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家四败——士大夫之家旋踵而败乃有原因
原文
二更后，阅《戴东原文集》，偶思士大夫之家旋踵而败，往往不如乡里耕读人家之耐久，所以致败之由大约不出数端。家败之道有四，曰：礼仪全废者败；兄弟欺诈者败；妇女淫乱者败；子弟傲慢者败。身败之道有四，曰：骄盈凌物者败；昏惰任下者败；贪刻兼至者败；反复无信者败。未有八者全无一失而无故倾覆者也。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二更以后，阅读《戴东原文集》，偶想士大夫之家旋踵而衰败，往往还不如乡里耕读人家家运持久。造成衰败的原因，大约不出以下几方面。家庭衰败的原因有四：没有礼仪之家衰败；兄弟相互欺诈之家衰败；妇女淫荡秽乱之家衰败；子弟骄傲轻侮别人之家衰败。一个人衰败的原因也有四方面：骄傲自满、轻侮别人的人衰败；昏暗懒惰、偏信下人的人衰败；贪婪而且苛刻的人衰败；反复无信的人衰败。没有见过这八方面弊病一点也没有却无故败家覆身的事情。
原文
长傲、多言二弊，历观前世卿大夫兴衰及近日官场所以致祸福之由，未尝不视此二者为枢机，故愿与诸弟共相鉴诫。第能惩此二者，而不能勤奋以图自立，则仍无以兴家而立业。故又在乎振刷精神，力求有恒，以改我之旧辙而振家之丕基。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傲气太盛和说话太多两种毛病，乃是前代卿大夫们衰败和近代官场之所以致祸的缘由。相反，如果克服了这两种毛病，就会家族兴盛、福寿双全。可见，这两点的确是官宦之家兴衰祸福的关键，我们兄弟一定要引以为诫，慎重再慎重。但是，如果只是能克服这两种毛病，却不能勤奋努力，以求自强自立，那么仍然无法兴家立业。所以，还必须振奋精神，全力以赴，尽可能持之以恒，以便避开我所走过的弯路，巩固我们立家的基础，振兴曾氏的万世家业。
“评析”
在另一处，曾国藩这样论述“居家四败”。居家四败曰：妇女奢淫者败，子弟骄怠者败，兄弟不和者败，侮师慢客者败。
其意思与上文几乎差不多，只是具体内容略有出入：妇女淫乱改成了妇女奢淫，兄弟欺诈改成了兄弟不和，子弟傲慢改成了子弟骄怠，礼义全废改成了侮师慢客。
从上述曾国藩关于居家之道的论述可以看出，曾国藩对家教是极为重视的，而至于儿孙，经过他的教诲引导，亦大多琢玉成器。儿子纪泽，是清末著名的外交家，1881年在与沙皇俄国的交涉中，收回了新疆特克斯流域大片领土；另一个儿子纪鸿，淡于功名，精研数学，有代数著作数种。家风所及，孙辈和曾孙辈也颇多学者名士，学有所成。曾国藩的家教，历来被世人重视，因为，即使情过境迁，他的许多言论和方法仍大可借鉴。
在此，我们把他的儿子曾纪泽和女儿曾纪琛的故事具体述说出来，由此人们可见曾国藩的家教是如何获得成功的。
曾纪泽，号攀瞻，行甲三。清道光十九年（1839）十一月初二日生于荷塘二十四都白玉堂（今属双峰县荷叶乡天平村）。其时，曾国藩“乞假居家”，正欲“起行赴京”之日。
咸丰二年（1852），曾纪泽祖母去世；翌年春，随母回荷叶，先后于黄金堂、大夫第课读，业师为邓寅皆。这期间，曾国藩家信甚多，以督儿女发奋读书，所言甚细。纪泽年幼患过病，记性不太好，但悟性较强，曾国藩要求塾师“每日点五六百字，教一遍，解一遍，令其读十遍而已，不必能背诵也”。曾国藩更重视教育后代如何做人。他告诫纪泽：“总以习劳苦为第一要义”，规定纪泽由新宅黄金堂到老宅白玉堂，“必宜常常走路，不可坐轿骑马；又常常登山，亦可练习筋骸”。曾国藩还教育纪泽等半耕半读，“以守先人之旧，慎无存半点官气”。规定儿辈“不许坐轿，不许唤人取水添茶等事。其拾柴、收粪等事，须一一为之；插田莳禾等事，亦时时学之”。
曾纪泽严遵庭训，循父所示，在家课读经史，苦攻诗文，练字习画，在咸丰八年（1858）的乡试中，原湘乡县中三名，即曾纪泽、傅泽鸿、黄麓溪。曾国藩获悉大喜，写信致弟：“湖南乡试榜发，吾邑得中者三人。傅泽鸿不知即邓师之徒否？黄南坡之世兄、麓溪之世兄皆中。麓溪年甫四十，而子（十八岁）已登科，可谓早矣！”
咸丰九年（1859）九月十六日，曾纪泽在黄金堂续娶刘氏。刘系曾国藩好友刘蓉之女，生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正月初九日，由彭玉麟（雪琴）、唐义渠为媒，于上年七月初九定庚。曾国藩对儿女的婚事，历来要求甚严。前咸丰六年（1856）三月二十一日，曾纪泽与贺氏成婚时，他即规定：“招赘之日，七日即回湘乡，尚不为久。诸事总须节省，新妇入门之日，请客亦不宜多。”并手书诸弟：“新妇始至吾家，教以勤俭，纺绩以事缝纫，下厨以议酒食。此二者，妇职之最要者也。”
曾国藩常示儿治家之法。咸丰十年（1860）闰三月初四《谕纪泽》：“昔吾祖星冈最讲求治家之法，第一早起，第二打扫洁净，第三诚修祭祀，第四善待亲族邻里”，“此四事之外，于读书、种菜等事尤为刻刻留心，故余近写家信，常提及书、蔬、鱼、猪四端者，盖祖父相传之家法也。尔现读书无暇，此八事纵不能一一亲自经理，而不可不识得此意，请朱运四先生细心经理，八者缺一不可。”曾国藩的家训对儿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同治四年（1885）秋，曾纪泽为修茸富厚堂，奉其父命回到老家。据其长孙女曾宝苏回忆：“我们的住宅，名叫富厚堂，据说是惠敏公照《议书》功臣表中关于《烈侯记》有‘富厚如之’一语，故以‘富厚’为堂名。”（见《曾宝苏回忆录》）同治五年（1866）九月，富厚堂建成，纪泽偕母亲及弟妹住进新屋。新屋前大门后还有三重大门，曾纪泽将中门进中厅取名“八本堂”，亲自把曾国藩所谕“八本”用隶书写在正墙上，以迪后人。是年，湘乡倡修县志，各界人士荐举曾纪泽纂修。曾国藩知道这一事情后，立即修书告诫纪泽：“尔学未成就，文甚迟钝，自不宜承认，然亦不可全辞。一则通县公事，吾家为物望所归，不得不竭力赞助；二则尔惮于作文，正可借此逼出几篇。天下事无所为而成者极少；有所贪有所利而成者居其半；有所激有所逼而成者居其半。尔篆韵钞毕，宜从古文上用功。余不能文，而微有文名，深以为耻，尔文更浅，而亦获虚名，尤不可也。或请本县及外县之高手为撰修，而尔为协修。”
