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力也是一个双赢的过程。曾国藩与他的湘军集团在晚清时期盛极一时，就是善于借力的典范。曾国藩作为一位好的统帅，借助幕僚们的智慧，成就了自己；而那些幕僚们在曾国藩悉心栽培与提拔下，借助曾国藩的影响力，也都功成名就，得以实现自己的价值。他的幕僚们成为当时中国政治、军事舞台的主角，整个湘军系统中位至总督者15人，位至巡抚者14人。
无论是在官场还是在职场，一个人只要能给自己一个准确的定位，找到自己可以借助的力量，成功就会离自己很近。
5．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人
“有人好办事”。一个人想要成就大事，就必须联合一切有可能联合的人。曾国藩说：“大厦非一木所能支撑，大业凭众人智慧而完成。”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曾国藩在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之后，又完成了一件大事，那就是开办洋务。但是，这件事情绝对是超出曾国藩的能力范围的。当时，清朝廷因循守旧，盲目排外，他作为一个汉族官员，权利再大，如果得不到朝廷的支持，就难以完成这件事。于是，曾国藩开始联合满族贵胄中最有实力、最能说得上话的恭亲王奕祈。他之所以能够顺利地开办洋务，与奕祈的支持是分不开的。曾国藩在开办洋务上与奕祈保持一致，一个主外，一个主内，开创了我国近代工业的新局面。
造船是洋务运动中一项重要的活动，当时遭到了朝中的那些保守派的反对。就在停止造船的风波愈演愈烈，并将要得到慈禧太后同意的时候，曾国藩联合奕祈阻止了这一动议。
同治十年（1871年）十二月十四日，内阁学士宋晋奏请停止自造轮船。宋晋认为，连年制造轮船给国家造成了很大的负担，代价太高，又无实际用处，因此请求朝廷下旨将停止造船。奕祈看到这个奏章后很是不满，他不愿意洋务运动就此草草收场。但是此时的他已经没有当年的权势，接连的受挫让他变得深沉。于是，他决定将这件事情交由有关官吏来讨论。
当时执政的两宫皇太后听说船政局浪费很大，就想要停止造船。奕祈就按照他们的意思让章京草拟谕旨：“制造轮船原为绸缪未雨，力图自强之策。如果制造合宜，可以御侮，自应不惜小费而堕远谋。若如宋晋所奏，是徒费帑金，未操胜算，即应迅速变通。”
这封谕旨发给了福州船政局的主要负责人文煜和王凯泰，同时发给江南制造总局的曾国藩、张之万，要求他们“妥筹熟计，据实奏闻”。曾国藩在复奏中斩钉截铁地反对停造。他从“勤远略”的高度讲到中国不为外夷所制并无他法，只有精造船舰，他国视船航为攻我之利器，我也有之，外国失去挟制中国之具，中国必能“自主”。
奕其没有急于作出决定，他知道开展洋务的好处，如果不把宋晋那帮人驳斥倒的话，洋务运动终将难以顺利地开展下去。于是，奕祈决定组织封疆大吏们进行讨论，让那些参与洋务运动的官员们前来驳斥宋晋等人。
同治十一年（1872年）二月，军机处给直隶总督李鸿章、陕甘总督左宗棠、闽浙总督文煜、福建巡抚王凯泰和福州船政大臣沈葆桢发文：“左宗棠前议创造轮船，用意深远。惟造未及半，用数已过原估，且御侮仍无把握，其未成之船所需经费尚多。当此用款支纳之时，暂行停止，固节省帑金之一道。惟天下事创始甚难，即裁撤亦不可草率从事。且当时设局意主自强，此时所造轮船据称较之外洋兵船尚多不及，自应力求制胜之法。若速从节用起见，恐失当日经营缔造之苦心。着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通盘筹划，现在究竟应否裁撤，或不能即时裁撤，并将局内浮费如何减省以节经费，轮船如何制造方可以御侮各节，悉心具奏。”除轮船外，还要求众人讨论洋枪、洋炮、弹药是否也“尚须制造”。
