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简介”“九五”时期，中国经济结构调整问题被反复强调，步伐逐渐加快，相比较而言，商业领域似显沉闷，对其发展前景的判断不够清晰和完整。这篇分析文章是作者发挥自己宏观分析能力的优势，从国民经济全局入手，第一次比较系统地作出“宏观商业论”的尝试，也是后来提出流通创新主张的萌芽。另一个背景是，受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成勋教授邀请，参加过他主持的项目《中国经济社会未来50年发展战略(1996～2050)》的前期讨论，并受命起草过商业、旅游业发展战略的思路框架，初步形成了一些想法，积累了一些相关资料。分析报告发表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动态》作了摘登，《中国商贸》作了长篇报道，电脑网站作了系统发布。
5～6年以后再看这篇报告，当时所作出的分析和预测，大部分“应验”了，有些思路，比如关于加快发展现代批发商的主张，关于连锁经营将会得到快速发展等等，至今仍然是紧迫的重大问题。尽管如此，有些分析预测所描述的线条还是有失粗陋，不够清晰和细致。值得注意的是，2001～2002年全国上下“流通现代化”的进程有重新加快的迹象，流通业全面提升将是新世纪的重要议题。我期待着流通业尽快成为更加牢靠的经济增长点。
一、问题的提出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国在发展国民经济和调整第一、第二、第三产业中不约而同地创造了一个高频用语“增长点”。它所表达的大意是，在市场经济新时期，随着各大产业和各行各业的结构调整，必须在新老产业有上有下的替代过程中，寻求和发现新兴的、代表未来的、更有希望的产业，并促使它成为经济增长中新的支撑点。经济“增长点”的表述，通常还包含对某种经济现象可能具有的发展趋势所进行的分析和预测，因而增长点的选择实质上是对未来经济发展作出的一种战略决策，意味着投资方向、资源配置、就业吸纳和利税来源的重大调整。
按照中央关于“加强第一产业，调整和提高第二产业，积极发展第三产业”的战略决策，以商业、服务业为主要内容的第三产业，要实现“积极发展”的战略目标，就必须更多地寻找和确立自己未来有希望的增长点，开拓更广泛的发展机会，特别是要从战略高度正确判断出自己可能具有的和已经出现的若干发展趋势。现在的问题在于，第一、第二两大产业新的增长点比较明确，而中国商贸界对自己的前景看得还不太清楚，至少觉得这几年该“折腾”的事早就折腾得差不多了，很有些再也无话可说、无事可做的感觉。那么，面对21世纪，中国商业、服务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商品市场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中国商业、服务业的“增长点”究竟来自何方？中国商业、服务业将会出现什么样的发展趋势？
二、简要的背景分析
要想回答如此复杂的战略性问题，简要领略一下中国商品市场和商业、服务业近几年的状况和变化，或许能得到某些启示。
中国商业、服务业继80年代改革之后，近几年来又发生了一系列值得注意的新变化。主要表现是，市场状态开始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商品供求关系呈现相对平稳态势，以工业消费品和生产资料为主体的买方市场，有可能从不稳定状态逐步趋于稳定的“常态”；在状态趋于平稳的同时，过去是买主、消费者发愁，现在轮到卖者犯愁了，商品销售困难的矛盾日益突出，并加剧了工业企业和商业企业之间的利益矛盾，为拼抢流通利润和占领市场份额，低水平价格大战愈演愈烈；工商界市场竞争的加剧，使供销关系越来越不稳定，购销经营方式越加多样化；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提高和市场状态转变，以消费者为主体的买方地位得到加强，自主选择环境日益宽松；家务劳动社会化，企业办社会、大而全、小而全局面的初步改变，以及机关团体自我服务体系向社会开放等等，为服务行业提供了巨大的市场需求和发展空间。这一切都促进了商业购销关系的重组和经营服务形式的多样化发展，在这种背景下，寻求符合新时期要求的经营方式，重建有序、完整的购销、服务体系，已经成为亟待解决的迫切问题。