同治十一年（1872）春，曾国藩病逝于两江总督任上，曾纪泽扶灵回籍安葬于善化（今长沙）平塘。其时，他在长沙购房子一栋，取名“长沙曾寓”。大门外悬挂的“岳云在望，礼器成图”一联，即为曾纪泽所书。光绪二年（1876）冬，他离开长沙复入京。翌年被袭封一等毅勇侯爵。光绪四年（1878）六月，奉旨赏戴花翎，派充英国、法国钦差大臣。赴任前，西太后召见他于养心殿东间。西太后说：“办洋务甚不容易，闻福建又有焚教堂房屋之案，将来必又淘气。”曾纪泽答：“办洋务难处，在外国人不讲理，中国人不明事势。中国臣民常恨洋人，不消说了，但须徐图自强，乃能为济，断非毁一教堂、杀一洋人，便称报仇雪耻。”西太后说：“这些人明白这道理的少。你替国家办这点事，将来这些人必有骂你的时候，你都要任劳任怨。”曾纪泽说：“臣从前读到‘事君能致其县一语，以为人臣忠则尽命，是到了极处。观近来时势，见得中外交涉事件，有时须看得性命尚在第二层，竟须拼得将声名看得不要紧，方能替国家保全大局。即如前天津一案，臣的父亲先臣曾国藩，在保定动身，正是卧病之时，即写了遗嘱吩咐家里人，安排将性命不要了。及至到了天津，又见事务重大，非一所能了事，于是委曲求全，以保和局。其时京城士大夫骂者颇多，臣父亲引咎自责。寄朋友的信常写‘外惭清议，内疚神明’八个字，正是拼却声名以顾大局。其实当时事势，舍臣父之所为，更无办法。”西太后问：“你现在在总理衙门居住？”曾纪泽答：“总理衙门事务势不能不秘密，臣等从前未敢与闻。现因奉旨出使，须将英国、法国前后案件查考一番，并须摘要抄录一点。其全案虽在郭嵩焘处，然臣在路上必有外国人交接应酬，若言谈之际全然不知原委，未免不便。”西太后听了非常满意，说：“你办事倒很细心。”
是年的九月初四，曾纪泽携眷离京，转沪起程赴法，出任常驻英、法大臣。在出使任内，他刻苦攻读英语、法语，深入了解各国历史、国情，研究国际公法，考察西欧各国工、商业及社会情况。他还将使馆由租赁改为自建，亲自负责图书、器物的购置，务使使馆规模不失大国风度，亦不流于奢靡。使馆落成，他还亲书一联悬挂大门两侧：
濡耳染目，靡丽纷华，慎勿忘先父俭以养廉之训；
参羊倚衡，忠信笃敬，庶可行圣人存而不论之邦。
上联警策自己，要不忘其先父“俭以养廉”的家训，能在西方的花花世界立于不败之地；下联则阐明其外交宗旨，要尊孔子所说的“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和《庄子·齐物论》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的教言。这种谦虚谨慎和为政清廉的作风，深为外国人所敬重。
在曾纪泽出使任内，巴西于光绪五年（1879），通过驻英公使与曾纪泽联系，谋求与中国建交、通商，并招募华工垦荒。曾纪泽审时度势，积极建议清廷予以同意。唯对招募华工一事，因美洲各国虐待“苦力”，他请予拒绝。可见中巴建交，曾纪泽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光绪六年（1880）正月，曾纪泽被补授大理寺少卿，除任驻英、法大臣以外，还兼任驻俄大臣，赴俄谈判收复伊犁地区问题。曾纪泽赴俄之前，崇厚已在赴俄谈判中擅自签订了《里瓦几亚条约》丧权辱国，朝野哗然。曾纪泽这次出使，举国瞩目。六月，他行抵俄京，前后谈判达十个月，正式会谈辩论，有记录可稽者五十一次，反复争辩达数十万言。经他的据理力争，于光绪七年（1881）正月二十六日，终于达成《中俄改订条约》（即《中俄伊犁条约》），与崇厚原订条约比较，虽然伊犁西境霍尔果斯河以西地区，仍被沙俄强行割去，但乌宗岛山及伊犁南境特克斯河一带，均于收回，并取消了俄人可到天津、汉口、西安等地进行经济活动诸条款，废除俄人在松花江行船、贸易，侵犯中国内河主权等规定。
光绪九年（1883）中法战争爆发后，曾纪泽坚决反对外国侵略者，极力抗议法政府的无端挑衅。主张“坚持不让”，“一战不胜，则谋再战；再战不胜，则谋屡战”。他与法人争辩，始终不屈不挠。并疏筹“备御六策”。
光绪十年（1884）三月，曾纪泽卸驻法大臣职，旋晋兵部右侍郎，仍为驻英俄大臣，与英国议定《洋烟税厘并征条约》。几经周折，终于为清政府争回每年增加烟税白银200多万两。
光绪十二年（1886）六月，曾纪泽携家眷离英返国，帮办海军事务。不久，迁兵部左侍郎，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其间，他关心外交诸事，随时向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建议，还改进了驻外公使与国内联系电报通讯办法。他在外交界享有盛誉，与郭嵩焘齐名，时人称“郭曾”。
光绪十六年（1890）闰二月廿三日，曾纪泽卒于京师户部任内，年五十一岁，谥惠敏。光绪十九年（1893），江南制造总局为其编印遗著。有奏疏六卷、文集五卷、诗集四卷、出使日记二卷，后辑为《曾惠敏公遗集》行世。其名作《中国先睡后醒论》，在当时很有号召力，指出外来的侵略足以“唤醒中国于安乐好梦之中”，中国的“全备稳固可翘足以待”，其文鼓舞人心，足能壮民族之志。
曾纪琛与罗兆升的婚事，是使曾国藩头疼的一件事，他俩于同治元年（1862）四月正式成婚。在黄金堂发嫁时，欧阳夫人亲自送亲。曾纪琛到罗家后，严守家风，勤劳节俭，孝敬翁姑，很得罗家欢喜，其夫妻生活亦美满。但由于罗兆升性烈气躁，凡事稍不如意，或身体稍有不适，常大发雷霆，曾纪琛婚后不到一年，即受到罗家歧视，其夫妻感情亦有裂痕。尽管如此，曾国藩还是用传统道德教诫女儿忍耐顺受。同治二年初，曾国藩在《谕纪泽》信中说：
罗婿性情乖戾，与袁婿同为可虑，然此无可如何之事。不知平时在三女儿之前亦或暴戾不尽人情否？尔当谆嘱三妹柔顺恭谨，不可有片语违忤。三纲之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地维所赖以立，天柱所赖以尊。故《传》曰：君，天也；父，天也；夫，天也。《仪礼》记曰：君至尊也，父至尊也，夫至尊也。君虽不仁，臣不可以不忠；父虽不慈，女不可以不孝；夫虽不贤，妻不可以不顺。吾家读书居官，世守礼义，尔当告诫大妹、三妹忍耐顺受。吾于诸女妆奁甚薄，然使女果贫困，吾亦必周济而覆育之。目下陈家微窘，袁家、罗家并不忧贫，尔谆劝诸妹，以能耐劳忍气为要。吾服官多年，亦常在耐劳忍气四字上做工夫也。
做好女儿的训诫工作后，曾国藩又加强了对罗婿的教育工作。为了使罗婿有根本性的好转，曾国藩曾于同治四年春将三女和罗婿招至金陵督署，经过多次谈话后，罗婿思想有了觉悟。此时，曾纪琛已身怀有孕，并于是年三月十八日在署中生一子，这使罗婿在精神上得到安慰。五月二十三日，罗婿准备离署时，曾国藩还亲书“忍敬”二字训诫罗婿。但至二十九日曾纪琛与罗兆升在离别金陵时，却突然发生一件不幸的事。这一天，曾国藩奉朝命带兵北上“剿捻”，女儿女婿亦选定这个吉日携幼回湘，出署登舟之际，全城水陆军举炮送行，“其声震耳，久而不绝”。曾纪琛怀抱之子受惊生疾，本已登舟，见病甚危，只好折回于署，后请医生抢救无效，夭亡于署中。
失子之痛，给曾纪琛的打击很大。虽说回到家后又生了一胎，但却是个女孩，故更为罗家所歧视，而夫妻关系也愈显紧张。但曾纪琛谨遵“无后即不孝”之礼，力劝丈夫纳妾，并帮助在乡间找到一贤惠少女洪氏为妾，洪氏小罗17岁，罗后又在陕西官廨纳一张氏为妾。但张氏无出，罗便想接曾去官廨，然曾纪琛见洪氏年轻，生育能力强，则劝其前往。但因洪氏本已不为罗所喜，故不愿去，曾纪琛便强令送去，自己则在家操劳家务。光绪十四年（1888）二月，洪氏身怀有孕，但罗兆升却殁于任上，时年43岁。后张、洪二妾将其棺运回老家安葬。丈夫的早逝，罗门之将衰，使得三妇终日以泪洗面。当夜深人静之时，面对孤灯，三妇更是心寒！曾纪琛在悲伤之余，常以婉言劝慰洪氏，望其保重身体，如能生一子，尚可为罗家传宗接代。一天晚上，洪氏得一梦，有一条大蛇在罗门神台上跌下来，吓得她魂不附体，而曾纪琛则大喜说：“梦龙得子！”不久，洪氏果真生一遗腹子。于是“合家雀跃，间里同欢”。曾纪琛为子取名长焘，洗三之日，办席50余桌，乡间亲友都来道喜。
