿前东侧，为面阔五间二层式厢楼。该阁上层藏有上自清太宗皇太极，下至清穆宗载淳等清朝列帝御用弓箭、刀剑、火枪等兵器及甲胄、马鞭、櫜鞬、鞍辔、武备等物，共有三千多种（其中大部为箭枝），藏品中以八十余副嵌有珠宝、镀金装饰的御用鞍辔较为珍贵，分别收藏于标有“和、风、甘、雨、露、景、星、庆、霞”等字头的柜中。据盛京内务府档案记载，仅乾隆九年（1744）一次由武备院送来之物就有太宗、世祖、圣祖、世宗、高宗诸帝御用弓箭、撒袋、鞍辔、刀枪等二千六百多件。清帝东巡驻跸盛京皇宫期间，有时也要登楼阅视这些御用武备存放、保管情况。如嘉庆十年（1805）八月，嘉庆帝至此时谕示：“飞龙阁库内恭贮皇考所御甲胄、櫜鞬等件，上系皮签均系乾隆年间标识。富俊（时为盛京将军兼盛京内务府总管大臣）职司典守早应奏请换易皮签，敬书庙谥尊号。乃今尚仍其旧，亦太疏忽”。这说明后代皇帝对恭藏盛京的先帝遗物十分关心。
飞龙阁下层收藏着清宫内府多方收集的珍贵古代青铜彝器，据盛京内务府档案记载，此项铜器是乾隆四十七年（1782）三月由京师运至并收贮于该阁的。此项青铜器共四百五十九种、总计八百件，其中商器五件、周器四百余件、汉器三百余件、唐器二十件。器形包括有鼎、尊、卣、爵、觚、盂、盘、鼓、钟等五十余种，相当一部分器皿上都铸刻有铭文。八百件铜器按各自编号依次存放于十三架大柜之中，器形相同者编号相连，同贮一处。乾隆五十八年（1793）宫廷内编绘枟西清古鉴枠著录所藏历代古铜器时，特将盛京的这八百件古铜器专门编录成枟西清续鉴 · 乙编枠。书内详记各器规格、重量，并工绘各器全图，有铭文者附以拓片、释文及简注。这是清代专门著录盛京宫殿藏品的唯一书籍。由是可知此项铜器为盛京皇宫所藏宫廷文物中最有价值的一部分。
除上述两项外，飞龙阁中尚存有其他一些物品，如黄地洋彩八宝、五供、青花龙凤呈祥太极尊等瓷器数十件，以及洋瓷翎管数十件，皆置于铜器柜柜顶，清册内标有“以上俱系嘉庆十年由内交出”字样，应是嘉庆年间后续拨入盛京皇宫存放的物品。此外尚有靠背、迎手、椅垫、鹿角椅等坐具及甲胄、皮张等物，合计约一千件。估计其中的一部分是由宫殿内撤出移存于此的，直至清末基本没有变动。
翔凤阁尊藏清帝御用器物。翔凤阁位于崇政殿前西侧，为面阔五间二层式厢楼，阁内藏品大体可分为两项，即金梁先生所著枟奉天古迹考枠中所记：“上藏书画等类，下藏御用珍宝”。翔凤阁内恭贮盛京皇宫各宫殿及夏园、广宁行宫等处的御用陈设、珍宝和实用物品，以及清宫内府收藏的历代名家书画及清帝御笔字画。
据清末道光年间枟翔凤阁存贮器物清册枠来看，册内所载所谓“盛京皇宫各宫殿”，系指迪光殿、保极宫、继思斋、清宁宫、崇政殿、大政殿、凤凰楼等处；“文溯阁”则包括文溯阁、嘉荫堂、仰熙斋、九间殿并附有崇谟阁。从各宫殿物品清单及排列顺序看，是依照清帝东巡驻跸盛京宫殿的主次关系来定的。清册内所记各宫殿陈设的玉、瓷、珐琅等器物及文房用品等共有五百多件，皇帝、大臣等所作书画卷轴册页一百六十多幅（册），各种图书一百余部。此项藏品原应分置于各宫殿内，估计是在道光九年（1829）道光帝东巡之后，为便于保管而集中于翔凤阁内统一存贮的。由于此后清朝皇帝再未有东巡之举，皇帝驻跸盛京宫殿应用的各类御用物品乃一直存放于翔凤阁内，直到清末也未改变。至于夏园（位于今辽宁省新宾）、广宁（位于今辽宁省北宁）两处行宫的陈设物品，总计不到二百件，在清末光绪年间盛京皇宫各宫殿藏品清册中，曾标注有：“夏园陈设，经将军琳奉准，撤交内库存贮”。其中的“将军琳”，当为琳宁，此人于乾隆五十六年至嘉庆五年（1791—1800）出任盛京将军。盛京皇宫内所贮夏园行宫的御用物品，当在这段时间内首次移送盛京，而广宁行宫之物的入藏应与夏园行宫相类似。