所有的变化都来自一个共同的背景，那就是中国经济改革以来，广大民众的收入水平、生活水平得到了全面提高，而这个变化将从最广泛的领域、最深刻的层次推动国民经济的发展进入良性循环，并成为刺激经济高速增长的基本动因。与此同时，这个变化和发展的势头也为中国商业、服务业带来了广泛而可观的发展机会。而我们知道，商业资本历来属于最活跃的资本，在各个投资领域中颇具“短、平、快”的优势。于是，正如人们看到的那样，经济改革以来，起步最早、搞得最活、发展最快、吸纳新增就业量最大的当属商业、服务业。“经商热”迭起，商战不断。在改革开放浪潮推动下，无论城市和乡村，大到设备齐全的豪华购物中心，小到街头巷尾的三尺柜台、个体商贩，各种所有制、不同规模的零售商店、服务门店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在许多国家商业不景气的当口，中国亿万消费者和家庭却为商业、服务业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但是，“发展”决不是“从一棵白菜到十棵白菜”单纯的平面数量扩张，而是同时伴随着质的变化，包含日益多样化、多层次的消费需求对新的“增长点”的呼唤。而中央关于实现“两个根本转变”的战略思想，为我们积极寻求商业、服务业的新增长点指明了方向。这些就是我们估计未来，判断趋势的思维起点。
三、中国商品市场和商业、服务业
发展的十大增长点在中国商品市场状态发生剧变，生产商、经销商竞争日趋激烈的场合，用陈旧、静态、消极的眼光看，市场似乎已经饱和、甚至过于拥挤了，无论境况好坏，大家似乎都面临着生存危机。但是，如果从动态、发展、积极的角度观察，就会发现中国商品市场的发育才刚刚“破题”，许多事情做得还远远不够，尚需有极大改进，有的甚至还没有被提上日程，亟待人们去开拓进取。因此，可以说真正缺少的并不是商业机会，而是战略眼光。以下列举的十个方面，都有可能成为促进中国商品市场发育和商业服务业发展的新的增长点。
(一)大型百货零售业经过战略调整，依然是商品市场和商业、服务业未来发展的重要支点
近些年来，中国大型百货零售业在沿海发达城市得到了迅猛发展。这对于改变我国流通滞后局面，优化购物环境，繁荣城市经济，调整城市功能，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由于粗放经营观念的延续，使得大型百货零售业的发展过于追求外延式的数量扩张，而年销售额、利税率、费用率、资金周转和人均指标等大都不尽人意。于是，有人认为中国大型百货零售业的发展规模已经“过度”，应当加以限制。在这种场合，大型百货零售业还能否继续成为新的增长点，就构成了值得分析的战略问题。
笔者认为，把数量扩张直接等同于增长点判断有失片面，也是导致前期大型百货零售业发展格局的重要原因。换句话说，能否继续构成“增长点”，不只取决于增长的数量，更取决于增长的质量。中国工业曾经走过的弯路，商业决不可再走。部分经营不善的企业退出市场，是市场竞争的正常结局，并不意味着“增长点”的地位已经失去。大型百货零售业继续作为增长点的希望、潜力和优势，依然存在。关键是要不失时机地在发展模式和思路上进行战略调整。要点是：①确立内含化发展战略。重点是“以一当十”上规模效益，在竞争中促成一批有实力、有活力、跨区域的巨型企业集团，并足以在资产、资金、购销、货源、利税、就业等方面，充分显示出自己的综合优势以及对生产和消费的引导、带动作用。②在公平竞争的基础上，优化产业布局、调整产业结构。大型商业设施的建设和调整，要综合考虑商业网点布局，商业规模结构、辐射范围、市场容量(居民购买力等)，按照经济、实用、合理的原则进行资源重组，包括淘汰、联合、兼并。③强化服务功能，利用综合优势，开拓新的市场生存、发展空间和服务领域，创造企业个性化的经营特色，向购物、餐饮、休闲、娱乐、健身等多功能的方向发展。④在有序竞争中正确处理对手与伙伴的关系。一方面，以自己的综合优势、整体实力和企业形象，维护自身在市场中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还要注重与其他商业形态保持良好的协作关系，实行功能互补，以求共同发展。
可以相信，中国大型百货零售业按照中央“两个根本转变”的目标进行内含化、规模化、集团化的结构调整，不仅不会失去新的增长点的战略地位，而且会在商品市场上发挥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大型百货零售业作为增长点，将对繁荣城市经济、文化，造福广大居民，对国民经济的未来发展和良性循环，做出重要贡献。这个基本判断，似应成为今后制定流通产业政策时加以考虑的重要因素。