自从有了长焘之后，曾、张、洪三氏“忧门柞将衰之心，由缓和而逐渐消失矣”。从此，曾纪琛按其家训，“每日操持家务，事无巨细，必躬亲之”。当时，由于时常有曾国藩及罗泽南的旧友前来造访，以致使得门前车水马龙。但曾纪琛均“调理得井然有序”。闲暇之余，“曾还挤出时间，博览群书，闾里莫不称贤者”。当时罗兆升在世时，曾纪琛对待洪、张二氏尚能宽大为怀，亲如姊妹，现在罗去世后，三妇更是形影不离，相依为命，一心扑在抚孤工作上。其子稍长，曾纪琛即延师入学，并视长焘为亲生，常教他“效法乃祖及外祖：要忠信培心，要和平养性，要诗礼启后，要勤俭治家”。长焘14岁时，因祖荫中邑庠生，弱冠，娶朱氏，均为曾纪琛亲手所操持。但长焘性孤高，无视功名富贵，不勤奋读书，每日只与二三乡邻，狩猎于九峰山林之间。对此，曾纪琛“常忧之，然亦无可奈何也”。不过，长焘于民国元年（1912）春生一子，名延庆，方头大耳，相貌魁梧，深为曾纪琛及洪、张氏所钟爱。三代同堂，令三妇喜出望外。
曾纪琛一生恪守“三纲五常”，诚以待人，严于律己。虽出身名门望族、大家闺秀，但勤劳节俭、艰苦朴素，毫无贵妇习气。由于她一生操劳过度，光绪末年竟致一病缠绵，久不能愈。弥留之际，她抚延庆对长焘夫妇说：“他日光我罗氏门第者，必是子也。汝等严悉教养之，俾成大器。”言未竟，溘然长逝，时民国元年（1912）十月，享年68岁。
曾纪琛虽然生前薄置田产，可是由于家中开支日重，其生活并不宽裕。但每遇灾荒之年，对周围缺衣少食者仍慷慨解囊，广为救助，深得百姓称赞。
一、俭朴
——家国之兴，皆由克勤克俭所致
原文
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无一不与寒士相同，庶可以成大器。若沾染富贵气习，则难望有成。吾忝为将相，而所有衣服，不值三百金。愿尔等当守此俭朴之风，亦惜福之道也。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凡是世家子弟，如果他的衣食起居，都与清寒之士一样，才有可能成大器。如果沾染了富贵习气，就难以有成就。我虽位居将相，但所有的衣服，加起来不值三百金，希望你们能保持这俭朴的风气，这也是惜福的方法。
原文
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勤字自持，习劳习苦，可以处乐，可以处约，此君子也。余服官二十年，不敢稍染官宦气习，饮食起居，尚守寒素家风。极俭也可，略丰亦可，太丰则吾不敢也。
凡仕宦之家，由俭入奢易，由奢返俭难。尔年尚幼，切不可贪爱奢华，不可惯习懒惰。无论大家小家，士农工商，勤苦俭约，未有不兴；骄奢倦怠，未有不败。
凡富贵功名，皆有命定，半由人力，半由天事，惟学作圣贤，全由自己作主，不与天命相干涉。吾有志学为圣贤，少时欠居敬工夫，至今犹不免偶有戏言戏动，尔宜举止端庄，言不妄发，则入德之基也。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一般人都希望自己的子孙担任大官，我不愿意做大官，但想成为读书明理的君子。坚持一个勤字，习惯于劳苦，既可以享受快乐，又可以过节俭的生活，这样的人就是君子。我做官二十年，一点儿也不敢沾染官宦习气，饮食起居，还保持艰苦朴素的家风，极俭朴也可以，略丰厚些也可以，太丰厚我是不敢享受了。
凡是仕宦家庭，由俭朴到奢侈容易，由奢侈再恢复俭朴就很困难了。你年纪不大，千万不可贪图奢侈豪华，不可养成懒惰的习惯。无论大家小家、士农工商，凡是勤苦节俭的，没有不兴旺的，凡是骄奢倦怠的，就没有不衰败的。
凡是富贵功名，都属命定，一半取决于人的努力，一半取决于天意。只有学做圣贤，全部由自己主宰，与天命没有关系。我有学做圣贤的志向，年轻时缺乏居敬的功夫，到今天仍免不了偶尔有不严肃的言行。你应该举止端庄，不乱说话，这是修德的根基。
原文
历览有国有家之兴，皆由克勤克俭所致；其衰也，则反是。余生平亦颇以“勤”字自励，而实不能勤。故读书无手抄之册，居官无可存之牍。生平亦好以“俭”字教人，而自问实不能俭。今署中内外服役之人，厨房日用之数，亦云奢矣。其故由于前在军营规模宏阔，相沿未改。近因多病，医药之资，漫无限制。由俭入奢，易于下水；由奢反俭，难于登天。在两江交卸时，尚存养廉二万金，在余初意，不料有此。然似此放手用去，转瞬即已立尽。尔辈以后居家，须学陆俊山之法，每月用银若干两，限一成数，另封秤出。本月用毕，只准赢余，不准亏欠。衙门奢侈之习不能不彻底痛改。余初带兵之时，立志不取军营之钱以自肥其私，今其差幸不负始愿。然亦不愿子孙过于贫困，低颜求人；惟在尔辈力崇俭德，善持其后而已。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看历史上国和家的兴旺，都是由克勤克俭带来的；当国和家衰败时，则是由于不能克勤克俭。我一直想以“勤”字自我勉励，而实际上却做不到，所以读书时没有手抄本，做官时的文牍也没有保存。我一直也以“俭”字教育别人，但自己感到自己并没有做到。现在衙署中服役的人数很多，厨房中每天的花费，也可以称得上是奢侈了。这其中的原因是以前身在军营，规模较大，这种习惯沿袭下来，一直未改，近来因为身体多病，所用的医药费，没有什么节制。从俭到奢，像水往下流那么容易；从奢侈再到节俭，就会像登天一样难。我在两江总督任上卸任时，还存留两万两的养廉金，我起初并没想到这一点。然而如果像现在这样放手去花，很快就会花光。以后你们在家过日子，一定要学习陆俊山的方法，每月用多少银两，限定一个数，称出后另行封存，本月的花费只能有赢余，不准多花，衙门中的奢侈习惯一定要改变。我当初带兵时，下决心不损公肥私，现在看来是基本上做到了。但我也不希望子孙过于贫困，以致被迫低声下气去求人；只是希望你们努力俭朴，善加坚持。
原文
夫人率儿妇辈在家，须事事立个一定章程，居官不过偶然之事，居家乃是长久之计。能从勤俭耕读上做出好规模，虽一旦罢官，尚不失为兴旺气象。若贪图衙门之热闹，不立家乡之基业，则罢官之后，便觉气象萧索。凡有盛必有衰，不可不预为之计。望夫人教训儿孙妇女，常常作家中无官之想，时时有廉恭节俭之意，则福泽悠久，余心大慰矣。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夫人带着儿子的媳妇们在家居住，凡事都需要有一定的章程，做官不过是偶然的事，在家居住才是长久的事，能在勤俭耕读上做得好，即使一旦罢了官，仍不会失去兴旺的气象。假如贪图当官的威风，在家乡不立基业，那么罢官之后，便会感到气象衰落。凡事有盛一定有衰，不能不预作打算。希望夫人要教育子孙妇女，常常作家中无人做官的打算，时时存着谦恭省俭的想法，就会福泽长久，我心中也会感到十分宽慰。