在盛京皇宫各宫殿及行宫陈设的物品总计不到一千件，约占翔凤阁全部藏品的七分之一。阁中其余物品在清册中排列顺序比较零乱，同类之物并不列在一处，估计是按照由京师运至时间的先后，或是在盛京宫殿内陈设、使用撤回后，将每次入藏物品归列一起所致。
除宫殿及行宫陈设品外，翔凤阁清册中的其余藏物大抵可分作三类：第一类是金、银、玉、瓷、珐琅、漆、角、木、牙等制品，共有两千多件，其中以各种玉器所占比重较大。此项物品大部分是内廷贮用的贵重、精制器皿和工艺品。第二类是各种锦缎、布匹、衣料、服饰、荷包等共四千多件。其中御用袍、冠、朝珠等数十件，大小荷包四百余对，余者绝大部分是缎匹衣料，这类藏品主要供清帝东巡时于各种场合穿着使用和宫内一些张挂铺陈、摆设及赏赐官员之用。第三类是清帝御笔书画及历代名家所作书画和内府刊印的书籍、舆图等，其中以历代名人书画一项最为珍贵，有阎立本、释智永、周昉、巨然、徐熙、黄筌、郭熙、刘松年、李唐、马远、夏圭、米芾、蔡襄、苏轼、李公麟、赵孟頫、王蒙、倪瓒、钱选、文徵明、沈周、仇英、唐寅、董其昌、王原祁、王翚、恽寿平等一百多位书画名家的作品三百三十多幅（册），均为清代内廷收藏的传世佳作。
这批书画艺术品与飞龙阁所贮之古铜鼎彝，堪称盛京皇宫藏品中之“双璧”。清帝御笔书画亦藏有三、四百件之多，既有御制诗文绘画，也有临摹古代名家之作，大部分出于乾隆帝手笔。因系御笔书画，不但选纸用墨均属上乘，装帧也更为讲究，立幅用牙轴，手卷用玉擎。在藏品中还有一些是清帝东巡时盛京官员士绅等进呈之物，如清册内有“生员××进呈册页”，其数量达数十件，下注“嘉庆十年上留”等字样，亦一并存放于此。
民国年间，金梁曾据翔凤阁内所藏部分书画精品编成枟盛京故宫书画录枠和枟盛京故宫书画记枠，为后人进一步了解和研究这些书画艺术品提供了相关资料。
东七间楼存放清宫御窑各类圆、琢瓷器。东七间楼位于飞龙阁之后，为面阔七间二层式厢楼，内存康熙、雍正、乾隆年制各类瓷器十余万件。
乾隆四十四（1779）年六月，内务府奉旨由京师移送瓷器十万件至盛京宫殿，因数量较多，需备有合适的库房。盛京内务府官员经察看后选中了宫内的东七间楼，其所具呈文内称：“查看得飞龙阁后有楼房七间，现在堆放粗重木器等物。今酌量将木器分贮翔凤阁后收贮棉花等之楼房内。其飞龙阁后之棉房可以存贮送到瓷器。当即谕令内务府佐领三福等于楼房上下制造木隔，……（拟将瓷器中）体重器大者安放楼下，体轻器小者安放楼上”。是年，带有康熙、雍正、乾隆年款的清宫官窑瓷器由京师大批量运至盛京后，便存入该楼内，此后盛京皇宫的东七间楼即称为“瓷器库”。
现存道光、光绪年间东七间楼清册中，第一项即是乾隆四十四年（1779）运至的十万件瓷器，这其中有康熙年款圆、琢瓷器三万五千件；雍正年款圆、琢瓷器二万五千件；乾隆年款圆、琢瓷器四万件。瓷器中绝大多数为黄、白瓷釉烧成的碗、盘、碟、盅，如康熙款瓷器中仅碗就有一万八千四百件，占总数的一半还多，余者为盘、碟共六千多件，盅八千多件，极少一部分为罐、壶、花瓶、笔筒、笔洗、水注等器。其余六万余件雍正、乾隆年款瓷器的器形和釉色亦大概如此。这批精美的清宫官窑瓷器均由江西景德镇御窑烧制，专门供以宫内皇室成员使用，当时之所以由北京将如此众多的瓷器品运到此处藏贮，其目的主要是为了调剂北京库存瓷器的数量和种类 ，同时也可备清帝东巡期间举行各类筵宴等需用。
