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万历皇帝的怠政
明朝的衰败应该是从正德年间就开始的，到了嘉靖时期进一步加剧了，到了隆庆和万历初期，因为有能臣在朝中执掌政事，所以开始有了好转。可是，万历十年张居正死去后，过了不久，万历皇帝怠政，荒疏国事，从此明朝的统治就开始一天天走了下坡路。
万历帝初登基时也曾有过励精图治的气象，比如万历十三年（1585年）五月的那次祈雨活动，万历帝亲自率百官步行十多里路到南郊的天坛祈雨。为表虔诚，结束以后又步行回宫。不久，万历帝又宣召大臣，共同讨论朝政，表现出了一种明君的姿态，而且还比较重视生产，关心民事。令臣民百姓似乎看到了希望，可是好景不长，从万历十四年下半年开始，他便以种种理由拒不视朝，开始了长期的怠政。万历皇帝不上朝的表面理由是因病休养，万历十四年（1586年）九月，他给内阁谕称：“朕前御门，已于卯初起，一时头晕眼黑，力乏不兴，已谕暂免朝讲数日，静摄服药。兹当孟冬时享太庙，暂遣公徐文壁恭代。” 当礼部主事卢洪春上疏对皇帝的病情表示怀疑的时候，皇帝恼羞成怒，指责卢洪春狂妄犯上，对其痛责六十廷杖，并贬斥为民。这次万历皇帝一直休息了两个月没有视朝，经过这次试探性的怠政，神宗发现并无大碍，从此他就变本加厉，索性对于一切政事都是不闻不问，漠不关心，主要表现为：一是停止经筵日讲，声称因病无法听课，可以看教材自学，待病好以后再重新开始学习，“奏进讲章，可不拘日期，每日写进，以备温览，待秋凉朕疾稍愈，仍赴讲筵。” 其实这不过是神宗的托词，从此以后，经筵日讲就取消了。二是不见大臣，神宗不顾御史等大臣的劝谏，逐步取消了各种接见大臣的活动，甚至连元旦上朝，接受百官朝贺的礼仪也废除了。万历二十年后，百官已经很少能见到他的面了。三是对军机大事的淡然处之，几乎所有的有关文件都留中不发，没有下文，四是有意荒怠对官吏的管理，听任百官自消自灭，即使有人推荐人才，他也不感兴趣，造成了朝廷缺官现象十分严重，政府办事机构濒于瘫痪。
万历帝怠政表面上是以生病为理由，其实深层原因是万历帝与大臣之间在立太子的人选上发生了矛盾冲突。万历帝的皇后不生育，后来万历帝与母亲的一个宫女生了一个儿子，尽管他把这个宫女封为了恭妃，但他并不喜欢恭妃，也不喜欢她为自己生的皇长子，他喜欢的是郑贵妃，想立郑贵妃所生的皇三子为太子，废长立幼，这是违反明朝祖制的，无疑遭到了大臣们的强烈反对，在君臣之间形成了严重的对抗形势，彼此间针锋相对，互不相让，这就是 枟明史枠 中所谓的“争国本”事件，大臣们据理力争，慷慨激昂，万历帝自知理亏，无法压服群臣，只好采取这种消极怠工的办法，发泄怒火，惩罚大臣。殊不知葬送的却是大明的江山。
这场针尖对麦芒的较量，一直相持不下，皇长子一直到十三岁，皇帝才同意他接受文化教育，等到立他为太子的时候，他已经二十岁了，这场争国本的君臣政治对抗，竟然持续了十五年之久，这期间朝政大事无人负责了，官员的任免也停止了，群臣之间的矛盾也无人化解，一切都陷入了无序的状态，整个朝廷呈现的是混乱不堪的局面，对各个方面的管理也就荒废松弛了，所以，各种违规犯禁的事情也就层出不穷，无人管制了。
二、封建礼教制度的松弛
在封建社会中对等级制度有着严格的规定，这也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地位的稳固而采取的必要措施，除了政治上的等级制度外，在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方面往往也有着严格的等级规范，从一介平民躐升为一国之尊的朱元璋，对此有着浓厚的兴趣。能从昔日等级制度最底层的人成为俯瞰众生的最高权力者，他非常渴望这种制度能给他带来更大的成就感。