“评析”
崇尚俭朴家风，这是中华民族的优秀美德，因此历代的贤德之士，都会把俭朴作为家训的重要内容。如曹操在临终前留下遗嘱，要求他的家人和部下在他死后，以国家为重，尽忠守职；对于如何料理后事，也作了精心安排：要求节俭治丧，不要厚葬，不要用金玉珍宝陪葬。
另据《魏志·武帝纪》注引《魏书》说：曹操喜欢节约俭省，不好奢侈豪华，帷帐屏风，坏了补补再用，常用被褥取暖，不作美化修饰。他的《内诫令》就是以节约告诫吏民和他的家人的：
孤不好鲜饰严具，所用杂新皮韦笥，以黄韦缘中。遇乱事无韦笥，乃更作方竹严具，以皂韦衣之，粗布作里，此孤之平常所用者也。内中妇曾置严具，于时为之推坏。今方竹严具缘漆甚华好。（《御览》七一七引魏武内严器诫令》、《书钞》一三六）
百炼利器，以辟不祥，摄服奸宄者也。（《御览》三四五）
吾衣被皆十岁也，岁岁解浣补纳之耳。（《御览》八一九）
今贵人位为贵人，金印蓝绂，女人爵位之极。（《御鉴》）
吏民多制文绣之服，履丝不得过绛紫金黄丝织履，前于江陵得杂彩丝履，以与家，约当著尽此履，不得效作也。（《御览》六九七）
孤有逆气病，常储水卧头。以铜器盛，臭恶。前以银作小方器，人不解，谓孤喜银物，今以木作。（《御鉴》七五六）
昔天下初定，吾便禁家内不得香熏，后诸女配国家为其香，因此得烧香。吾不好烧香，恨不遂所禁，今复禁不得烧香，其以香藏衣著身亦不得。（《御览》九八二）
房室不洁，听得烧枫胶及蕙草。（《御览》九八二）
《训俭示康》则是司马光为教育儿子司马康厉行节约而作。行文围绕着“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两句话，谈古论今，指出古以俭为美德，今竞相奢华，“风欲颓弊”，从而告诫儿子“俭则寡欲”，“可以直道而行”，“侈则多欲”，“贪慕富贵”，“枉道速祸”：
吾本寒家，世以清白相承。吾性不喜华靡，自为乳儿，长者加以金银华美之服，辄羞赧弃去之。二十忝科名，闻喜宴独不戴花。同年曰：“君赐不可违也。”乃簪一花。平生衣取蔽寒，食取充腹，亦不敢服垢弊以矮俗干名，但顺吾性而已。
众人皆以奢靡为荣，吾心独以俭素为美。人皆嗤吾固陋，吾不以为病，应之曰：“孔子称‘与其不逊也宁固。’又曰：‘以约失之者鲜矣。’又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古人以俭为美德，今人乃以俭相诟病，嘻，异哉！
近岁风俗，尤为侈靡：走卒类士服，农夫蹑丝履。吾记天圣中，先公为群牧判官，客至，未尝不置酒，或三行五行，多不过七行。酒酤于市，果止于梨、栗、枣、柿之类，肴止于脯、醢、菜羹，器用瓷、漆。当时士大夫家皆然，人不相非也。会数而礼勤，物薄而情厚。近日士大夫家，酒非内法，果、肴非远方珍异，食非多品，器皿非满案，不敢会宾友；常数月营聚，然后敢发书。苟或不然，人争非之，以为鄙吝。故不随俗靡者盖鲜矣。嗟乎！风俗颓弊如是，居位者虽不能禁，忍助之乎！
又闻昔李文靖公为相，治居第于封丘门内，厅事前仅容旋马。或言其太隘，公笑曰：“居第当传子孙，此为宰相厅事诚隘，为太祝、奉礼厅事已宽矣。”参政鲁公为谏官，真宗遣使急召之，得于酒家；既入，问其所来，以实对；曰：“卿为清望官，奈何饮于酒肆？”对曰：“臣家贫，客至无器皿、肴、果，故就酒家觞之。”上以无隐，益重之。张文节为相，自奉养如为河阳掌书记时；所亲或规之曰：“公今受俸不少，而自奉若此，公虽自信清约，外人颇有公孙布被之讥。公宜少从众。”公叹曰：“吾今日之俸，虽举家锦衣玉食，何患不能？顾人之常情，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吾今日之俸，岂能常存？一旦异于今日，家人习奢已久，不能顿俭，必致失所。岂若吾居位、去位、身在、身亡，常如一日乎？”呜呼！大贤之深谋远虑，岂庸人所及哉！
御孙曰：“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共，同也，言有德者皆由俭来也。夫俭则寡欲。君子寡欲则不役于物，可以直道而行，小人寡欲则能谨身节用、远罪丰家。故曰：“俭，德之共也。”侈则多欲。君子多欲则贪慕富贵，枉道速祸；小人多欲则多求妄用，败家丧身；是以居官必贿，居乡必盗。故曰：“侈，恶之大也。”
昔正考父粥以糊口，孟僖子知其后必有达人。季文子相三君，妾不衣帛，马不食粟，君子以为忠。管仲镂簋朱，山藻，孔子鄙其小器。公叔文子亭卫灵公，史知其及祸，及戌，果以富得罪出亡。何曾日食万钱，至孙以骄溢倾家。石崇以奢靡考人，卒以此死东市。近世寇莱公，豪侈冠一时，然以功业大，人莫之非，子孙习其家风，今多穷困。其余以俭立名，以侈自败者多矣，不可遍数，聊举数人以训汝。汝非徒身当服行，当以训汝子孙，使知前辈之风俗云。
清代的张之洞针对在日本留学的儿子不及四个月，花费千金的浪费行为，写了《复子书》，反复训诫儿子要勤学节俭。信中指出“求学宜先刻苦”，求学之时，追求奢华无度的豪华生活，必定损耗精力，虚度光阴，怠弃学业。并引用孟子的论述，劝导儿子：凡成大事有作为者，都经过艰苦的磨炼，希望儿子能知稼穑的艰难，厉行节俭，速收邪心，珍惜光阴，努力求学。信中可看出他对儿子管教的仔细和严格，决不允许儿子染上纨绔子弟的习气。其信全文如下：
示谕吾儿知悉：来信均悉，兹再汇汝日本洋五百元，汝收到后，即复我一言，以免悬念。儿自去国至今，为时不过四月，何携去千金，业皆散尽？是甚可怪！汝此去，为求学也。求学宜先刻苦，又不必交友酬应，即稍事阔绰，不必与寒酸子弟相等，然千金之资，亦足用一年而有余，何四月未满，即已告罄，汝果用在何处乎？为父非吝此区区，汝苟在理应用者，虽每日百金，力亦足以供汝，特汝不应若是耳。求学之时，即若是其奢华无度，到学成问世将何以继？况汝如此浪费，必非饮食之豪，以居之阔，必另有所销耗。一方之所销耗，则于学业一途，必有所弃，否则用功尚不逮，何有多大光阴，供汝浪费？故为父于此，即可断汝决非真肯用功者，否则必不若是也。且汝亦尝读孟子乎？大有为者，必先苦其身，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困心衡虑之后，而始能作。吾儿恃有汝父庇荫，固不需此，然亦当稍知稼穑之艰难，尽其求学之本分。非然者，即学成归国，亦必无一事能为，民情不晓。晋帝之何不食肉糜，其病即在此也。况汝军人也，军人应较常人吃苦尤甚，所以备力王家之用，今汝若此，岂军人之所应为？余今而后恐无望于汝矣！余固未尝一日履日本者也，即日后得有机会东渡，亦必不能知其民间状况。非不欲知也，身份所在，欲知之而不得。然闻人言，一学生之在东者，每月有三十金，即足维持。即饮食起居稍顺适者，每月亦无过五十金。今汝倍之可也，亦何至千金之赀，不及四月而消亡殆尽，是必所用者，有不尽可告人之处。用钱事小，而因之怠弃学业，损耗精力，虚度光阴，则固甚大也，余前曾致函戒汝，须努力用功，言犹在耳，何竟忘之？虽然成事不说，来者可追，而今而后，速收汝邪心，努力求学，非遇星期，不必出校；即星期出校，亦不得擅宿在外，庶几开支可省，不必节俭而自节俭，学业不荒，不欲努力而自努力。光阴可贵，求学不易，儿竟非十五六之青年，此中甘苦，应自知之，毋负老人训也。儿近日身体如何？宜时时留意。父身体甚佳，家中大小，亦皆安康，汝勿念。父涛白，八月初九日。