此时，坚决反对取消造船厂的曾国藩已经去世。一直与奕祈保持一致，在外主持洋务运动的曾国藩于二月初四日病逝于两江总督任上。奕祈将已经拟好的发给曾国藩的谕旨抽出。曾国藩虽然不能参加这次讨论，但是他的门生故旧们一定会将造船厂继续下去。
奕祈是满族贵族，深得慈禧太后的信任，在朝中拥有极大的权势。曾国藩想要把洋务运动顺利地进行下去就必须依靠奕祈，否则，在那个保守的朝廷里，有很多因循守旧的大臣会为洋务运动掣肘。所以，在开展洋务运动的时候，曾国藩首先取得奕祈的支持，使其成为朝堂上的一根支柱，曾国藩才放心地在外开办洋务。所谓“双拳难敌四手”，单打独斗总是难以成事，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人，才能完成大事。
6．多结交师友
晚清时期，政局混乱，皇帝也昏庸无能，因此在那个时候做官非常不容易。曾国藩在官场中也是几经沉浮，最终才蛟龙出海，成就事业。在这期间，曾国藩的老师和朋友们在他遇到困境的时候，帮助他克服困难，使他脱颖而出。因此，曾国藩非常重视结交师友。
曾国藩得以在官场上平步青云，首先得益于穆彰阿。曾国藩拜在穆彰阿的门下，在穆彰阿的安排下，他得到了道光皇帝的任用，由此升至二品大员。道光朝时，曾国藩的仕途还算平稳。到了咸丰朝，曾国藩则十分难熬了，原因就在于在咸丰元年，曾国藩在刘蓉、罗泽南等人的推动下，上疏批评咸丰皇帝。咸丰皇帝没有读完，就愤怒地将奏折摔到地上，立刻召见军机大臣，要定曾国藩的罪。幸亏有朋友祁隽藻、季芝昌两人在咸丰皇帝面前苦苦求情，曾国藩才免遭一死。
此后，曾国藩一直得不到咸丰皇帝的重用，直到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爆发。清政府面对太平军的攻势无能为力，只能让地方官吏创办团练抵抗太平军。这个时候，曾国藩的朋友和老师唐鉴在咸丰皇帝面前举荐曾国藩。曾国藩得到咸丰皇帝创办团练的旨意后，一直拿不定主意，幸亏他的朋友多方开导和帮助，他才下定决心创办团练。但是曾国藩还是一直得不到咸丰皇帝的重用，他的湘军一开始与太平军打仗的时候又屡战屡败。曾国藩是个文官，对于军事方面一窍不通，训练湘勇的任务多半是他的朋友和门生进行的。
后来，曾国藩的父亲去世，他回家守制，等到朝廷下诏让他迎战太平军的时候，他伸手向朝廷要官，触怒了咸丰皇帝，被削职为民。如果没有胡林翼向咸丰皇帝保奏，曾国藩前程已然尽毁。
曾国藩在官场中几十年，深知结交师友的重要性，因此他经常以自己的亲身体会教导自己的弟弟要多结交师友。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正月十七日，他在给四个弟弟的信中说：“每个人都必须有老师。如果没有老师，就不会产生敬畏之心……韩愈说：‘好人不愿与我交往，我要尽力向他靠拢，不好的人来拉拢我，我要断然拒绝他。’一个人一生的成败，都与朋友的好坏密切相关，不可不慎重对待啊！”
他经常给自己的弟弟们说结交师友的好处。他说：“我小的时候天分不甚低，后来每日与庸鄙者混在一起，全无所闻，心窍被茅塞了很长时间。及乙未年到京后，才开始有志学诗文并学作字的方法，但也无良友。近年得一二良友，知道有所说的经学者、经济者，有所谓躬行实践者，始知范、韩可学而至也，司马迁、韩愈亦可学而至也，程、朱亦可学而至也。”
曾国藩说，凡做好人、做好官、做名将，都要有好师、好友、好榜样。这是曾国藩的切身体会，他从他的师友那里学到了很多的东西，得到了很多的帮助，最终成就了他的功业。
俗话说“多条朋友多条路”，尤其是在官场上，风云变幻，谁也说不准哪一天就会出现问题，如果一个人孤军奋战，出了事情没有人帮忙，那就恐怕难逃厄运。曾国藩在仕途上也并不顺畅，但是每一次遇到挫折，都有人帮助他东山再起，就这样，曾国藩一次又一次跌倒，一次又一次翻身，最终功成名就，位极人臣。
