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生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①，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上大夫壶遂曰②：“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③：‘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④，诸侯害之，大夫壅之⑤，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⑥，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
《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
《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⑦，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厘，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馋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⑧，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⑨，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⑩，建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
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
于是论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056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非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
【注释】①绍：继。②壶遂：与司马迁同时代的人，与司马迁一起编定《太初历》。③董生：指董仲舒，西汉哲学家，今文经学大师，介导“罢黜百家，独尊儒术”。④司冠：官名，掌管刑狱纠察。⑤壅（yōng）：堵塞。⑥是非：褒贬评论。二百四十二年：孔子删定《春秋》，跨越历史242年。⑦指：通“旨”，意蕴。⑧经事：常事。⑨伏羲：传说中的古代帝王，相传八卦即为伏羲所作。⑩符瑞：上天所降的祥瑞。相传汉武帝曾捉获一只白麒麟，被识为上天所降的祥瑞。封禅：古代帝王在泰山祭祀天地的典礼。正朔：指历法。正，一年中的第一天；朔，一月中的第一天。古代改朝换代，帝王修改正朔记年。服色：指各种服用器物的颜色。古代改朝换代，规定本朝崇尚的正色，以作为服用器物的颜色。穆清：指上天。罔：无。重译：辗转翻译。款塞：叩关。款，叩；塞，关塞。李陵之祸：李陵事详见本书《报任安书》。缧绁（léixiè）：捆绑犯人的绳索。西伯：即周文王，文王被商纣王拘禁在里，推演八卦为六十四卦，为《周易》主体。厄（è）：困厄，灾难。孔子周游列国，从陈到蔡，被围困而断粮，返回鲁国后作《春秋》。左皇：即左丘明，春秋时期鲁国史官，据说《国语》为左丘明所作。孙子：战国时期著名军事家，遭庞涓妒忌而被割去膝盖骨。膑（bìn）：割去膝盖骨的酷刑。不韦：即吕不韦，曾作秦始皇丞相，因获罪罢职，贬谪蜀郡，曾召集宾客编《吕氏春秋》。韩非：战国末期韩国公子，到秦国后，被李斯陷害，死于狱中。生前著《说难》、《孤愤》等，辑入《韩非子》一书。陶唐：唐尧。尧初居陶丘，后迁唐地，所以称陶尧、唐尧、陶唐尧。麟：鲁哀公于十四年猎获麒麟，孔子认为麟出非时，停止撰写《春秋》，汉武帝于元狩元年狩白麟，司马迁模仿《春秋》，将《史记》止于这一年。