从历史事实来看，历史上那些能忠实遵循俭朴的君主、官员，他们不但使国家富强，家庭和睦兴旺，而且自己也因此而名垂青史。
清代吏治向以贪酷著称，可康熙年间，却出了两个有名的清官，而且曾国藩多次称颂这两个人，这就是于成龙和张伯行。
被康熙帝称为“清官第一”的于成龙，是山西永宁（今山西离石）人，字北溟，号于山，自顺治十八年（1661）起，历任知县、知府、按察使、布政使、巡抚、总督等职。他在任上洁己爱民，秉公从政；拒贿赠，行节俭，为百姓兴利除弊，屡施德政。
顺治十八年，于成龙由副榜贡生首任罗城知县。他到任之初，县衙没有门垣，院中长满荒草，中堂仅有三间草房，后面是三间茅屋，内宅破陋不堪。于成龙叠土为案，铺草为床，垒起一副土灶，办公膳宿都在茅屋里面。
于成龙治理罗城，注意恢复地方秩序，复苏农村经济。他不辞辛苦攀山越岭延访父老，实地察看，倾听百姓呼声，着手制止械斗，捕捉盗贼，制定保甲，以安定民生。于成龙鼓励百姓耕稼力田。每年春天，他都亲自到田中察看。见到耕种父老，便上前慰问劳苦；有时应邀在田边树下与农夫一同吃饭，笑语欢如家人。
随他来的几个仆人，有的水土不服，染病而死；有的不堪困苦，不告而别。于成龙只得自己动手做饭洗衣。周围百姓见他如此辛劳清苦，十分过意不去，来到衙中问寒问暖，于成龙总是热情接待。
于成龙在罗城当了七年县令，县境面貌大变。因此，他不仅受到了百姓的爱戴，也得到了上司的器重。康熙六年，他升任四川合州知州。赴任时罗城百姓遮道呼号、追送数百里。
康熙十六年（1677），于成龙被擢任福建按察使，主管一省司法。去福建上任前，他嘱人买了数百斤萝卜放在船上。有人不解地问他，萝卜又不值钱，买这么多干什么？他回答道：“沿途供馔，得赖此青黄不接的时候，以屑糠杂米野菜为粥。”即使有客人来了，也和他一同吃薄粥。他对客人说：“我这样做，可留些余米赈济灾民，如若上下都和我一样行事，更多的灾民会渡过难关，存活下来。”江南、江西的百姓因为于成龙自奉简陋，每天只吃青菜佐食，所以给他起了个外号“于青菜”，以示亲切景仰。于成龙喜欢饮茶，考虑到茶价很贵，他不愿多破费，便以槐叶代茶。他让仆人每天从衙门后面的槐树上采几片叶子回来，一年下来，把那棵树都快采秃了。
于成龙对儿女的要求也很严格。一次，他的大儿子从山西千里迢迢来到江宁探望父亲。儿子要回去时，于成龙既没有积蓄，也没有土特产让儿子捎回，正好厨房有一只腌鸭，便割了半只给他。百姓听说这件事后，便编了首歌谣唱道：于公豆腐量太狭，公子临行割半鸭。
由于于成龙身体力行，使爱好奢侈艳丽的江南民俗大为改变。人们摒弃绸缎，以穿布衣为荣。一些平日鱼肉百姓的地方官，因知道于成龙好微服私访，因此，遇见白发伟躯者便胆战心惊，以为是于成龙，不得不有所收敛。
康熙二十三年（1684），于成龙病死在两江总督任上。僚吏来到他的居室，见这位总督大臣的遗物少得可怜，而且都不值钱。床头上放着个旧箱子，里面只有一袭绨袍和一双靴子，竟忍不住唏嘘流涕。
于成龙去世的消息传出后，江宁城中罢市聚哭，家家绘像祭奠。出殡那一天，江宁数万名百姓，步行二十里，哭声震天，竟淹没了江涛的声音。
当年康熙帝巡视江南，沿途所延访的官吏，无不对于成龙啧啧称赞。康熙帝不无感慨地对随行人员说：
“朕博采舆论，咸称于成龙实天下廉吏第一，于成龙真百姓之父母，朕股肱之臣啊！”
与于成龙齐名的清官是张伯行。张伯行，字孝先，号恕斋，河南仪封（今河南兰考县）人。张伯行出生在书香门第，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儒士。在家庭的熏陶下，张伯行自幼就很好学，康熙二十四年（1685）考中进士，康熙三十一年（1692）入京补内阁中书，开始步入仕途。在此后的四十年宦海生涯中，张伯行以居官清正闻名于朝野，老百姓称他为“天下第一清官”。
康熙四十二年（1703），张伯行赴任山东济宁道。当时正逢荒年，老百姓流离满路。张伯行在上任途中，赈济给灾民不少钱粮。到任后，他立即决定开仓赈济，仅汶水和阳谷两县就动用仓谷二万余石。事后，藩司指控他擅动仓谷，应于革职处分。张伯行以“仓谷为轻，民为重”，慷慨陈词。藩司无奈，最后免去了给予张伯行的处分。
康熙四十五年（1706），张伯行调任江苏按察使。按当时惯例，新任官员要向总督、巡托馈送币礼，约合四千两银子，对这一腐败现象，张伯行严加杜绝。他说：“我为官，誓不取民一文一钱，怎能这么办呢？”
在按察使任上，张伯行力革地方弊端，对总督、巡抚多有冒犯。于是他们便联合压制和排挤张伯行。张伯行就任按察使次年，康熙帝南巡，到江苏后命令督抚举荐贤能的官员，但督抚并没把张伯行列在举荐之列。
康熙帝在举荐的名单中没有发现张伯行的名字，便对左右侍臣和督抚们说：“我听说张伯行居官甚清，最不易得，你们意见如何？”
众人连连附和皇上意见。后康熙帝亲自定张伯行为“江南第一清官”，升他为福建巡抚。
张伯行到福建任职后，对当地的不良习俗，严加革除。他看到当地人视瘟神为“五帝”，庙祀遍布城乡，“祷祀昼夜不绝”，这样做不仅毒化了社会风气，而且消耗了大量的人力、财力，便下令将所有的瘟神祠改为义塾，供贫苦人家的孩子在里面念书，这一举动使“群情大快”。
康熙四十八年（1709），张伯行调任江苏巡抚，“士民留攀不及，皆呼号如失恃”。其时朝野行贿、舞弊之风渐盛，张伯行公布了“禁止馈送檄”，以杜绝官场的不正之风。檄文内容是：
一丝一粒，我之名节。一厘一毫，民之脂膏。宽一分，民即受一分之赠；要一文，身即受一文之污。谁云交际之常？廉耻实伤！倘霏不义之财，此物何来？
张伯行不仅是这样说的，的确也是这样做的。他还虚心延访地方利弊，要求所属人民，对于一切利弊，勿隐相告。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取信于民。
康熙四十九年（1710），张伯行因与总督有矛盾，郁郁不得志，告病乞退，为此，康熙帝降旨：“张伯行操守清洁，立志不移，朕深悉。江苏重地，正资料理，不得以衰病求罢。”
面对皇帝的极度信任，张伯行很受感动，他终以国事为重，从大局出发，强起视事。
康熙五十年（1711），江苏省乡试时大肆舞弊，总督噶礼也收受了贿赂。发榜的结果自然是很不公正的。江苏的士子们不甘受愚弄，一千余人抬着财神塑像沿街游行，最后放到文庙孔夫子牌位的对面，他们用这种形式来抗议和讽刺乡试“唯财是举”。
