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一生也没有从官场中解脱出来，他在不断的反省中结束了自己的一生。曾国藩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常怀济世救民之心，通过学习，走向官场，光宗耀祖。他一生是科举应试，步入仕途；创建湘军，名满天下，完成自己的人生理想。在这个过程中，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长年的奔波劳碌，繁重的军务、政务给他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导致他身体一直不好。所以，在追逐名利的过程中，曾国藩又不得不时刻提醒自己减轻功名利禄之心，以古人为榜样，淡泊名利之心。
如果一个人毫无功名利禄之心，则缺少动力，难以有所作为；如果一个人将全部精力都用在追求功名上，则会心为形役，人生就失去了意义。因此，功名利禄之心可以有，然而不能重。只有时常提醒自己减轻功名利禄之心，才可以悠然自得，拥有一个完整的人生。
3．一生清廉，留千古美名
中国儒家思想中对为官者的道德标准有很重要的一条，那就是“廉”。后人更是将“廉”作为“国之四维”之一。细想一下，古代官吏中，被人们津津乐道的，哪一个不是具备“廉”的品德。曾国藩作为晚清一位大儒，在道德上坚持为官清廉这一原则。曾国藩位极人臣，如果想要银钱，简直就不费吹灰之力。但是曾国藩坚守自己的道德修养，一生清廉，留下了千古美名。
曾国藩在30多岁的时候就已经官至二品，后来更是位极人臣，但他却不以升官发财为人生目的。他曾经发誓说做官不为财：予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官事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神明鉴临，予不食言。将来若做外官，禄人较丰，自誓除廉俸之外，不用一钱。廉俸若日多，则周济亲戚族党者日广，断不蓄囊，亦能自觅衣饭；儿子若不肖，则多积一钱，渠将多造一孽，后来淫佚作恶，必且大玷家声。故立定此志，决不肯以做官发财，决不肯留银钱与后人。
曾国藩这种不以做官求发财的思想来源于祖父的教诲。道光十八年，曾国藩考中进士，入翰林院。当年曾国藩回家省亲，当时贺客盈门，络绎不绝。他的祖父对他的父亲说：“宽一虽点翰林，我家仍靠作田为业，不可靠他吃饭。”同治五年六月，曾国藩与弟弟曾国荃两人因为战功都已经封爵开府，曾国藩想起了祖父的话，于是对曾国荃说：“这一句话最有道理，从今当以此话为一生的教导。”
曾国藩在初办团练的时候既没有钱，也没有人，他打出的口号就是“不要钱，不怕死”。曾国藩说：自己没有才能，不足以筹划大事，唯有以“不要钱，不怕死”四字时时提醒自己，无愧于君父，并以此来召集豪杰之士。
“不贪财、不苟取”是曾国藩的信条。曾国藩说：“不贪财、不失信、不自是，有此三者，自然鬼伏神钦，到处受人敬重。”他还说：人都有贪欲，我不能禁止别人贪财，只要求自己不贪，并且凭此为下属作示范。
赵烈文在日记中记载了与曾国藩的一次对话，足以见得曾国藩的清正廉明。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官持一纸示师（曾国藩）。师颌之，顾余日：‘此何物？足下猜之。’余说不敏。师日：‘此吾之食单也。每餐二肴，一大碗，一小碗，三簌，凡五品，不为丰，然必定之隔宿。’余称佩佑德，因日：‘在师署中久，未见常馔中有观鹜，亦食火腿否？’师日：‘无之。往时人送皆不受，今成风气，久不见人馈送矣。即绍兴酒方每斤零沽。’余日：‘大清二百年，不可夫此总督衙门。’师曰：‘君他日撰吾墓铭，皆作料也。’相笑而罢。”
曾国藩所处的那个年代，官场已经腐败不堪，贿赂公行、贪污泛滥。曾国藩作为一个封疆大吏，出淤泥而不染，是何等的不容易。曾国藩反对官员们那些已经习以为常的购置田产、修建祖屋和宗庙祠堂的活动。当时的人说曾国藩：“未尝置屋一廛，增田一区，疏食菲衣，自甘淡薄，每食不得过四簋，男女婚嫁不得过二百金，垂为家训。”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非常贪财，曾国藩曾经这样评价他：“挥金如土，杀人如麻。”曾国藩屡屡告诫他“将劳、谦、廉三字时时用以自惕，且即以自概耳”，希望他能改掉这个毛病。