明太祖朱元璋在天下初定之时，就广征耆儒，制定礼数，分门别类，细致入微，朱元璋本人对这项工作，事必躬亲，乐此不疲。他曾告谕礼部尚书牛谅：“礼者，国之防范，人道之纪纲。朝廷所当先务，不可一日无也。自元氏废弃礼教，因循百年，中国之礼，变易几尽。朕即位以来，夙夜不忘。思有以振举之，以洗污染之习。故尝命尔礼部定著礼仪。……宜更与诸儒参详考议，斟酌先王之典，以复中国之旧。务合人情，永为定式。庶几惬朕心也。” 看来说了一大套冠冕堂皇的理由，结果最终的目的还是要让朱元璋本人惬意自得，朱元璋小人得志的暴发户心理，在这个问题上也没能掩盖住。经过三十多年的时间，明朝耗费了大量的时间、人力、财力，先后修成了 枟孝慈录枠、枟洪武礼制枠、枟礼仪定式枠、枟诸司职掌枠、枟稽古定制枠、枟国朝制作枠、枟大礼要议枠、枟皇朝礼制枠、枟大明集礼枠、枟洪武礼法枠、枟礼制集要枠、枟礼制节文枠、枟太常集礼枠、枟礼书枠 等等。除了这些政治制度外，朱元璋甚至把人们的衣服也分成三六九等，不许随便乱穿，据枟明史枠 六十七 枟舆服枠 二、三记载，明初对于服装颜色、材质和相关用品在使用上都有严格的等级制度。从皇帝冕服后妃冠服皇太子亲王以下冠服到文武百官冠服，都有十分具体的规定，连儒士、生员、监生巾服、皂隶公人、乐师百工平民的服装样式规格也有严格的说明、甚至来访的外国君臣、出家的僧道尼姑也要遵循有关规定，简直是把全国变成了人人穿制服的天下。对于违反者，朱元璋亲自制定的 枟大明律枠 和 枟大诰枠 明令要给与严处，“民有不安分者，僭用居处、器皿、服色、首饰之类，以致祸生远近，有不可逃者。诰至，一切臣民，所用居处、器皿、服色、首饰之类，毋得僭分。敢有违者，用银而用金，本用布绢而用绫锦纻纱罗，房舍栋梁不应彩色而彩色，不应重锦而重锦，民床勿敢有暖阁而雕镂，违诰法而为之，事发到官，工技之人与物主，各各坐以重罪。” 可是随着封建统治的逐渐衰落，这些制度也随之崩坏，到了晚明特别是万历时期，这种违禁的现象层出不穷，对有关的规定，许多人都视而不见，不仅平民百姓已经不遵守这些清规戒律，甚至张居正等阁臣的衣服上也有似蟒而实龙形的违制图案。这在朱元璋的时代都是要杀头的违禁之举，而到了万历时代，人们已经习以为常了，从这一点上，我们就可以看出晚明统治的松弛和无力。
在户籍制度方面，晚明也出现了逐渐松弛、瓦解的现象。明代户籍制度的基本特点是把人口束缚在原籍，一般是禁止自行迁徙的。明政权建立之初，洪武二年即着手整顿户籍，“令漏户、脱户之人许自赴官司立户，凡军民等诸户，各以原籍为定。”确定了以原籍立户的原则。而且制定了严格的制度，严惩脱籍者，“但有迁民及自愿为民并为事发为民在逃者，所司申部挨拿如有容隐者，不行首官发遣者，拿问如律” 洪武二十二年制定的法律，对脱户漏口的处理办法做了更详细的规定，对逃户的制裁是：“凡一户全不附籍，有赋役者，家长杖一百，无赋役者，杖八十，附籍当差”。“妄减年状，妄作老幼废疾以免差役者，一口至三口，家长杖六十”。枟大明律枠 还规定里甲长和地方官吏有责防止脱户漏口，如有失职，照惩不误：“若里长失于取勘，致有脱户者，一户至五户笞五十，每五户加一等，罪止杖一百。漏口者，一口至十口笞三十，每十户加一等，罪止杖五十。本县提调正官、首领官吏，脱户者，十户笞四十，每十户加一等，罪止杖八十。漏口者，十口笞二十、每三十口加一等，罪止笞四十。知情者并与人同罪，受财者计赃，以枉法从重论。若官吏曾经三次立案取勘，已责里长文状叮咛省谕者，事发坐里长”。
而到了晚明，由于制度的崩坏和经济形势的变化，统治者已经无法继续执行这样的政策，万历十一年，皇帝批准了大臣提出的建议，“流寓土著，莫非王民，除寄庄年未久，产业无多者，照例每地一亩，征银三分，只编银差外，其住居年久，置有地土庐舍者，即令收籍，与土民一体审差”。万历十三年十月，朝廷被迫在局部地区正式宣布“撤流民之禁”。