这件事在全国震动很大，康熙帝特遣户部尚书会同总督噶礼、巡抚张伯行、安徽巡抚梁世勋共审此案。此事牵涉噶礼从中受贿索银五十万两，审讯官员因惧怕噶礼权势，致使案情趋于复杂，真情不得大白，审讯了一个多月还没有定案。
张伯行对此感到异常愤慨，他置身家性命于不顾，上章弹劾噶礼的不法行径，力主彻底清查科场案。没想到噶礼将张伯行的上疏花重金买了回来，反而上章反咬一口。康熙无奈，降旨将科场案交由审事大臣审明，噶礼和张伯行全部解职，听候结果。
扬州百姓听说张伯行被解职后，纷纷罢市，数千人围着公馆，哭声传遍了扬州。第二天，扬州百姓来到公馆，拿着水果蔬菜献给张伯行，张伯行不肯接受。百姓们便哭着说：
“大人在任，只饮江南一杯水；大人要走了，这是乡亲们的一点心意。”
张伯行不得已，只收下了一块豆腐和一束蔬菜。
三个月后，案审结果出来了，张伯行应革职治罪，噶礼免议，康熙帝御批时，将结果改为张伯行留任，噶礼免职。其实康熙帝早已暗中派人查清了事情的原委。
江苏士民听说结果后，欢声如雷，在门上纷纷写上“天子圣明，还我天下一清官”。
康熙五十四年（1715），一钦差大人以莫须有的“狂妄自矜”的罪名弹劾张伯行。连劾六疏，四请革职。康熙帝迫不得已，暂且应允了。尔后，钦差大人对张伯行又多方催折，并让人代书供词，然后将案审报上，要求治张伯行以重罪。
康熙帝不同意对张伯行的治罪方案，下令让张伯行到京面见。张伯行抵达京师后，未等皇上召见，那位钦差大人又上奏说张伯行死不认罪。于是康熙帝大怒，他一拍龙书案，气冲冲地说道：
“他原本无罪可认，此人朕还要使用，而且还要重用。”
第二天，康熙帝召见张伯行，任命他为南书房行走。后来他又任过户部右侍郎、仓场总督、会试总裁等职，在这些职位上他干得都很出色，康熙帝称赞他是“真能以百姓为心者”。
张伯行任官期间，始终过着简朴而清寒的生活，从未携带过家眷。他无论在朝、在外，从不结交一个近侍之臣，不附和同官之议；不以得到皇上宠幸而有自专的念头；不以同行妒忌打击而有退阻之心。正因为这样，他才得到了皇帝的宠幸和多次保全。
在有关曾国藩的记述中，可以看出，曾国藩对守住俭朴家风是看得很重的，因此也留下了许多关于他如何俭朴的故事。
曾国藩穿的衣服十分简朴，布袍鞋袜，多系夫人、媳妇所做。他认为：“居家之道，惟崇俭可以长久，处乱世尤以戒奢侈为要义。衣服不宜多制，尤不宜大镶大缘，过于绚烂。”
曾国藩嫁长女时，陪嫁的费用不超过200两白银，遂成定制，直至嫁四女时，仍没有增加毫厘。
据说，湖南有一常姓显贵家庭，几次都想与曾国藩结为儿女亲家，然而曾国藩并不乐意，这倒不是常家与曾家曾有什么不愉快，而是因为曾国藩听说这位常世兄生活气习骄奢、跋扈，不可一世。他所穿的衣服极为华贵，他所用的仆从也气焰嚣张，更令人厌恶的是他最喜欢倚仗其父亲的势力作威作福。曾国藩担心常家女儿有官宦人家的骄奢习气，如果嫁娶过来，不仅会败坏曾氏家规，还会引诱曾家子弟好逸恶劳。
开始，曾国藩还以为常家想与弟弟结为亲家，但后来常家三番五次要求联姻，要他们送甲五的八字，曾国藩才知道他是想与自己结为亲家，而不是想与弟弟结为亲家，他对这门亲事明确给以拒绝。
对于弟弟家的婚事，曾国藩说，我不敢作主，但是亲家的为人如何，也必须从四方街邻那里去察清。如果是吸鸦片的，就绝对不能结亲；如果没有这种事，你们听听老人的意见，自己作主就行了。
对于骄奢习气，不唯曾国藩避之唯恐不及，北宋名相范仲淹也恨之入骨。他每餐不吃两样肉做的菜，妻子衣食仅能充足。担任参知政事后，见儿孙衣着朴素，袖藏经传，非常高兴，告诫说：“我贫贱时，无以为生，还得供养父母，夫人亲自添柴做饭。当今我已为官，享受厚禄，我常忧恨的是汝辈不知节俭，贪享富贵。”曾国藩确实是终身自奉寒素，过着清淡的生活，在这方面堪称为官场的楷模。他早起晚睡，布衣粗食。吃饭，每餐仅一荤，非客至，不增一荤。他当了大学士后仍然如此，故时人诙谐地称他为“一品宰相”。“一品”者，“一荤”也。他三十岁生日时，缝了一件青缎马褂，平时不穿，只遇庆贺或过新年时才穿上，这件衣藏到他死的时候，还跟新的一样。他规定家中妇女纺纱绩麻，他穿的布鞋布袜，都是家人做的。他曾幽默地说：“古人云：‘衣不如新，人不如故。’然以吾视之，衣亦不如故也。试观今日之衣料，有如当年之精者乎？”全家五兄弟各娶妻室后，人口增多，加上兄弟做官，弟弟们经手在乡间新建了不少房子，他对此很不高兴，驰书谴责九弟说：“新屋搬进容易搬出难，吾此生誓不住新屋。”他果真没有踏上新屋一步，卒于任所。曾国藩写道：“余在京四十年从未得人二百金之赠，余亦未尝以此数赠人。”他规定，嫁女压箱银为二百两。同治五年，欧阳夫人嫁第四女时，仍然遵循这个规定。曾国荃听到此事，觉得奇怪，说：“乌有是事？”打开箱子一看，果然如此。再三嗟叹，以为实难敷用，因更赠四百金。嫁女如此，娶媳也如此。他在咸丰九年七月二十四日的日记写道：“是日巳刻，派潘文质带长夫二人送家信，并银二百两，以一百为纪泽婚事之用，以一百五十为侄女嫁事之用。”
同治年间，曾国藩出将入相了，且年近垂暮，却依然在“俭”字上常常针砭自己：
李翥汉言，照李希帅之样，打银壶一把，为炖人参、燕窝之用，费银八两有奇，深为愧悔。今小民皆食草根，官员亦多穷困，而吾居高位，骄奢若此，助盗廉俭之虚名，惭愧何地！以后当于此等处痛下针砭。
余盖屋三间，本为摆设地球之用，不料工料过于坚致，檐过于深，费钱太多，而地球仍将黑暗不能明朗，心为悔慊。余好以“俭”字教人，而自家实不能俭。傍夕与纪泽谈，令其将内银钱所帐目经理，认真讲求俭、约之法。
同治十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曾国藩移居经过翻修的总督衙署，他到署西的花园游览，花园修工未毕，正在赶办。游观后，他感慨系之地写道：“偶一观玩，深愧居处太崇，享用太过。”这样克勤克俭的总督，天下能有几人！而且，这是他逝世前两个月的最后一次游览！
他的弟弟曾国潢，同治六年在家乡为他整修“毅勇侯第”，花费较多，他相当反感，在二月初九日的日记中写道：
是日，接腊月廿五日家信，知修整富厚堂屋宇，用钱共七千串之多，不知何以耗费如此，深为骇叹！余生平以起屋、买田为仕宦之恶习，誓不为之。不料奢靡若此，何颜见人！平日所说之话，全不践言，可羞孰甚！
九弟曾国荃的品格，便与他大不相同。攻下江西吉安、安徽安庆和江苏金陵之后，曾国荃三次搜括，且一次比一次搜括得凶而多，攻下城后，三次回家起屋买田。他在家乡所起的“大夫第”，长达一华里，共九进十二横，房子数百间，中储大量金银珠宝、华贵家具和仆人婢女，为近世官僚府第所罕见。故被时人讥为“老饕”。对此诨名，曾国藩虽略怀不平，但对老九的贪财终究是极反对的。他写信劝老九说：“沅弟昔年于银钱取与之际不甚斟酌，朋友之讥议菲薄，其根实在于此。去冬之买犁头嘴、栗子山，余亦大不谓然。以后宜不妄取分豪，不寄银回家，不多赠亲族，此‘廉’字工夫也。”曾国藩并且概而言之，以规戒阿弟：“富贵功名，皆人世浮荣，惟胸次浩大是真正受用。余近年专在此处下功夫，愿与我弟交勉之。”