【译文】太史公说：“先父说过：‘从周公死去五百年后有了孔子。孔子死去以后，到现在五百年了，有谁能够继续叙述太平盛世的历史，考定《易传》，续写《春秋》，探求《诗经》、《尚书》、《礼记》、《乐经》的本源呢？’这意思就是在此时吧！我小子怎敢推让啊！”上大夫壶遂说：“从前孔子为什么写《春秋》呢？”太史公说：“我听董生说：‘周朝政治衰微，孔子做鲁国司寇，诸侯害怕他，大夫排挤他，孔子知道自己的话没有人采用，政治主张不能实行，于是就对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论断是非，作为天下的标准，贬抑天子，斥责诸侯，声讨大夫，以此来阐明王道罢了。’孔子说：‘我想把观点记载在空泛的言论中，还不如表观在具体的事件中深切显明。’《春秋》这部书，上则阐明夏禹、商汤、周文王治世的道理，下则辨明人事的纲纪，判别嫌疑，明辨是非，消除犹豫，褒扬善行，谴责邪恶，称道贤人，鄙视不肖，保存灭国，继续绝世，补救敝坏，兴起废缺，这是王道的重大内容。《易》说明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所以擅长于讲变化。《礼》阐述人伦关系，所以擅长于讲品行。《书》记载先王的事迹，所以擅长于讲政治。《诗》记述山川、溪谷、禽兽、草林、雌雄、男女，所以擅长于讲风化。《乐》建立礼乐的根据，所以擅长于讲和谐。《春秋》辨明是非，所以擅长讲治人。因此，《礼》用来节制人的行为，《乐》用来抒发和畅的感情，《书》用来叙述往事指导政事，《诗》用来表情达意，《易》用来阐明变化，《春秋》用来阐明道义。
把乱世挽回到正道上来，没有比《春秋》更切近的了。《春秋》文字几万，要义几千，万事万物的分合变化，都在《春秋》之中。《春秋》这部书中，弑君的有三十六次，亡国的有五十二个，诸侯逃跑流亡不能保住他的国家的多得无法计算。考察其中的原因，都是因为失去了根本。所以《易》说：‘失之毫厘，差以千里。’又说‘臣弑君，子弑父，不是一朝一夕的原因，它的起始和发展已经很久了。’所以做国君的，不可以不知道《春秋》，不然，前面有谗人而看不见，后面有奸贼而不知道。做臣子，不可以不知道《春秋》，不然，掌管日常事务而不知道适当地处理，遭逢事情变化而不知道权衡轻重缓急。做君主、做父亲的，如果不通晓《春秋》的意义，一定会蒙受首恶的罪名。做臣子、做儿子的，如果不通晓《春秋》的意义，一定会陷入篡位弑父而受诛戮，得到一个死罪的名声。其实他们都认为是好事才去做，只是因为不懂得《春秋》要义，结果做错了，被加上法律条文上的罪名而不敢推卸。不通晓礼义的要旨，弄得国君不像国君，臣子不像臣子，父亲不像父亲，儿子不像儿子。国君不像国君就会受到臣子的侵犯，臣子不像臣子就会受到诛戮，父亲不像父亲就是无道，儿子不像儿子就是不孝。这四种行为，是天下最大的过错，用天下最大过错的罪名加在他们身上，他们也只能承受而不敢推卸。所以《春秋》是礼义的本源啊。礼，是防范于坏事发生之前；法，是施行于坏事发生之后。
法纪的作用容易被人看见，而礼教的预防作用却难于被人们了解。”
壶遂说：“孔子的时代，上面没有圣明君主，下面的人才得不到任用，所以创作《春秋》，传下文章来断定礼义，当作一种王法。如今先生您上遇圣明的天子，下面的人能够坚守职位，万事都已具备，全都各得其所。
先生的论著，想用来阐明什么呢？”太史公说：“嗯，嗯，不对，不对，不是这样的。我听先父说：‘伏羲的时代最纯厚，创作了《易经》的八卦；尧舜的时代最兴盛，《尚书》记载了它，礼乐兴起于那时；商汤周武王的时代最兴隆，诗人作了诗来歌颂；《春秋》称赞善人，贬斥恶人，推崇夏、商、周三代的盛德，褒扬周朝，不单是讽刺而已。’汉朝兴起以来，到当今的圣明天子，获麒麟，封泰山，改历法，变服色，受命于上天，恩泽流传无穷，海外不同的风俗，通过辗转翻译，入关请求进献拜见的不可胜数。臣子百官，竭力颂扬圣德，还不能说尽他们心中的情意。士人贤能而不任用，是国君的耻辱；天子圣明而他的仁德不能广泛传播，是主管其事的官吏的过错。并且我曾经担任太史令这种官职，废弃天子的明圣和盛德不记载，埋没功臣世家贤大夫的功业不记述，背弃先父的遗教，罪过没有比这更大的啊！我所以说的是叙述过去的事情，整理相传的史料，不是所谓创作，先生把它和《春秋》相比，是不对的。”于是整理编写这些文章，过了七年，太史公遭到李陵之祸，幽禁狱中。于是深深地叹息道：“这是我的罪孽啊！这是我的罪孽啊！身体毁伤没有用了！”退一步仔细深思说：“《诗》、《书》隐约含蓄的原因，是想表达他们的思想啊。从前西伯被拘禁在056里，推演了《周易》；孔子在陈、蔡遭受困厄，创作了《春秋》；屈原被流放，写下了《离骚》；左丘双目失明，才有《国语》；孙子割掉膝盖骨，才写了兵法；吕不韦贬谪到蜀国去，世上才流传他的《吕览》；韩非囚禁在秦国，才有《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都是有才能的人为了抒发他们的忧愤而作的。这些人都是意气郁结，不能实行自己的主张，所以记述往事，希望未来的人借此了解自己。”于是我终于记述了陶唐以来的事情，下到当今天子捉获麒麟为止，上自黄帝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