(二)大型批发商业将通过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两个途径得到迅速成长
现代批发商业通常表现为经销商大批量从生产商进货，并组织分销的经济活动。与零售商相比，批发商不是直接面对千百万消费者和用户，而是面对具有一定购销批量的中间商。与大批量现代生产相适应，低成本、大批量地组织货源、储备商品，并大批量组织分销。这种以低成本支撑的“大进大出”的经济优势，使批发商业成为现代市场经济不可缺少的商品经营形式。批发体系的发达程度是衡量市场组织化程度的重要尺度。
目前，中国市场流通结构畸形发展，批发商业体系迟迟未达到应有的规模和水平，出自两个基本原因：①原计划体制下国有批发商业的萎缩。原国有批发商业实质上是实物化计划分配的行政机关，基本上是按照指令性计划和计划价格实行产品分配调拨(非市场意义的“购销调存”)。这种“假批发”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出现萎缩，是正常现象。但问题在于，中国所非常需要的“真批发”却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能够在新时期转换机制、脱颖而出。一方面，生产企业越过中间商直接销售产品；另一方面，零售商越过中间商直接从生产厂家进货。如此“两头挤”，本应具有重要地位的、符合市场经济需要的国有批发商业体系，始终未能出台亮相、发展壮大。②非国有批发商业在新时期未能及时成长起来。目前，中国有许多大大小小的商品批发市场，年销售额也很可观，直至上百亿元。但细一观察，这种销售额是由“攒鸡毛凑掸子”凑出来的，并未因此培育起多少个成气候、成规模、大进大出、举足轻重的非国有性质的大批发商，最多不过是一批难以长大的“小老树”。于是，我们看到，中国的批发商业之所以难成规模，一是缘自从旧体制“走过来”的国有批发企业，迟迟没有转换机制，脱胎换骨，没有在竞争中重新找到自己的位置；二是缘自改革以来，政策放宽，“冒出来”的非国有批发商，没有及时“长大”。
中国批发商业的不景气，是经济体制转轨期间的暂时现象，但值得高度重视，不能久拖不决。常此以往，继续放任各自为政、自行其是、不合理的流通格局，将是社会流通成本的急剧上升和流通效率的同比例下降。经济改革不能遥遥无期，“不能把改革当日子过”，从经济发展和改革整体的角度理解，中国已经没有理由继续为批发商业的发展滞后而支付越来越高昂的交易成本，而投资回报率决不亚于零售业和其他行业的中国批发商业领域，理应成为未来商品市场和商业、服务业发展的新的增长点。促成这个新增长点的关键：①推动国有企业改革，同时对近些年来各类企业另起炉灶，自发建立起来的各种分销机构，通过市场化途径实行专业化资源重组，按照商品特点、流通环节的客观需要，在平等互利、合理分工原则基础上，有意识地引导和促成一批具有现代规模、专业化的国有批发企业。这是提高商品市场组织化程度，改变商业领域“小”、“散”、“乱”、“低”(水平)状况的重要举措。②放宽政策，有针对性地鼓励非国有商业企业和个体、私营商贩，把自己的批发生意“做大”，通过改组现有的众多专业批发市场和小商品批发市场，调整其原有市场主体的经营批量过小的组成结构，引导他们参与更多品种、更大范围、更大批量的商品交易，赋予其权利，明确其责任，同时对他们的交易行为和经营状况实行有效管理。
中国迫切需要相当数量高起点、辐射强、真正有“大进大出”实力的大批发商。因此，需要根据“等量资本获取等量利润”的回报率原则，打破部门、行业、地区的局限，为有志投身商品批发产业的国有生产企业、商业企业和非国有大小商人们，提供有足够吸引力的宽松环境。在中国产业调整的大背景下，迫切需要以开发批发商业为目标，调动和重组现有资源进军商品批发领域，促进从旧体制“走过来”的企业和改革之后“冒出来”商贩殊途同归，共同“发现”新的商业机会，为繁荣中国的批发产业做出应有的贡献，共同推动市场流通结构的合理化。
(三)非国有商业将走向正规化、规模化，在“二次创业”中得到新的飞跃