曾国藩当然不是苦行僧，“不要钱”，指的是不贪，不要非分之钱。他说：“不贪财、不失信、不自是，有此三者，自然鬼伏神钦，到处人皆敬重。”又说：“盖凡带勇之人，皆不免稍肥私囊。余不能禁人之苟取，但求我身不敬苟取。以此风示僚属，即以此仰答圣主。”“不贪财、不苟取”，这就是曾国藩的信条。他一生行事也确乎如此。
对此，唐浩明的《曾国藩》也有这样的描述：
天京攻破后，重建的两江总督衙门，在李鸿章、马新贻的规划监督下，经过五年的经营，造得规模宏阔，气派壮大。受礼制所限，它当然不可能与先前的天王宫相比，但比起咸丰二年时的总督衙门来，扩大了三倍，豪华了十倍。尤其是西花园，基本上保持了洪秀全御花园的规格。为着投曾国藩所好，新近又从紫金山移来数百株大大小小的竹子。竹枝秀劲，竹叶青翠，给满是亭台楼阁、曲径假山的花园平添无限生机，无限雅趣。
王荆七悄悄对监造总管说：“老中堂爱竹，尤爱洞庭湖君山上的斑竹。那年游君山时，他抚摸着满是黑点的斑竹，出神了半天。”
总管听后，赶忙派人去湖南采购，并吩咐装一船君山泥土来，以便斑竹能更顺利地在西花园里成活扎根。
碧波荡漾的人工湖面上，停泊着当年天王最喜爱的石舫。湖面大为拓宽，石舫也就自然地被移到湖中。于是从岸边到石舫之间，又架起一座九曲桥，桥的栏杆上饰满彩绘。桥上有顶，顶上盖着天蓝色琉璃瓦。阳光照在瓦片上，反射出清清亮亮的光彩来，与蓝天碧水融为一色，和谐壮美，显示出建筑师的匠心。
曾国藩不止一次地感叹：“太机巧了，太奢华了！天道忌巧，天道忌奢，还是朴实的好，世间唯有朴实最能长久。”他要总管在督署东面花圃边开出几块菜地来，明春再种上青菜、辣椒、茄子、豆角等农家菜蔬，借以抵消几分奢靡，又向僚属示以不忘稼穑之本。
二、勤敬——能勤能敬，家业未有不兴者
原文
诸弟在家教侄，总须有“勤敬”二字。无论治世乱世，凡一家之中，能勤能敬，未有不兴者；不勤不敬，未有不败者。至切！至切！余深悔往日未能实行此二字也。千万叮嘱！澄弟向来本勤，但敬不足耳。阅历之后，应知此二字之不可须臾离也。
家中兄弟子侄，总宜以“勤敬”二字为法。一家能勤能敬，虽乱世亦有兴旺气象；一身能勤能敬，虽愚人亦有贤智风味。
凡一家之中，“勤敬”二字，能守得几分，未有不兴；若全无一分，未有不败。“和”字能守得几分，未有不兴；不和未有不败者。诸弟试在乡间将此三字于族戚人家历历验之，必以吾言为不谬也。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各位弟弟在家教育子侄辈，一定要注意“勤敬”这两个字。无论是在治世时，还是在乱世，一家之中，只要能勤能敬，家业没有不兴旺的；不能勤敬，家业没有不衰落的。千万要注意这一点。我十分后悔以前不能切实遵行这两个字，所以在此千叮万嘱。澄弟原来一直很勤快，只是敬字做得还不够，现在有了一番经历，应该知道这两个字是片刻不能离的。
家里的兄弟子侄，一定要坚守“勤敬”二字。一家人能做到勤敬，即使在乱世中也会呈现兴旺景象；一个人能勤能敬，即使是愚蠢的人也会显出贤人智者的样子。
凡是一家之中，能把“勤敬”二字守住一些的，没有不兴旺的；如果一点都没有，就没有不衰败的。“和”字能守住一些的，家业没有不兴旺的；不能和的，没有不衰败的。各位弟弟可以把这三个字去族人、亲戚中验证一下，肯定会认为我说的没有错。
原文
自古圣贤豪杰，文人才士，其志事不同，而其豁达光明之胸，大略相同。吾辈既办军务，系处功利场中，宜刻刻勤劳，如农之力穑，如贾之趋利，如篙工之下滩，早作夜思，以求有济。而治事之外，此中却须有一假冲融气象，二者并进，则勤劳而以恬淡出之，最有意味。
用兵最戒骄气惰气，作人之道，亦惟骄惰二字误之最甚，扶危救难之英雄，以心力劳苦为第一义。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自古以来的圣贤豪杰，文人才士，他们的志向不同，但豁达光明的心胸却大致一样。我们既然办理军务，就是处在功利场中，应当时时勤劳，就如农民忙于农事，商人去追求利益，划船的人下河滩，白天工作，晚上琢磨，以追求成功。而处理具体事务以外，而应辅之以冲和的气象，这两者同时并进，那么勤劳中辅以恬淡，这是最具意味的。
用兵最忌的是骄和懒惰，这两个字对做人造成的危害也最大。作为挽救危局的英雄，应该把习于劳苦作为首要任务。
原文
勤、廉二字看似平浅，实则获上在此，信友在此，服民亦在此，舍此二字，上司即偶然青盼，亦不能久；欲求寅僚之敬佩，百姓之爱戴，即袭取于偶然，亦不可得矣！欲请廉字，须从俭字下工夫。用人宜少，官气宜轻，常如教官衙门规模。所出既少，所入自可不苟。欲请勤字，须从清理词讼下工夫。当限定每日讯结几起，作为自己工课。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勤、廉这两个字看起来似乎很平淡、浅显，实际上无论是被上司看中、让朋友信任、让百姓信服，都需要靠它。不具备这两种品质，即使偶然被上司看中了，也不会长久重用；想得到同僚的敬重，百姓的爱戴，即使想侥幸有所得，也不可能。想做到廉，必须从俭字上下功夫。使役的人要少，官气要轻，常常跟教官衙门一样的规模。想要做到勤，要从清理积压官司上下手。必须限定每天结清几起官司，并把此作为自己每天的工课。
原文
惟俭可以养廉，惟勤可以生。明此二语者是好做官的秘诀，即是做好人的命脉。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只有俭可以养廉，只有勤可以带来智慧。这两句话是做好官的秘诀，也是做好人的关键。
原文
古之成大业者多自克勤小物而来。百尺之楼，基于平地；千丈之帛，一尺一寸之所积也；万石之钟，一铢一两之所累也。文王之圣，而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周公仰而思之，夜以继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仲山甫夙夜匪懈。其勤若此，则无小无大，何事之敢慢哉？诸葛忠武为相，自杖罪以上皆亲自临决；杜慧度为政，纤密一如治家；陶侃综理密微，虽竹头木屑，皆储为有用之物。朱子谓为学须铢积寸累；为政者亦未有不由铢积寸累而克底于成者也。秦始皇衡石量书，魏明帝自案行尚书事，隋文帝卫士传餐，皆为后世所讥，以为天子不当亲理细事。余谓天子或可不亲细事，若为大臣，则断不可不亲。陈平之问钱谷不知，问刑狱不知，未可以为人臣之法也。凡程功立事，必以目所共见者为效。苟有车，必见其轼；苟有衣，必见其敝。苟为博物君子，必见其著述满家，抄撮累箧；苟为躬行君子，必见其容色之啐盎，徒党之感慕。苟善治民，必见其所居民悦，所去民思；苟善治军，必见其有战则胜，有攻则取。若不以目所共见者为效，而但凭心所悬揣者为高，则将以虚薄为辩而贱名检，以望空为贤而笑勤恪。何晏邓扬之徒，流风相扇，高心而空腹，尊己而傲物，大事细事，皆堕壤于冥昧之中，亲者贤者，皆见拒于千里之外。以此而冀大业之成，不亦悖哉！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古代成就大事业的人，都是从小事情上克勤克俭开始的。