东七间楼内除上述瓷器品外，尚有其他瓷器四千多件，约可分为三部分：其一为康熙、雍正、乾隆朝零散烧制的各款圆、琢瓷器，器形为瓶、盘、碟、碗等类不同种类，每种一件至数十件不等，釉色有青花、霁红、五彩、霁青、汝釉、钧釉、酱釉等；其二为明代永乐至万历朝官窑烧制的各款碗、碟、瓶等百余件，以青花瓷居多；其三为清册中未记年款者，内有数百件清代仿明宣窑、成窑、嘉窑制品，还有少量洋彩（珐琅彩）瓷器，其烧制年代亦当在康熙至嘉庆年间。从清册中所列名称和釉色看，这四千件瓷器的工艺水平要较高于前述大宗瓷器，当系陆续由京运至盛京收贮的。
西七间楼存放殿版书籍、墨刻碑帖及官府档案。西七间楼位于翔凤阁之后，为面阔七间二层式厢楼，该楼在乾隆朝以后俗称“书籍墨刻楼”，或“档子库”、“西档库”等。楼内所储主要是书籍、墨刻、档案三大类。
西七间楼存放的清代档案，乃盛京内务府及盛京五部衙门等官司随时送至的，当时似不计入正式藏品之列，在清代也未见有关此项档案数量及内容的记录。据民国年间曾整理过此项档案的人述说，这批档案原置于楼内下层北部的三间屋内，按类别可分为三种：其一，满、汉文稿档约五万余件，系顺治朝至清末二百多年间盛京内务府与北京内务府，以及盛京五部与京师各部等官署之间往来公文的底稿；其二，往来公文底档，这部分册档即所谓枟黑图档枠（“黑图”满语意为“副本”或“杂档”），共九百八十多册。系康熙至咸丰年间盛京内务府与京师，以及盛京有关官署之间往来公文的誊录底档，档案依年份按京来、京行、部来、部行等分类，按照朝年顺序先后装订成册。乾隆朝以前满文者居多，乾隆朝以后则大部分为汉文；其三，乾隆至宣统年间盛京地区八旗人丁户口册，这批档案计有八千余册，完整及残损者约各半。这三部分档案涉及清入关后二百多年间东北地区政治、经济、军事以及皇室事务、旗务、清帝东巡等诸多内容，且均为第一手材料，是盛京故宫保存下来的一批珍贵历史文献。
另据清道光年间枟西七间楼恭贮书籍墨刻器物清册枠所记，此楼内尚存放有清代盛京三陵铜供器五十余件，蒙文、无圈点满文和满、蒙、汉文信牌、印牌五百三十七面，鎛钟十二个，头号至四号簨簴各一对等。这些物件与楼内主要藏品并非同类，可能是临时拨运存放于此，有的则是清帝东巡使用后即送于此处库内收贮，直至清末亦未移出。
銮驾库内存清帝御用銮驾、卤簿、仪仗及乐器。銮驾库位于盛京故宫大政殿北侧，为面阔十一间正房，内存清帝御用銮驾、卤簿、仪仗及清宫乐器等物百余件。
清帝在盛京皇宫的銮驾库，原位于崇政殿前东面的七间楼内，后因拆楼另建藏品库房，“遂将大政殿后正房五间两端各添盖一间，成为七间（后曾改建十三间，复改为十一间）。乾隆十一年七月二十五日工竣，移銮驾、乐器于其内”，因此从乾隆十一年（1746）以后，盛京皇宫内的皇帝御用卤簿、仪仗和乐器等物均改存于大政殿后新建的銮驾库内。这批御前礼仪用物均系清帝巡幸盛京期间出行及举行典礼时重要的陈设、演奏之器，但迄今尚未见有清代所遗该库簿册，按1947年民国年间出版的枟东北文物展览会集刊枠载文所述，当时沈阳故宫所遗清宫銮驾卤簿之物可分作四类：其一，辇舆类，如步舆、鞍勒等；其二，御用物品类，如交椅、提炉等；其三，仪仗类，如立瓜、卧瓜、龙凤扇、豹尾枪等；其四，乐器类，如画角、铜角、笙、笛等。该四类藏品总计百余件，按其制作工艺及有关使用时期分析推断，大部分器物当系康、乾年间所造所用之物。