明朝编户的士、农、工、商四民之下，还有人数众多的娼妓、优伶、奴仆等，他们的命运更加悲惨，明朝法律中对他们的人身权利做了十分严格的限制，禁止他们和他们的后代脱籍、入学、应试以及和士民的联姻等。但到了晚明，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发迹变泰，有了经济上的实力，他们还希望进一步改换门庭，所以就打破禁忌，有了入学、考试，与其他阶层通婚的要求，在当时社会制度松弛的状态下，这些违制的现象层出不穷。“会甲、娼优、隶卒之子，不许入学。还来法纪荡废，胶序之间，洛洛斌斌，多奴隶子，而吴之苏、松、常，浙之杭、嘉、湖为最盛”，“有起自奴隶，骤得富贵，无币结姻高门，缔眷华胄者”、“近乃有起家巨万之豪仆，联姻士流，多挟富而欺其主，亦有奋迹贤科之义孙，通名仕籍，则挟贵而卑其主”， 这说明朝初期制定的那些清规戒律到了晚明已经崩坏殆尽了。
在官员礼仪制度方面违禁的现象也屡见不鲜，而且大家都已经见怪不怪了，如沈德符在 枟万历野获编枠 中曾经记载过许多这样的事情：“故事：京朝官词林坊局五品即得用大金扇遮马，其它须三品乘轿始用之。故太仆、光禄皆得金扇，左右佥都虽雄贵，以尚四品，张黑扇如他官。近年丁未以后，佥都忽自制金扇，每出，皆属目讶之。逾年则左右通政与大理寺左少卿亦用之，盖以同为四品大九卿也。言官、礼官无敢纠正之者，习见既久，今且以为固然矣。”“太祖旧制：内臣出外，非跟随亲王、驸马，及文武大臣者，凡遇朝廷尊官，俱下马候道傍，待过去方行。今小火者，值部阁大臣，俱扬鞭直冲其中道矣。旧制：文臣三品以上，始得乘舆。今凡在京大小官员，俱望舆出入，初犹女轿蔽帷，不用呵殿，今则褰幙前临，与南京相似矣。旧制：给事中回避六卿。自嘉靖间，南京给事中曾钧，骑马径冲尚书刘应龙、潘珍两轿之中，彼此争论，上命如祖制，然而终不改，今南六科六部，同席公会，俨如寮友，途间相值，彼此下舆揖矣。太庙陪祀，止用五品以上尊官，自吏科都给事中夏言，以加四品服俸求陪祀，上下其议，部覆不许，今不知何时何人作俑，六科都给事俱随班骏奔于太庙中矣。此皆蔑弃旧规遗制之极。然而一变之后，遂不可改。他如藩臬台与按臣本寮友，今以素服行半属礼。参游亦方面重寄，今叩头披执，与卒校无异此又皆势处极重必难返者。至若制诰两房中书官，初本内阁僚佐，今已夷为属吏，且大半非科目清流，甘心为役，无有后言。惟新辅臣到任，两房入谒之后，新辅亦至两房答揖，尚存往日旧例。至于吏部选君，见都察院不肯行跪礼，而五部尚书至吏部，反揖四司郎官，最为失体。至嘉靖末年，张永明为左都御史，始正之，以至于今。惟此一事存饩羊云。”“旧制：仕宦四品腰金以上，始得张褐盖。末及四品者惟状元以曾经赐京兆尹卤簿归第，遂仍不改，他亦不尔也。犹忆先人自翰检差归，转修撰，假归，俱用青伞如他官。后来词林六七品，忽皆黄线伞，银瓜前导，已为逾分。未几而庶常亦然。乙科之为待诏、孔目者，货郎之为典籍、侍书者，又效之。至于詹簿、詹录亦用之。此何说也。词林转五品者，惟光学士，则本班在三品之末，且在京开棍如大僚。而庶子、谕德、洗马及讲、读学士，在京亦张大金扇，以故向来仅得用黄伞。十年前有一御史转通政参议，忽用之，殊以为怪。近日则光禄、尚宝之丞，俱措张褐盖，驿递亦用此迎送，遂以成俗。十年前有一行取外僚改青伞为天蓝，郎署以下争相慕效，遂不可改，尤为创见。” 这种情况表明当时的封建统治阶级对于社会的控制能力已经明显减弱了，而且随之而来对人们的思想禁锢也大大松动了。
三、意识形态、社会舆论的放任状态
晚明对士人议政比较宽容，对社会舆论的钳制也放松了，甚至近乎于放任状态，这和明朝前期的政策也是大相径庭的。