百尺高的楼阁，起自平地；千丈长的绢帛，是一尺一寸累积起来的；一万石的钟，是一铢一两积聚起来的。文王被称为圣明，因为他常常整天为公事顾不上吃饭；周公为国事操劳，日夜不停，若有所得，则坐待天明；仲山甫时时刻刻都为公事不懈怠。他们如此勤劳，那么无论大事小事，对什么事会轻慢地对待呢？诸葛亮担任宰相，只要是需要击杖之刑罚他都要亲临决断；杜慧度处理政事，如同治理家庭一般缜密；陶侃治事细密，即使像竹片木屑之类的东西，都储存起来，以备万一之用。朱熹称从事学问必须一铢一寸地积累，其实从政也没有不通过一铢一寸地积累而能成功的。秦始皇衡石量书，魏明帝亲自从事尚书的工作，隋文帝为卫士递饭，都被后世之人讥评，认为贵为天子，不应该亲自办理这些琐碎之事。我认为也许天子可以不亲自办理这些琐碎之事，但作为大臣，则万万不可不亲自来办理。陈平不知钱谷，不知刑狱，这不是作为臣子应当效法的。做事是否成功，一定要以大家有目共睹为效验。假如有车，一定能看到车轼；如果有衣服，一定能看到它旧的时候。作为博学的君子，一定能看到他满屋子的著作，满箱子抄录的材料；作为实践道德的君子，一定能看到他容光焕发，并受他的信徒们的敬慕。如果一个人擅长政事，一定能看到他辖内的居民很高兴，而离开他治辖范围的人会很想念；假如一个人擅长带兵，一定能看到他战则胜，攻则克。如果不以大家有目共睹的事情为效验，而只靠内心来臆测高下，就会崇尚虚浮而轻实际，崇尚玩空而轻勤劳。何晏、邓扬这些人，造成一种风气，心很高，腹中却无才学，自高自大，看不起别人，无论大事小事，都一窍不通，亲人和贤人，都拒之于千里之外。想这样就成就大业，不也太荒谬了吗！
原文
古人修身治人之道，不外乎勤、大、谦。勤若文王之不遑，大若舜禹之不与，谦若汉文之不胜，而勤谦二字，尤为彻始彻终，须臾不可离之道。勤所以儆惰也，谦所以儆傲也，能勤且谦，则大字在其中矣。千古之圣贤豪杰，即奸雄欲有立于世者，不外一勤字；千古有道自得之士，不外一谦字。吾将守此二字以终身，傥所谓朝闻道夕死可矣者乎！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古人修身治人的方法，脱离不了勤劳、胸怀广大、谦虚。勤劳如同文王那样，胸怀宽广如同舜禹那样，谦虚如同汉文帝。而勤劳和谦虚尤为重要，是从始至终，一刻都不能抛弃的道。勤劳是用来戒懒惰的，谦虚是用来戒骄傲的，能勤劳，又谦虚，胸怀自然宽广。千古的圣贤豪杰，哪怕是奸雄，想要在世上成功，也离不开个“勤”字；千古有道德的君子，也只不过是守住了一个“谦”字。我将终身守住这两条，这就是所谓早晨知道了人世真谛，晚上死也值得了。
原文
开国之际，若汉唐之初，异才畸士，丰功伟烈，飙举云兴，盖全系乎天运，而人事不得与其间；至中叶以后，君子欲有所建树，以济世而康屯，则天事居其半，人事居其半。以人事与天争衡，莫大乎“忠勤”二字。乱世多尚巧伪，惟忠者可以革其习；末俗多趋偷惰，惟勤者可以遏其流。忠不必有过人之才智，尽吾心而已矣；勤不必有过人之精神，竭吾力而已矣。能剖心肝以奉至尊，忠至，而智亦生焉；能苦筋骸以捍大患，勤至，而勇亦出焉。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建国之初，如汉朝、唐朝刚建立时，奇才异士，丰功伟绩，不可胜数，这靠的都是天运，而不是人的努力；到了朝代的中期，君子想建功立业，以造福百姓，使天下安定，这时天运占一半，人的努力占一半。人的努力如果想与天运抗争，只有靠“忠勤”这两个字。天下大乱时，人们崇尚奸巧虚伪，这时只有靠“忠”才能改变这种风气；朝代末期的风气都是人越来越懒惰，只有靠“勤”才能加以改变。实行“忠”，不一定非要有超过他人的才智，只要尽心就行；实行“勤”，不一定非要有超过别人的精力，只要尽力就行。能把自己的心肝都献给至尊之人，这就是忠，而智慧也会随之而生；能辛劳自己的身体来对付大的祸患，这就是勤，而此人也一定会很勇敢。
“评析”
在曾国藩遗世的家书中，他写给诸弟的教诫充斥其间，俯拾皆是。在信中，曾国藩反复叮嘱的亲近良友，莫负朋友、周济贫民、爱惜物力、勤俭为主、戒骄去奢等等，莫不是一个“德”字。这是曾氏家族的福份，以“德”育人从来是圣贤所推崇的最高育人之道，又何况曾国藩本身即为世之难得一觅的“圣贤”，更何况这些书信有的竟写自两军对阵的战场上！
大凡功成名就之人，名望愈高，愈是珍重这份荣誉。曾国藩过人之处在于，他对自己的名望始终抱有怀疑的态度，甚至根本就不认为自己有什么名望。
怀着这种深沉的认识和忧惧，曾国藩把这一感触不时传送到兄弟们身上。他鼓励、劝勉他们勤敬处世，为百姓多干实事，勿为名望二字所累，他说：“那才是我曾家门户的光荣，阿兄的幸运。”
曾国藩给在家理事的弟弟国潢信中写道：
“近来与儿女们谈起家中琐事，得知兄弟你辛苦异常，凡是关系到孝悌友爱根本之事，兄弟你无不竭力经营，只是各家的规模总有过分奢华之嫌。比如像四抬轿一事，家中坐的人太多，听说我儿纪泽也坐四抬轿，这是绝对不行的。兄弟你为什么不严加管教责备？即使是你自己也只能偶尔坐坐，经常坐也不好。如果是出门远行，坐篾结轿就可以了，坐四抬轿就不行了；四抬的轿不可进入县城，更不能进省城。湖南现在有总督四人，皆有子弟在家，皆与省城各部门都有往来，没有听说坐四抬轿的。我过去在省城办团练，也从未坐过四抬轿。从这事推及别的事，凡是咱家的事都应当保持谨慎俭仆的作风。”
一个人为什么要谨慎？为什么要俭朴？
如果一个人独自生活在深山老林中，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不与世俗相往来，那么，他就无需谨慎，也无需俭朴。然而人只要活着，就必然与他人发生关系。荀子讲，人“能群”，说的就是人要与他人结成某种社会关系才能生存。他享受着社会给他提供的福祉，也为社会提供给他人享受的福祉，他的吃穿住行这些最基本的生活条件和环境是他人提供的，或者是为他人提供的。这表明人必然地与他人生活在同一世界上。他不能遗世独立，他被各种各样的人包围着。
为什么要谨慎？为什么要俭朴？就是因为心中有了一个他人、自己的一言一行都是在众目睽睽之下，稍有不慎，就会落得个天人同怨，神人共愤。他人的评价和议论比眼前的享乐更重要，穷不可怕，苦不可怕，死不可怕，可怕的是无德无才，无节无名，千夫所指，万世同污。赢得生前世后名，这是多少中国人为之奋斗，为之景仰的人生最高理想。
谨慎也好，俭朴也罢，都具有某种表演人生的意味，本来可以不谨慎，不俭朴的，但是为了让人觉得谨慎，感到俭朴，于是就谨慎、俭朴起来。因为谨慎和俭朴是千秋万代所传颂的美德，如果一个人德才兼备，他还谨慎，那就是好上加好；如果一个人富甲天下，他还俭朴，那就是锦上添花。谨慎对于德才兼备的人，俭朴对于富甲天下的人，不仅没有损害，反而可以赢得生时及身后名，何乐而不为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