第三节 文溯阁枟四库全书枠
枟四库全书枠是盛京皇宫所有宝藏中最为著名的藏品之一，它从清代乾隆年间入藏盛京文溯阁以来度过二百余年的风雨沧桑，经历过得而复失，失而复得，最后又远离他乡的几次离别，具有十分传奇的色彩，是沈阳故宫完整保存却又难以拥有的一份最珍贵的文物藏品。
乾隆三十七年（1772），乾隆帝下诏征求天下藏书，并于翌年正式设馆，以全国各地采集、进献、内府原藏、枟永乐大典枠、敕撰等方式汇集天下之书，统一体例欲编纂大型图书集枟四库全书枠。考虑到该书所具有的非凡意义，乾隆皇帝又传旨在书成之后即应抄录七份，分贮于先后动工建造的北京紫禁城文渊阁、圆明园文源阁，以及盛京皇宫文溯阁、热河行宫（今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扬州大观堂文汇阁、镇江金山寺文宗阁和杭州圣因寺文澜阁等七个地方。
这样，以枟四库全书枠作为纽带，遍布于清帝国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的七阁建筑由此被联结在一起，文渊、文源、文津、文溯阁被称为“北四阁”或“内廷四阁”，文汇、文宗、文澜阁被称为“南三阁”或“江南三阁”。
盛京皇宫文溯阁属于故宫内的晚期建筑，始建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它与其他六阁的格局基本相同，均是仿照宁波范氏藏书楼“天一阁”之制而建。文溯阁位于沈阳故宫西路，外观为二层，黑琉璃瓦、绿剪边、硬山式，面阔五间，加西侧楼梯间为六间，进深三间；阁下层前后均出檐廊，额枋绘画“河马负图”、“翰墨册卷”等苏式彩画图案，画面上的蓝绿色调与内外廊柱的绿色相配，给人以清爽文雅之感；前檐两侧山墙各有卷门，其上悬砌绿琉璃垂花门罩，门下各有四级踏跺。
文溯阁阁内为三层式建筑，在阁内上下两层中间的东、北、西三面，另外加有一层回廊式的格局，俗称“仙楼”，其北面约占二米多宽，东西两侧各占一间之地，使阁内正中三间形成二层高的敞厅。另外，在阁内下层靠北，又以隔扇分出近二米宽的过道，形成高低错落前后掩映的多变布局。文溯阁与其他六阁建筑在内外设计上体现出江南建筑的精巧别致与科学实用，在这些通风良好、结构合理的古建筑之内，枟四库全书枠自然也得到很好的保藏。
文溯阁之名按照乾隆皇帝的本意，乃是合乎周诗“溯涧求本之义”。
枟四库全书枠这部由乾隆皇帝亲自主持修纂的大型图书总集，在当时曾倾全国之力才得以完成，共有六千一百四十四函，总计三万六千多册，由于卷帙浩繁工程浩大，全部参与其事的人数多达4400多人。全书从开始编纂到第一部抄录完成，共用了整整10年的时间，书成后仅抄录一项又征调全国各地保举经考试而录用的3800余名落第举子，朝廷在全书收集、整理、编纂、抄录、装订、运输过程中所花费的人力物力，已不能用任何金钱数字准确计量了。