与上述问题有相通之处，不仅非国有的批发商业需要有一个上台阶式的新发展，而且就非国有商业的总体而言，同样存在着迅速发展的巨大潜力。近20年来非国有商业、特别是零售业，取得了最为明显的巨大发展，并在全社会商业企业、销售量和销售额中都占到了相当可观的比重。非国有商业的迅速崛起，繁荣了经济，活跃了市场，增加了就业机会，方便了千家万户，带来了利国利民的巨大好处。但另一方面，非国有商业还主要表现为在低水平上的数量扩张，真正形成资产雄厚、具有规模经济和先进经营形式的商业企业寥寥无几，“小、散、乱、差、低”的现象十分普遍。而持续在低水平下的过度竞争，必然导致市场秩序的日益混乱，并使各种违法交易、侵害消费者的行为屡禁不止，也使非国有商业的自身整体形象受到损害，自身的发展受到阻碍。这决非长久之计。而量的集聚必然导致质的飞跃。无论从社会需要、经济规模、市场秩序、就业机会、利税来源还是从自身成长的内在逻辑来看，非国有商业都存在巨大的发展潜能和良好前景，并都在客观上需要实行“二次创业”，别无选择地转入正规化、规模化发展的新阶段。非如此，潜力无从发挥，“增长点”也要大打折扣。这也正是我们确认其为新的增长点的基本原因。
中国的流通产业政策需要顺应这一阶段性转变，做出相应的调整。调整的基点是从以往“无为而治”、任其“自生自灭”、“被动管束”为主，转向无论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都不分远近亲疏，一视同仁，为引导其正规化、大型化、规模化发展提供宽松条件。除了集体、个体、私营商业的正规化建设需要得到政府的扶持以外，对已经悄然进入中国商业领域的外商合资企业，也要采取积极、明确、慎重、稳妥的政策立场，允许其在竞争中求发展。同时，促使国内各类所有制商业企业在与合资企业的竞争中，向对手学习、积累正规化、大型化、规模化经营和发展的现代经验，为我所用，在与对手比肩的过程中发展壮大自己。国内许多成功的经验显示，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下，很难实行“温室里养花”的消极防御、保护政策，只能主动出击、积极进取。
如果中国非国有商业界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有相当一批企业完成上述阶段性转变，实现“二次创业”式的正规化、规模化发展的新目标，将对国民经济持续增长，对商品市场走向成熟化，对商业格局的根本改观，具有重大意义，并产生深远影响。
(四)连锁经营将取得名副其实的快速进展，显示出其“大进大出”、周转快、成本低的竞争优势
按照笔者的理解，连锁经营通常是指在一个中心总店指挥和控制下，由若干采取统一经营策略，统一商号，统一货源，统一服务标准的商店组成的零售店群体。连锁经营是现代零售业的重要组织形式，其本质在于，把现代大生产的原理和意识运用于零售商业，在商品、服务、广告、店名、店貌、管理方面实行标准化，在采购、配送、销售、信息处理方面实现专业化，确保商业的规模化群体经营优势，以“大进大出”、“快进快出”确保低成本、低价格的竞争优势。
发达国家采取连锁经营的组织形式获得了巨大成功，这一点也引起了国内的注意和兴趣。近些年来，中国的连锁经营得到了迅速发展，相当一批连锁店率先在沿海大城市站住了脚。据国内贸易部1997年2月统计，遍布全国大中城市的连锁店已经突破1万个，其中，上海华联超市公司1996年销售收入达到9亿元，店铺发展到100多家。但另一方面，目前的连锁商店，除少数外，大多只是“形似”而非“神似”。主要表现是，规模经济不足，统一化、标准化不到位，供货、配送硬件支持系统不够完整有力，从而使其内在优势即周转量大、周转速度快、成本低、价格低的市场竞争力没能充分发挥。“小门小店”、“小进小出”、“慢进慢出”的现象比较普遍，失去了“明显低价位”对消费群体的吸引力，从而失去了连锁经营的本意。导致这种局面的原因，有体制上的，例如，受制于条条块块的局限；有客观环境上的，例如，仅仅着眼于“解困”而不得不“找出路”，在原有的商业格局中简单“拼凑”、“收编”、“换招牌”。
应当看到，连锁经营与中国传统的分散化、小型化、慢节奏商业体系有着本质的不同，它不可能从原有或现有传统思维方式的简单延伸中产生，而是意味着观念的转变和商业的革命。因此，中国要建立成效显著、不失本意的连锁经营体系，使之成为坚实可靠的经济增长点，就必须走出现有商业资源“人、财、物”简单重组的误区，实行“改造式”、“高起点”资源重组的新的发展思路。其要点是，从流通产业政策上突出强调和大力扶持规模化经营，通过体制改革，改变行行业业在本系统“大办”连锁店，实际上谁也“办不大”、“办不像”的传统局面，以资产股份化为纽带，以有实力的商业企业为核心，实行跨行业、跨部门、跨系统、跨地区、跨所有制的发展战略，以便从根本上解决资金问题、规模问题、标准化问题、管理问题、货源问题、配送问题、利益效益问题、成本—价格问题、经营效率问题等等。从城市居民家庭的整体收入水平、生活水平来看，中国已经初步具备支持连锁经营快速发展的市场需求，只要紧紧抓住“规模化、标准化、低成本、快节奏”的精神实质，中国连锁经营有希望步入名副其实、健康发展、良性循环的新阶段，并成为商贸领域新的增长点。