7．与贤人联姻，推进事业发展
在封建社会，联姻一直是巩固政治、经济地位的一种方式，不只是大户人家，就连国与国之间也经常采用联姻的方式来维持联盟关系，以增强自己的实力。曾国藩也采用这种方式，与贤明的人士结成亲家，使两个家族互相提携，扩张和巩固自己的势力，确保仕途顺畅，保证家族的长盛不衰。
刘蓉、罗泽南等晚清名士都与曾国藩有儿女亲家关系。刘蓉、罗泽南和曾国藩关系密切，三人从小一起读书，后又共同就读于湘乡书院。刘蓉与曾国藩一样，立志要做建功立业的人物。曾国藩在为母亲守制期间，刘蓉竭力劝说曾国藩出山创办团练。他在书信中对曾国藩说：“既已达而在上矣，则当行道于天下，以宏济艰难为心。”“托文采以庇身，则有华无实，舍本求末，人生的意义也就不复存在了。”在曾国藩创办团练的过程中，刘蓉也给予了曾国藩极大的帮助。两人志同道合成为结亲的基础。
曾纪泽的元配夫人贺氏因难产死去一年之后，曾国藩就托彭玉麟、唐训为媒，向刘蓉提亲，希望刘蓉能够把女儿嫁给自己的儿子曾纪泽。1859年11月，在曾国藩的主持之下，曾纪泽与刘蓉之女的婚礼在家乡举行。至此，曾国藩与刘蓉在朋友的基础上又加进了儿女亲家这一层关系。
刘蓉对于曾国藩的影响非常大。在曾国藩出山的时候，刘蓉就给曾国藩去信说：一个身居高位的人不仅仅在于自身做到“其廉可师”、“以身殉国”，而应站在更高更远处考虑问题，对于程朱理学要身体力行、发扬光大，扭转一代风气，创造出丰功伟业。曾国藩对刘蓉的建议和谋略非常欣赏，在后来实践中也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当曾国藩的权势日益膨胀的时候，很多人都想借打仗成就功名，刘蓉立刻写信告诉曾国藩此风不可长。当清朝廷日益衰败、中兴无望的时候，刘蓉又劝曾国藩急流勇退。
湘军集团里还有一个人也与曾国藩有亲家关系，那就是郭嵩焘。郭嵩焘18岁时就读于长沙岳麓书院，认识了刘蓉，经刘蓉的介绍，才认识了从京师回长沙的曾国藩。两人一见如故，“欣然联欢为昆弟交，以学问相切磋”。
但是两人志趣不同，曾国藩立志做大事，而郭嵩焘则专注于学问，立志做一名学者。就像刘蓉所说的：“曾国藩将来必定是一位建功立业的大人物，不是一般读书人所能比拟的。而郭嵩焘学问不错，有可能成为文苑传人。”
尽管郭嵩焘与曾国藩志趣不同、个性特征有异，但并不影响他们之间至交好友的关系。郭嵩焘两次赴京赶考，都是住在曾国藩处，落榜之后，曾国藩“力劝之，共酌酒数杯”。后来郭嵩焘金榜题名，授翰林院庶吉士。
郭嵩焘感激曾国藩，曾国藩也赏识郭嵩焘的才能，两人惺惺相惜，结下了深厚的友情。所以，当曾国藩出山创办团练的时候，郭嵩焘给予了他很大的支持。因为团练所有的经费都要由创办团练的官员自己筹集，朝廷并不拨付银两，因此曾国藩一度经费紧张。郭嵩焘建议曾国藩立厘捐、规盐厘，帮助曾国藩解决了经费困难的问题。后来，曾国藩下定决心创建湘军水师也与郭嵩焘有重要关系。1858年，曾国藩与郭嵩焘两人商议，定下了亲事：曾国藩将四女曾纪纯嫁与郭嵩焘长子郭刚基为妻。两人于1866年完婚。
曾国藩通过联姻的方式，将他的朋友与自己紧紧地绑在一起，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形成一个牢不可破的利益共同体。曾国藩集团内部的人员同心同德，戮力而为，以确保自己的富贵长盛不衰。这也是封建官僚保护自己的必要方式，否则，各自形单影只、力量单薄，很容易被人乘虚而入，各个击破。曾国藩通过联姻的方式组建了一个势力庞大的湘军集团，确保了他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