乾隆四十七年（1782）春季，第一部“文渊阁藏本”枟四库全书枠抄录完成，并正式入藏北京紫禁城文渊阁。一年以后，即乾隆四十八年（1783）春季，第二部“文溯阁藏本”枟四库全书枠也全部抄录完成，但依据史料记载，早在乾隆四十七（1782）冬季，内务府即开始将“文溯阁藏本”分批启运盛京。当时，内务府之所以要在冰天雪地的冬天将尚未全部抄完的书籍匆忙送往盛京，是与乾隆皇帝再次东巡安排有关，因为在翌年夏秋季节，乾隆皇帝将要第四次东巡故里，而他本人在盛京宫殿驻跸期间，一个非常重要的活动就是要在新建的文溯阁内阅览大清宝典枟四库全书枠。
入藏盛京皇宫文溯阁的枟四库全书枠先后共分五批陆续运抵盛京：乾隆四十七年（1782）十一月，第一批枟四库全书枠一千函和枟古今图书集成枠五百七十六函由京运抵盛京，正式入藏文溯阁内；一个月之后，第二批图书由京运到，计枟四库全书枠一千四百九十一函；翌年（1783）正月，第三批枟四库全书枠一千五百函运到；二月，又运到第四批一千五百函；三月，运到第五批二百六十函，另有空书匣三百六十四个；同年九月初，又由京送到枟四库全书总目枠二十函、枟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枠三函、枟四库全书考证枠十二函。至此，三万六千册“文溯阁藏本”枟四库全书枠已全部运送完毕，并按经、史、子、集各部整齐有序地摆放在文溯阁书架上。
文溯阁内藏书架按建筑结构分置于阁内三层，每个木架上标刻有“枟四库全书枠×部第×架”，以利于查阅者能尽快找到所需书籍。阁之下层存放着枟四库全书枠“经部”二十架共九百六十函及枟四库全书枠之枟总目枠、枟考证枠和枟简明目录枠三十五函；阁之中层“仙楼”内存放枟四库全书枠“史部”三十三架共一千五百八十四函；阁之顶层存放枟四库全书枠“子部”二十二架一千五百八十四函、“集部”二十八架共二千零一十六函。除枟四库全书枠而外，文溯阁下层另外还存放着枟古今图书集成枠十二架共五百七十六函书籍。
枟四库全书枠系乾隆时期由内府督办的精品写本，图书装帧十分精美，每册书函之外盛以特制的楠木书匣，既美观贵重，又能很好保护图书。全书所有卷册皆为软面包背装，各册封面采用不同颜色绢料以区别内容之不同，其中“经部”采用绿色绢，“史部”采用红色绢，“子部”采用青色绢，“集部”采用灰色绢，而枟四库全书总目枠、枟四库全书考证枠及枟古今图书集成枠则采用黄色绢。数万册图书以数种颜色的封面标示内容差异，增加了全书的美观性，同时也可以一目了然本书的类别，以利于取还与阅读。
除书匣及书籍外表精美设计外，枟四库全书枠在内部装帧和版式设计上也十分考究，全书用纸均采用洁白坚韧之开化榜纸，书页的框界为朱色细栏，版心上栏题写“钦定四库全书”，页中题有各册具体书名，每种书卷之首冠以内容提要，每册在首、尾二页均钤有“文溯阁宝”和“乾隆御览之宝”玺印。全书虽有数万册之多，但各卷均以娟秀的工笔楷书细致缮写，翻开扉页，只见雪白宣纸上红色框栏加黑色文字，令人开卷有益其乐融融。全书不足之处是有的卷册在抄录中为赶时间而稍过潦草，又因卷帙繁富，时有改正，终清一世未及全部校点和补充。
乾隆四十八年（1783）九月中旬，乾隆帝在盛京东巡中祭祀完三座祖陵后，驾临久别的盛京宫殿，他于宫内驻跸五日，先后主持举行一系列祭祀及庆典活动。九月二十日，乾隆帝在皇十一子永瑆、皇十五子颙琰、皇十七子永璘及内阁大学士陪同下，来到建成不久的文溯阁内，见到了自己倾心关注的文溯阁枟四库全书枠，实现了他“不忘祖宗创业之艰，示子孙守文之模”的夙愿。