(五)代理制将成为调整、稳定生产商和经销商新型关系的重要方式
代理制是一个企业按照定约为另一个企业销售商品，并按一定比例取得佣金的交易方式。委托方和代理方之间是权责明确、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契约关系。
如前所述，中国市场供求状态的转变，不仅改变了买卖双方的关系地位，也加剧了生产商与销售商之间的利益矛盾。特别是生产资料供求关系从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状态以来，由于第二产业的结构调整，使物资经销商失去了大量服务对象和市场机会。深层原因是，许多原有的工业客户，大多未走出粗放经营的阶段，导致成本上升、产成品积压、资金周转缓慢甚至资金拖欠。在这种场合，相当一批生产企业，中断了原有的供销关系，通过“减少环节”、甩开物资经销商另起炉灶的办法，自设供销机构，直接参与产品销售，从而直接参与流通利润和市场份额的拼抢。工业企业的市场挤压，扰乱了产销合一和产销分离交易方式的正常比例关系，打乱了正常的工商关系和分利规范。而社会基本分工关系被打乱，受损害的首先并不是物资经销商，而是整个国民经济。因为，工业企业“一家一户”的自产自销，是一种极不正常、很不经济的历史倒退，为维持这种很不合理的经济循环，全社会不得不支付高昂的交易成本。
工业企业的不景气，靠挤压商业是没有出路的。恰恰相反，由买方市场造成的“销售难”，是工商企业共同面对的新情况、新问题，不可能单方面解决，只有在重新调适工商关系的过程中才能找到出路。代理制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被提出的，也是发达国家最初把它“创造”出来的基本缘由。代理制集中了生产商优势和销售商优势，并且采取规范的契约关系维系双方风雨同舟的共同利益，有利于风险防御和降低成本。尽管目前许多工商企业，特别是工业企业存在“怕吃亏”的心理，推行代理制还有难度，但是从前景看，双方终归会在经历“市场碰撞”过后，诚心诚意坐在一道共商此项大计；尽管目前代理制还处于政府提倡，仅在钢材、汽车等个别品种试点的阶段，但是它在买方市场“常态”下所具有的综合优势，预示着市场经济新时期重建工商关系的重要方向和途径。而以逐步接受代理制为契机，中国工商企业将适应供给略大于需求的买方市场常态，其经济行为也将更加理智和成熟。因此，代理制的成长在中国决不是权宜之计，也不是从商贸领域着眼的单纯发展数量、扩张规模，而是从经济机制上显示出了一个根本解决工商关系问题的新思路和促进市场发育的“增长点”。
(六)在经济建设重心转移的大背景下，中、西部城市将成为发展商业、服务业的重点
中国的经济发展历来是不平衡的。近20年沿海发达地区和内地中西部地区的差距更在加速扩大。如果放任这种趋势，不仅会带来经济问题，而且也会产生社会、政治问题。因此，中央做出将经济发展的重心逐步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战略决策是非常重要的。
值得注意的是，沿海和内地城市经济的差距，不仅表现在人们通常理解的第二产业，而且突出表现在商品市场和商业、服务业。例如，商业意识缺乏，市场发育水平低，商业、服务业基础设施薄弱等等。因此，决不可以把中央关于加快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决策，狭隘、片面地理解为“上经济就是上工业，上工业就是上项目”。在市场经济新时期，发展经济的内容比人们原来想像的要丰富得多。与传统计划体制时期相比，在新时期的确需要一点“倒过来”思维的头脑。加快市场建设，率先发展商业、服务业就是其中的一条新思路，也是沿海发达地区可以向内地城市寻求的新的商业机会。沿海地区尽可以向内地城市商贸领域注入资金、技术，传授商业经验，灌输商业意识，传播商业信息。如果中、西部城市与外来的沿海地区联手开发本地的市场和商贸领域，将会以此扩大当地城市的就业容量、市场容量、商品流量、资金流量，同时开发本地优势产品，向外寻求新的市场，通过市场选择和市场竞争，找准自己的产业优势及其发展方向，从而带动当地城市第一、第二产业跟进发展，促进经济的全面繁荣。可以说，中、西部城市经济进入良性循环的启动点、切入点，首先是“投资门槛”相对较低、回报较快、回报率较高，最容易活跃起来的商贸领域。因此，在沿海商品市场和商业规模相对饱和的情况下，无论从国民经济整体上看，还是从中、西部城市自身发展的需要和可能上看，率先发展商贸产业，加快市场建设都是经济增长点的首选目标。