洪武朝的高压统治在中国历史上也是比较著名的。朱元璋是从下层贫民当上皇帝的，他深知水能载舟，也能覆舟的道理，所以登基后充满了高度的警惕，注视着各种潜在的危机，为了铲除心中的隐患，他大开杀戒。首先，他先从身边的谋士将帅下手，他深知这些曾随他南征北战，屡建功勋的伙伴们，都是具有反叛精神的能臣枭将，时刻会危及他江山的稳固，于是，朱元璋效仿汉朝的刘邦，对开国功臣进行了剪除。刘基被夺岁禄，后被胡惟庸毒死； 徐达背发疽疮时，朱元璋故意赐给他忌口之物蒸鹅，致使徐达病重身亡 。洪武十三年（1380），右丞相胡惟庸谋反案发被诛，朱元璋大肆株连，铲除异己。太师李善长也被迫自缢身亡，连朱元璋过去信任的大学士宋濂也差点被杀，幸亏有皇后救援，才拣了一条命，“发茂州安置”。“胡党”一案，竟然株连了三万余人“株连蔓引，迄数年未靖”。洪武二十六年（1393），朱元璋又以“蓝党”的罪名诛杀一万五千余人。朱元璋借“胡蓝之狱”，对开国功臣痛下杀手“元功宿将相继尽矣”，一时间朝廷百官人人自危，上朝前向家人告别，至晚上归来才松一口气，庆幸又活过了一天，后人曾有评论““独至明祖，藉功臣以取天下，及天下既定，即尽取天下之人而杀之，其残忍实千古所未有。”
与此同时，朱元璋对知识分子也是采取了高压政策，在思想上采取了保守、压制的做法，钳制舆论，在打天下的时候和开国之初，朱元璋也曾对士人采取过拉拢利用的怀柔政策，曾经说过“国家得一卒易，得一士难”，也曾做过一些礼贤下士的事情。但此一时，彼一时，江山刚一坐稳，朱元璋就对知识分子采取了打击、排斥的政策。有人说他是接受了张士诚被知识分子戏弄的教训，其实这是朱元璋为了保护自己的江山。他设锦衣卫对朝廷百官进行监视。大臣宋濂“尝与客饮，帝密遣人侦视。翌日问濂昨饮酒否？坐客为谁？馔何物？濂具实以对。笑曰：‘诚然，卿不朕欺。” 甚至对那些已经离开朝廷的官员，朱元璋也心存疑忌，时刻提防。吏部尚书吴琳告老还乡，朱元璋暗地里派人去监视，“使者潜至旁舍，一农人坐小杌，起拔稻苗布田，貌甚端谨，使者前日；‘此有吴尚书者，在否？’农人敛手对曰：‘琳是也。’使者以状闻，帝为嘉叹”。
朱元璋还大兴“文字狱”，对文人大臣进行迫害，恐怖气氛笼罩朝野。因为他曾经当过和尚，因此特别忌讳有人提及“光”、“秃”这些字眼，就连“僧”字也觉得刺眼，到后来干脆连和“僧”同音的“生”字，也不喜欢了。他早年参加过红巾军起义，最恨人说“贼”、“寇”，甚至连和“贼”字形音相近的“则”字，看到也生气。因为他有这些稀奇古怪的忌讳，所以不明就里的人往往会冒犯他，做了冤死鬼。如桂林府学训导蒋质，为布、按二使作正旦贺表，以“建中作则”受诛。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替海门卫官作 枟谢增俸表枠，中有“作则垂宪”一语，杭州府学教授徐一夔表文中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等语，朱元璋牵强附会，硬说文中的“则”是骂他做过贼，“光”是光头，“生”是“僧”意，是骂他当过和尚。并因此肆意杀戮。类似遭遇的还有怀庆府学训导昌睿、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 。
除此以外，朱元璋对那些有名的文人更是虎视眈眈，如果觉得对自己稍有不敬，就大开杀戒。明初著名诗人、翰林院编修高启曾经作了一首名叫 枟题宫女图枠 的诗，朱元璋认为其中“小犬隔花空吠影，夜深宫禁有谁来”二句，是讥讽他的，后来朱元璋就借高启给苏州知府魏观的违禁建筑写上梁文一事，腰斩了高启。其他有名的文人也是树大招风，命途多舛，“吴中四杰”之中就有三人死于非命。在这种险恶的形势下，封建官员纷纷明哲保身，许多士人热衷于隐居，看似清高，实为惜命。在明朝初年，不仅朝廷官员朝不虑夕，就是普通文人也都战战兢兢，唯恐飞来横祸，所以文学上尽是歌功颂德之作。
