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的社会就是一条湍急的河流，是选择随波逐流，还是逆流而上决定了我们的一生。李叔同先生从自身的角度告诉我们：现实的社会牵绊不住自由者的心灵，社会的压力压不弯勇敢者的脊椎，只要我们拥有独立的人格精神，我们就会有属于自己的一片天空。就像但丁所说的那样：“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
1．明明白白看自己
公生明，诚生明，从容生明。公生明者，不敝于私也。诚生明者，不杂以伪也。从容生明者，不淆于惑也。
——李叔同
作为世间的一份子，那么我们首先应该认识自己，只有明明白白把自己看清楚了，才能把自己放在更合适的位置上，才能使我们自身的资源发挥最大的效益。这是我们每个人活出真实自我的大前提。
李叔同大师出家后，有一次自小雪峰至泉州承天寺与好友性愿法师相聚谈法。当时正值国民抗战之时，有一位省府参议厅的官员闻讯来到了寺里，他是受参议厅之托来邀请李叔同大师出山参政的，而且许诺只要大师一出山，立马会委以重任。面对如此送上门来的好事，弘一大师是这样回复的：“老僧一心向佛，已不宜参与国事，何况国土破碎、日寇入侵。和尚乃以劝善为己任，对于日寇在国土上犯下的滔天罪行，靠一个老和尚有何作用，请居士不妨到别的庙里看看。”就这样，李叔同婉言谢绝了此位政府大员的盛情之邀。
这并不是说李叔同要故意让他人难堪，也不是他真的不关心家国民族的生死存亡，而是因为他知道自己的能力有限，当不了如此大任，这是对于自己、对他人、对国家、对民族的极端负责之举。
但相比于弘一大师来说，总是有很多人在关键时候不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他们虽然也知道认识自己，但在关键时刻却不够“公”，不够“明”，过高的高估了自己的能力，从而形成一种“自负”的心理。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这样的角色都大有人在。要知道，“出头的椽子先烂”，如果你不能清醒的看清自己，那么只会给自己带来祸根。
三国英雄中“过无关斩六将”的关羽可谓是智勇双全的人物，但也有自满之风。他出师北进，俘虏了魏国将军于禁，并将征南将军曹仁围困在樊城。镇守陆口的吴国大将吕蒙回到建业，称病要休养，陆逊去探望他，两个人谈论起国事兵事口陆逊说：“关羽节节胜利，经常侵凌别人，现在他又立下了大功，就更加自负自满，又听说你生了病，对我们防范就有可能松懈下来。他一心只想讨伐魏国，如果此时我们出其不意地进攻，肯定能打他个措手不及。”后来陆逊经吕蒙向孙权举荐代替自己前去镇守陆口。
足智多谋的陆逊一到陆口，立刻给关羽写信：“前不久您巧袭魏军只用了极小代价，便获得了很大的胜利，立下了赫赫战功，这是多么伟大的事！敌军大败，对我们盟国也是十分有利的，我初来乍到，没有经验，学识也浅薄，一直很敬仰你，故恳请不吝赐教。”吹捧关羽说：“以前晋文在城激之战中所立的战功，韩信在灭赵中所用的计策，也无法与将军你相比。”这些吹捧使关羽大意自满，因此对吴国就不加设防，可是陆逊暗中马不停蹄的加紧准备，等待一切条件成熟后，大军到达立刻攻下了蜀中要地南郡，擒杀了关羽，一代武圣就这样殒落。
很多时候，我们总是被眼前的假象所蒙蔽，而忘记了真实的自己。常言道：“当事者迷，旁观者清。”我们只所以不能够明明白白的看待自己，就是因为没有跳出自我的小圈子。之所以“不识庐山真面目”，那是因为“只缘身在此山中”。我们必须要跳出“庐山”，站在旁观者的立场才能看清我们自己的“真正面目”。
正如李叔同大师辞掉高官厚禄一样，现代社会崇尚的是务实精神，实实在在的能力才是真章。我们要明明白白的看清自己，知道你自己能干什么，而不能干什么。如果身居高位者能够将行动与身份做到一致，必将会得到人们的尊敬。
我国东汉大臣黄琼正是这方面的典范代表。那时候一些文人墨客都要经过举荐和征召进入仕途。黄琼出身于宦官世家，由众多公卿推荐入京应召，他到洛阳附近的嵩阳县时装病不去，好友李固给他写信，劝他应聘做官。如果不去就会让人说“盛名之下，其实难副”，黄琼决心用行动证明名副其实。永建二年，黄琼到了京师，入朝即拜为议郎，旋迁尚书仆射。
黄琼出仕为官后，办理公务娴熟练达，在朝中议政所提意见既中肯又深刻全面，汉顺帝十分看重他，常常按他的建议下旨。上任初年，国家经常发生灾异，他建议顺帝派人查考历史，看历史上灾异有无什么规律，然后按具体情况治理。同时，他积极向上举荐贤能，许多名士在他的荐拔下得到重用。142年，黄琼被升为尚书令，为了管理好国家大事，他更多地向皇帝进言，恳请圣上必须强化政治，君王处于高位时，要节制自己的欲望，把仁德放在首位。由于治国有功，汉桓帝封他为候，加赐食邑千户。但他坚辞不受，一心为国事操劳，真正的变的名副其实。
鲁迅先生曾说过：“我有时解剖别人，但常常更严格地解剖自己。这样才能对自己有清醒的认识。”因此，我们也要像鲁迅先生一样，更加严格地“解剖”自己，只有这样，才能更全面地认识自我。
成功人生的第一步就是充分了解眼前所面临的客观事实，能够了解自己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保持一个客观、冷静的心态，不盲目、不自卑，真正的做到“明明白白看自己”。
2.做“独一无二”的自己
如鹤立鸡群，劲挺自持，不顺人情，超群脱俗
——李叔同
“独一无二”就是要超拔于众人，这种超拔应该是价值观的超拔而不是外在的超拔。李叔同所讲的“鹤立鸡群、劲挺自持，不顺人情，超群脱俗”正是这个意思。人生有很多种超越他人的方式，可以比别人有钱，可以比别人有权，也可以比别人才，但这都不是李叔同要讲的超越。李叔同所讲的超越是一种精神的超越，也就是价值观的超越。我们都是芸芸众生中一员，但是我们的精神世界却脱离了俗世的桎梏，达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这与屈原所说的“众人皆醉我独醒”有异曲同工之妙。