(七)农村商业、服务业的极度薄弱恰好是新的发展机会，开拓农村市场将成为未来商业、服务业的重要任务
尽管这些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中国还毕竟属于发展中国家。而发展中国家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农业不发达、农村经济落后、农民收入、生活水平较低。“三农”问题又集中表现为农村市场的不发育，市场容量过于狭小，商业、服务业极度薄弱。
中国东、中、西部的经济差距拉大，同时也表现为城市与乡村的差距拉大。这种状况还显示为商品市场发育和商业、服务业的差距在扩大。近几年来，虽然农村消费品零售额增长较快，例如，1995年达到8284亿元，比上年增加24.8％，但是横向比较，与城市的差距仍然在拉大。因为农村消费品零售额占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已从1991年的45.1％下降到了1995年的40％。从理论上说，中国9亿庞大的农村人口蕴藏着巨大的市场潜力，但是受收入增长相对缓慢和流通渠道不够通畅等因素的制约，实际拥有的市场容量又显狭小，相对份额还在萎缩。这一点值得高度重视，并需要加以改变。
中国农村市场尽管发育程度较低，但是依然在发生着明显变化。由于农产品商品率逐步提高，农民的货币收入和支出在增长，需求结构也在变化。这就提出了解决农产品销售和满足农民货币化生产、生活需求的市场问题。同时，大力发展农村商业、服务业体系也就成了迫切需要。中国目前在这些方面的举措还显得明显不足。而这又从另一方面给我们以启示，即在城市市场和商业、服务业遥遥领先甚至出现相对过剩的场合，今后更多的注意力应当转向农村。开发农村市场，打破城乡界限，建立商业、服务网点体系，引导城市各种商业机构和企业更多地面向农村，组织经济实惠的生产、生活用品下乡，既可刺激农村生产和消费，又可分流城市商品，因而是城乡两利的一件好事。另外，由此引出的进一步的政策思路是，根据商业、服务业在城市迅速发展、竞争激烈而农村严重不足的强烈反差，从城乡一体化的角度重新考虑商业资源的合理配置，鼓励商贸、服务体系突破城乡、所有制和主管部门的界限，向农村多渠道延伸、渗透。这样既可以改变城市商业、服务业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过度竞争局面，又可以将城市的商业意识、商业经验、市场信息、技术知识向农村广为传播，加快农村商品化、市场化进程。从这个意义上说，根本解决“三农”问题的切入点，是鼓励城乡“联姻”，推动城市商业、服务业进军农村，以城市为后盾，以农村各种经济组织为基础，多渠道开辟农村专业化、规模化、多样化的商业、服务领域。换句话说，以商业、服务业为增长点，多渠道增加投入，发展“商贸带动型”的新农业、新农村，培育新农民，是市场经济新时期的客观要求，是发达农业、繁荣农村、富裕农民的必由之路。
(八)农民自己创办的经济合作组织和农产品销售、服务体系将会得到进一步的快速发展
如果开发农村市场是中国未来的一个重要的经济增长点，那么连带的问题是“谁来开发”，谁来担此重任？中国目前还基本停留在“外力论”的阶段，即由政府机构出面组织培育，由城市来带动。应当说，发展农村市场，借助外在因素和力量是绝对必要的，因为农村和农民需要增强市场意识，学习掌握市场规律。但是，仅有外力作用还不够，甚至还不是最主要的，还必须有“内力”作基础。内力就是农民自己。农民是农村市场的主体，但是单个的农民构不成“像样的主体”，农村市场发育的关键，是农民自己行动起来、组织起来，主动地、直接地参与农村市场的培育和商贸事业的建设。这是无法取代的历史过程。中国农村市场的不发育，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政策上有意无意忽略了“如何使农民自己组织起来”这一核心问题，总是想以代替的方式，在农民“自组织”之外来培育农村市场。于是，我们看到的农民，在大市场面前，依然是无能为力、茫然无措的一盘散沙。中国的政策思路，需要从“替农民办实事”，转向促使农民“自己组织起来，办好自己的实事”。