自古清正廉洁的官员都能名垂古今，其原因就在于廉洁者能分辨是非，明察秋毫，做到公正处事，真正为百姓做事，成为百姓心目中的楷模。海瑞曾经说：“公生明，廉生威。士不畏吾严而畏吾公，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廉。”曾国藩在晚清时期仍然能够坚守此节，清廉为官，实可以说是晚清时期官场的一大亮点。清廉为官也是曾国藩能够享有盛誉的重要原因之一。
4．不积银钱留与儿孙
任何人都希望自己的子孙能够生活得好，因此很多人总是想尽办法尽可能多地给子孙留下财产。曾国藩则不这样认为，他一直强调不要留银钱给子孙，他认为这是保持家道持续兴旺的最好办法。曾国藩认为，子孙拥有自立自强的精神和能力最重要。他说：“仕宦之家不蓄积银钱，使子弟自觉一日不勤则将有饥寒之患，则子弟渐渐勤劳，知谋所以自立。”
道光二十九年，曾国藩在写给各位弟弟的信中说：“如果儿子若贤，则不靠做官发财的收入或先人的遗产也能自觅衣饭；如果儿子若不肖，则多积一钱，他将多造一孽，后来淫逸作恶，必将大大地玷污家族的名声。故立定此志，决不肯以做官发财，决不肯留银钱与后人。若俸禄收人较多，除了父母的衣食之需外，则要尽量地周济亲戚族党之中穷困者，此我之素志也。”
事实上，曾氏家族一直秉承着这个思想。曾国藩的祖父就是一个这样的人，他经常讥笑那些喜欢积攒财富的人，他认为这种行为是败家之兆。曾国藩对于祖父的看法很是认同。他认为，与其给子孙后代多留银钱，不如教他们走正途，学好本领。因此，曾国藩不像其他官宦人家那样买房置地，多置家业，他极力反对家人置办这些。
曾国藩一直非常推崇萧何。当年萧何位居宰相，却在一个穷乡僻壤建宅子，连墙院也不修。他说：“子孙如果贤德，会学我的俭朴；如果不贤，也会被人夺去田产。”曾国藩效仿他的做法，他说：“身居京官，总以钱少产薄为妙。”
曾氏向来是以耕读为家风，曾国藩认为读书才是最重要的。他在家书中经常告诫子弟们：“银钱田产，最易长骄气逸气，我家中断不可积钱，断不可买田，你们兄弟只要努力读书，决不怕没饭吃。”曾国藩没有大量购置田产留给后人，却留下了大量的书籍。据计算，曾国藩故居“富厚堂”内藏书曾达30余万卷。
湘军集团里的另外一个重要首领左宗棠也是这样一个人，他教育子孙以德行为本。他说：“尔曹能谨慎齐家，不至困饿。若任意花销，以豪华为体面，恣情流荡，以沉溺为欢娱，则吾多积金，尔曹但多积过，所损不已大哉！”
曾国藩对于子孙的生活没有一般人的焦虑，他总是能够平和地看待。他说：“子孙之贫富，各有命定。命果应富，虽无私家田产亦必自有饭吃；命果应贫，虽有田产千万亩，亦仍归于无饭可吃。”
曾纪泽和曾纪鸿是曾国藩的两个儿子，他俩可说是高干子弟，虽然出身于富贵之家，但是丝毫没有染上官宦子弟流里流气的毛病，两人都严谨治学，各有所长，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很大的名声。大儿子曾纪泽是一个才子，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并且修习英语，是晚清时期著名的外交家。曾纪泽为中国作了很大的贡献，他在与沙皇俄国的谈判中舌战群敌，从沙皇手中夺回伊犁城。次子曾纪鸿也是一个难得的人才，他酷爱自然科学，尤其在数学方面造诣很深，他“锐思勇进，创立新法”，并有《对数详解》等著作存世。曾国藩的孙子辈的人中，曾广钧是诗人，曾广铨是外交官。曾氏一门人才鼎盛。
曾国藩不给孩子留银钱，留给孩子们的是宝贵的精神财富。他一生在官场上打拼，深悟人生之道，他传授给自己子女的是生存之道，而不是那些固定的财产。曾国藩明白，财产再多，没有生存之道，也难以保持长久。只要有生存之道，即使没有财产也可以生存下去。他的这种思想使曾氏一门成为晚清一个大家族。
作为当时的达官显要，曾国藩完全有能力给子孙锦衣玉食的生活，但是他没有那样做。他懂得，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给自己的子孙留下大量的财产，反而消磨他们的意志，让他们失去自立的能力，到头来万贯家财也会化为乌有，整个家族也会败落。只有授予他们自立自强之道，让他们拥有生活的能力，才能够将家族继续发扬光大。这远比给他们留下财产有意义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