文溯阁之东建有一座方形碑亭，盔顶翘脊，四角为曲尺形红墙，其间各有栏杆。亭内置石碑一座，碑阳面为乾隆帝御制枟文溯阁记枠，碑阴面为御制枟宋孝宗论枠，均用满、汉两体文字书刻，反映了文化极盛的时代特征。
第四节 殿版图书与墨刻
乾隆皇帝一生中创作了大量的御制诗文和书法绘画作品，其御制诗文在数量上可谓历代诗人之冠，由其亲自主持或敕旨修纂的官方典籍也不胜枚举，由其亲笔御书和授命刊刻的书法墨刻也繁复众多。为保证众多的宫廷刊印书籍和碑帖墨刻等作品能够完好保存，乾隆皇帝特旨将盛京皇宫内西七间楼辟为收藏书籍、墨刻的专用之库。
西七间楼位于崇政殿前西侧翔凤阁之后，该建筑建于乾隆十一年至十三年（1746—1748）。此后，这里即作为清宫廷内府殿版书籍和宫内御制墨刻的收贮地，存放大量书籍、墨刻作品。
清代康、雍、乾三朝，宫内刊印书籍之风颇盛，尤以乾隆朝最多。按照乾隆年间定制，凡内府刊刻的书籍，印成之后即以一部或数部送至盛京收藏，其中以武英殿刊本（俗称“殿版”）书籍为多，此外还有其他一些官方刻本。当时，西七间楼内收贮的书籍是经、史、子、集四部皆备，每种藏书一部至二十部不等，如当时较为流行的枟十三经枠、枟二十二史枠、枟四书枠、枟九通枠等一般都有两部以上。另外，西七间楼内所藏刊印书籍以“御制”、“御纂”、“钦定”书籍占很大比重，诸如枟古今图书集成枠、枟大清会典枠、各部枟则例枠、御制诗文集等，均出自乾隆皇帝御批。更为可贵的是，这里的藏书还有许多满、蒙文刻本或合璧本，像枟会典枠、枟四书枠、枟上谕八旗枠等均有满文本，枟蒙古源流考枠有满、蒙、汉三种文本，其他还有枟清汉对音字式枠、枟清文鉴枠等一些满语工具书。
依据清朝档案记载，西七间楼的全部书籍均被收藏于该楼上层，分贮于二十二顶大柜之中，除刊印本枟古今图书集成枠三十二典各编一号外，每种书籍均自编一号，共计有书籍四百九十多种、一千一百多部、一万五千多册，其中包括满文、蒙文（含满、蒙文合璧的）二百一十多部 。这些书籍中有很多部只为宫廷内府收藏，并非实用，因而没有经过最后裁切和装订，但因包装妥善保管较好，故大多数得以完整保存。
西七间楼所藏刊印书籍最晚一部是光绪十一年（1885）送至的枟穆宗毅皇帝圣训枠（刊本）。此后，由于国事动荡不安，京师宫内刊刻书籍之风渐止，运往西七间楼的藏书便逐渐断绝了。
西七间楼内贮藏的另外一项重要藏品是清代墨刻、碑帖作品，据统计，这些墨刻、碑帖作品共有数百件之多，它们分藏于四个巨大的箱子之内，藏品中以清高宗弘历御制诗赋、题句题词为最多，另外尚有一些碑石拓片和枟三希堂法帖枠、枟淳化阁帖枠等墨迹软片。这些墨刻、碑帖有的装订为册，有的装订为卷，亦有未经装裱而直接存放的，其中大部分藏品是乾隆年间由北京送至。由于清代中期以后实行极为严格的“文字狱”，使考据、碑帖之学盛极一时，社会上临帖写碑之风很快影响到宫内，故当时这些御制墨刻和名家碑帖在盛京皇宫里也受到特殊礼遇，它们在西七间楼内得到很好的收藏和保护，一直到清末也未受到更多损坏。
除了楼上收藏的书籍、墨刻而外，西七间楼的楼下曾经作为盛京内务府的档案存贮库房，因而在有清一代，盛京皇宫西七间楼因内部藏品而冠名为“书籍、墨刻楼”，或“档子库”、“西档库”，成为迥异于其他宫中藏品的特殊收藏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