实践显示，对农产品生产和流通实行市场化改革以后，面临的一个迫切问题是如何使成千上万的农户，按照平等互利原则，自愿组织起来，使分散的生产者与庞大多变的市场购销体系和消费需求状况相互协调起来，即通过提高市场的组织化程度来稳定市场供求关系，降低生产经营风险，强化过于分散的农产品生产者的“谈判地位”，保护农民自己的利益。
与这种需要相比，中国农民的组织化程度还远不够高，“自组织”几乎在有意无意之间被忽略了，被代替了，充其量不过处于萌芽状态。而从旧体制延续下来的“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系统，虽几经变迁，但始终无法向“真正办成农民自己的组织”的目标靠拢。道理很简单，因为它的组成人员特别是各级领导成员，本身都不是农民身份，而是带着行政级别的国家干部，其正式职工也大多具有非农户口，他们在农民眼里都是另有自己利益的一个独立群体，是另有所求的“外人”，所谓“为农民办事”，与其说是目的，不如说是手段。这是相当一批基层供销社难以生存发展，甚至处于瘫痪状态的基本原因。农用生产资料和消费品下乡和农产品收购完全可以有更多的市场化方式，不必继续搞“准官方”独此一家的政策。因此，变外在的“他组织”为内在的“自组织”，制定政策唤醒农民的自主意识，推动他们按照自己的利益和意愿，组织起自我服务、自我管理、自我负责的各种类型的合作社，才可能真正改变农民一盘散沙的局面，才可能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农村产业基础。这种真正意义上的农民自己创办的合作社组织，特别是有利于农产品销售的合作社，近些年已经在某些农村专业化、产业化发达地区(例如山东、河北)脱颖而出，它们有可能代表农民合作组织的未来。政府需要做的“实事”，是制定政策、程序和办法，例如合作社登记注册办法，合作社优惠政策等等，为农民成立完全属于自己的合作组织，并促使它发展壮大创造条件。这一点对农村市场的培育是至关重要的，因此，推动农民创办自己的合作经济组织，理应作为农村市场发育的生长点来认真加以对待，这件大事应是今后农村工作的重点。(九)服务业将实现产业创新，服务领域将更加广泛，经营方式将进一步从封闭型自我服务走向社会化、市场化服务
服务业在中国，过去通常是指餐饮业、旅馆业、照相业、洗染业、浴池理发业和修理行业等生活服务领域，生产性服务往往同各工业生产部门融合在一起，独立性不强。另外，更多的服务项目带有福利性质，由机关、厂矿企事业单位内部自行安排，企业办社会，大而全、小而全。实行经济改革以来，中国的服务业无论在发展规模、种类上还是经济机制上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服务业的产业地位特别是在第三产业中的地位逐步得到加强。
随着社会专业化分工的加深，产业结构的调整，科学技术的发展，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家务劳动社会化以及双休日的普遍实行，无论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中都对服务业提出了新的需求，并为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创造了条件。从趋势来看，未来中国服务业将进一步出现现代化、社会化、产业化发展的新格局。①原有的各部门、厂矿企业、事业单位低效率、福利型自我服务体系会加速解体，代之以高效率、商品化、社会化的服务体系，从而推动服务业朝产业化、规模化方向发展。例如，内部食堂、招待所、汽车队、幼儿园、子弟学校、娱乐场所等向社会开放，实行商品化有偿服务，实现服务资源社会共享。与此同时，社区、物业服务体系将得到蓬勃发展。②在传统服务行业结构调整、规模化发展的同时，以信息咨询服务，租赁服务，旅游、休闲、娱乐服务等新兴产业将会快速发展。③商品仓储、运输、安装、装卸、生产维修等生产服务领域，将提高科技含量和专业化水平，形成更多的专门企业、行业群体。④农村的生产、生活服务体系将成为整个服务行业发展的重要增长点，并以科技、信息、销售服务为主体，形成专业化、系统化的配套服务体系。在这种场合，尤其需要制定有助于促进服务领域产业化、规模化发展的经济政策，特别是要打破原有部门、地区、行业、系统、所有制界限，为服务业快速成长创造条件。而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对于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提高社会生产和居民生活质量，增加就业渠道和利税来源，都具有重要意义。