此外，朱元璋又实行了文化专制主义，他“即位之初，首立太学，命许存仁为祭酒，一宗朱子之学。今学者非五经、孔孟之书不读，非赚、洛、关、闽之学不讲”， 朱元璋规定“四书”“五经”为国子监的功课，并明令全国府州县学及闾里私塾中都要“以孔子所定经书诲诸生，毋以仪、秦纵横坏其心术。在洪武十四年还特地颁发四书五经给北方各地学校。到了明成祖的时候，又命令用程朱解释的四书五经作为钦定的教科书，科举考试也以此命题和作标准答案。天下士子欲求显达，只能是亦步亦趋，皓首穷经，不敢越雷池一步。如果有人胆敢对程朱理学表示不敬，那就会惹祸上身，“饶州儒士朱秀友诣阙上书，专诋周、程、张、朱之说，上览而怒曰：‘此德之贼也。’命有司声罪杖遣，悉焚其所著书。” 在明代前期，程朱理学统治了思想领域，人们的思想被禁锢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到了明朝后期这种文化专制的局面则有了根本性的转变，明初所制定的在思想上尊崇程朱的政策，虽然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是严格执行的。但到了晚明，也逐渐松弛了，比如科举考试的八股文，按本来的规定，必须以程、朱——尤其是朱熹的有关著作为准绳的；然而万历年间在科举考试的时候，出现了在八股文中批驳朱熹的现象，而且这样的考生照样被录取，“今天下文士务怪逞奇，不如是不足以投时好而取青紫，何可深罪？唯是少读 枟四书枠 及朱夫子 枟集注枠，至解文义而悖叛朱夫子，明示攻击，敢为异说而不顾。此不但自坏心术，贻害后生，如太祖、成祖表章尊崇之至意何？司文教者当知所以力排矣。第犯涉贵显公子，却便心疑手软，所以孤寒之士亦得有所挟以藐视主司。若雷古和、薛方山、屠坪石三先生处之，决无此病。” 这是因为随着时代的发展，统治阶级对人们的思想禁锢逐渐放松，考官们的思想也发生了变化。考生们自然会投其所好。“入万历二三年（1574、1575年），先自试官好异，必求学古字奇、不便句读者，然后入彀，而天下遂趋于怪诞变幻矣。” 当时用以教导士子、供考科举之用的读本，也开始公开否定朱熹的注：“予为童子，入乡塾，师训其弟子往往多读 枟小学枠、枟孝经枠。适予四十以后，读者鲜矣。至晚岁，又见有袁黄 枟四书枠（黄，进士，嘉善人，官兵部主事），全不用朱夫子注。又见涂抹 枟四书枠，凡圈外注全涂抹；其正注，枟学枠、枟庸枠 十涂一二，枟论枠、枟孟枠 十涂四五。嗟乎，若当二祖朝，此等人服上刑奚疑。所以然者，末世人不善教子，急于进取，故妄为简省而不顾，竟不知其有一字不容增损者在也”。 这种在朱元璋、朱棣的时代，应该“服上刑”的著作，在当时已经成为了流行坊间的普通读本，可见晚明思想方面的开放程度。
晚明时期不仅思想开放，而且对皇帝朝政的议论也变得愈来愈大胆，许多在明初应被杀头的行为，这时候也变得习以为常了，正嘉时期还有大规模廷杖谏臣，甚至将谏臣杖死的情况，到了万历年间，则几乎没有出现，这时对皇帝的指斥可以说是到了无所忌惮的程度。比如在争国本的问题上，大臣们不仅向皇帝提出要求早定国本，册立皇长子为太子，而且对皇帝后宫的生活方式也提出了意见，礼部主事卢洪春规劝万历帝“以目前衽席之娱，而忘保身之术，其为患更深。若乃为圣德之累，则均焉而已。且陛下毋谓身居九重，外廷莫知。天子起居，岂有寂然无闻于人者”， 御史范儁也向皇帝进谏说：“人欲宜防，力以靡曼曲蘖为戒”。 这些奏疏，对皇帝的个人私生活毫不客气地指指点点，有的奏疏还把皇帝的宠妃郑妃比作历史上的褒姒、骊姬等女人，暗中影射万历帝是周幽王、春秋时的晋献公一类的君主，尽管有时皇帝也会恼羞成怒、暴跳如雷，但是对大臣的震慑力已经远没有前代皇帝那么大了。由这些大胆的奏疏我们就可以知道晚明当时言论环境之宽松了。
百官议政成风，争论无忌，对皇帝可以提各种意见，直接影响到民间也变得对朝廷之事颇感兴趣，可以指点臧否，这些都是明朝前期不可想象的事情，，这样一来，就给政治小说的流行提供了宽松的环境，因此，从万历朝以后，出现了一大批政治题材的小说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