(十)商业、服务业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流通产业革命将成为极有吸引力的投资领域，并形成国民经济新的支柱产业
中国商业、服务业除了经济机制和市场结构的调整以外，还需要继续加强基础设施的建设。这固然要有巨额的资金投入，但其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将更为可观。在国外，加快发展以商业、服务业为主体的第三产业，特别是用现代意识改进物流体系，被称作“流通产业革命”。
我们知道，商品交换和商业具有悠久的历史，但是还构成不了现代意义上的流通产业。这里所说的流通产业，是现代社会分工进一步发展和商品流通网络加速复杂化规律作用的产物，是专业化大生产引起大规模、大批量商品流通从而要求商品流通高度专业化的结果，是由现代技术手段装备起来的庞大体系。因此，流通产业是以往任何时代的商品交换和商业规模所无法比拟的。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和各国经济的稳步增长，商品流通量也在世界范围内急剧增加。规模庞大的物质产品的大范围流动、销售，一方面扩大了经济交往，增加了就业机会，带来了市场繁荣；另一方面，也引发了巨大的能源、人力和财力消耗。这就使人们不得不为商品流量剧增带来的各种矛盾而大伤脑筋。人们终于更深刻地认识到，不经过流通过程，巨额的物质财富只不过是观念的、想像中的存在，并不会带来任何效用和效益；社会财富总量既定以后，货畅其流，就是财富实际效用的真实增长，反之，则是财富实际效用的虚假增长。当今世界，无论工业化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在向商品流通这一动态过程“输入智慧”，向这个“难以廓清边界”的独特产业投入大量资金、先进技术和专门人才，都在搅尽脑汁挖掘着“没有止境”的流通效能。因而，以讲求商品流通效率，调整流通体制，扩充流通能力，缩短流通时间，改进流通方式为宗旨的“流通产业革命”，已成为全球性的重大课题。流通产业的概念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被提出来的。它的提出，对于把流通和商业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综合起来进行整体设计和系统化决策，对于制定产业政策，促进商品流通的产业化、综合化发展，对于有效解决商品流量和流通能力之间的矛盾，具有重大意义。
近些年来，中国为发展流通产业付出了巨大努力，但流通产业依然满足不了经济发展的需要，并导致巨额的经济损失和惊人的浪费。不仅中国商品储运系统落后大大降低了经济整体效率，只是由此派生的包装行业陈旧一项，每年就造成几百亿元的商品破损，并在国际市场上失去数十亿美元的商业机会。因此，从战略高度理解，加强流通产业，使之成为最有吸引力的投资领域和支柱产业，是今后经济发展的重要目标。推动商业、服务业为主体的流通产业革命，是流通产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基本思路是，增加资金投入，引入高新技术和适用技术，实行现代管理制度创新，使流通产业发生质的飞跃，以实现提高经济效率和经济效益的目标。具体包括：流通设施现代化，即要引进国内外先进技术装备，加快商业企业技术设备更新改造，提高机械化、自动化水平；流通方式现代化，要大力发展配送制和配送中心，发展商业连锁经营和集装箱运输体系，发展与商品流通关系密切的交通运输和邮电通讯体系；流通管理现代化，即流通决策管理的科学化，办公、业务、信息系统的自动化、网络化，管理方式的高效率以及流通观念、管理观念的现代化。流通产业现代化的根本动力在于依靠科技进步和高素质的专门人才。
总而言之，仅从以上十个方面的简要分析来看，在新时期，商品市场和商业、服务业的确有许多事情可做，并且决不限于这十个方面。例如，加快商品期货交易市场建设的问题，加快外贸企业的多元化发展问题，商业、服务业在国际市场寻求商业机会的问题，在少数民族地区发展商贸事业的问题等等，就还没有提到。其实，这些“增长点”也是十分重要的。
(全文原载于《财贸经济》1997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