“劲挺自持”在面对恶势力的压迫可种种诱惑的时候，我们要像竹子一样“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源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而东西南北风。”人生中总是会有各种压迫，这些压迫是我们的力量所不能抗衡的，但是我们亦不能因为外力的强大而改变我们的志向；同样，面对诱惑的时候，我们也不能因贪图利益而移动心志。孟子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讲的就是这个道理。任何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主流价值观，这个价值观应该能够指引我们的人生道路。有了这种价值观的存在，无论遇到什么，我们都能够鉴定不移。
道家哲学的代表人物庄子，一生奉行道家清静无为的思想，享受逍遥自在的生活。他鄙弃荣华富贵、权势名利，力图在乱世保持独立的人格。
楚威王得知庄子是一位大贤者，于是派人去请他，许诺要给他相位。庄子对来使说：“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独不见郊祭之牺牛乎？养食之数岁，衣以文绣，以入大庙。当是之时，虽欲为孤豚，岂可得乎？子亟去，无污我。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庄子的意思是说千金，的确是厚礼；卿相，的确是尊位。难道你没见过祭祀天地用的牛吗？喂养它好多年，给它披上带有花纹的绸缎，把它当祭品牵进太庙去。这时，它即使想做一头孤独的小猪，能办到吗？你赶快走吧，不要玷污了我。我宁愿在脏水沟里快乐地游戏，也不愿被国君所束缚。终身不做官，让自己心志畅快。
“不顺人情”是追求独立人格的一种重要方法。事实上真正羁绊人们也许并不是金钱与权势，而是人情。大智大勇者可以视金钱如粪土，但是却割舍不掉亲情。在亲情的面前，人们的自制显得苍白无力。当亲人出现困难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往往会违背自己的心愿、不遗余力，竭尽所能地去帮助。那个时候，我们所坚持的人生理想与价值观就显得不是那么重要。历史上也有很多人为了亲人而放弃自己的理想的。
东晋著名诗人陶渊明早年立志济世救民，但是在官场中混迹了一段时间的他发现在那个年代，他的理想根本就无法实现，那个时候他就萌生了退意。然而身无所长的他又不得不面对养家糊口的问题。他自己没有关系，但是没有理由让自己妻儿也跟着自己吃苦受罪。于是他不得不勉强自己继续在官场中逗留。直到他40岁的那年，才终于大彻大悟，毅然离开官场，成就了他田园派诗人开创者的地位。
想想我们的周围有多少人是真的愿意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里钻营的，有多少人真的愿意尔虞我诈，很少。然而我们又不得不违背我们的本心去做这些不愿意做的事情。这就是因为我们的身上背负了太多的责任。我们不想看到自己的亲朋好友失望的眼神，因此，我们不得不这样做。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我们都沦为了芸芸众生中最普通的一员，我们和成千上万的人一样的生活，我们失去了自我，成为了一个大众模板刻印出来的一大批人中的一个，在我们的身上找不到“独一无二”的影子。
“超群脱俗”用现在的话说那就是个性，当然这种个性并不是肤浅地表现自己的与众不同，而是一种风骨。每个时代都有一个主流的价值观念，这个价值观念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然而总是会有一部分先进分子提出更加先进的观念出来。由于这种新的观念没有经历过实践的检验，因而不为众人所接受，那些拥有这种观念的人则不容于群体。这个不容于群体的群体就是“超群脱俗”的。
甲午战争失败之后，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和日本人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这激起了民众的不满。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举人群体发起了“公车上书”运动，揭开了维新变法的序幕。
在湖南的谭嗣同看到国家的沦丧，决心投身变法运动。然而维新变法的人毕竟是少数，很多人都认为维新变法是动摇祖宗基业的事情，因此，变法受到了重重阻挠。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派更是处心积虑要除掉变法之人。
变法运动失败后，谭嗣同不愿离开，遭到清廷的逮捕。他认为各国的变法都是要流血牺牲的，既然如此就从他谭嗣同开始。行刑之前，谭嗣同大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独一无二”并不是天下独一份的意思，人们的身上总是会有共通点，因此任何人也不可能完全和别人不一样。“独一无二”是人格的独立，是价值观的独立。人生在世，会有很多事情影响着我们的人生，只要我们稍微松懈，就会失去独立的人格。真正“独一无二”的人，他们能够冲破传统世俗观念的束缚，能够不畏艰险，能够拒绝诱惑，能够挣脱所有加诸于自身的枷锁。无论付出怎样的代价，他们都会无怨无悔。在滚滚的历史洪流中，这样的人永远都是“独一无二”。
3.尊严非席，不可卷起
佛者，觉也。觉了真理，乃能誓舍身命，牺牲一切，勇猛精进，救护国家，是故救国必须念佛。
——李叔同
这段话是李叔同先生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后所讲的。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已经是弘一大师的李叔同对他的弟子说：“吾人所吃的是中华之粟，所饮的是温陵之水，身为佛子，于此之时，不能共纾国难于万一，为释迦如来涨点体面，自揣不如一只狗子。狗子尚能为主守门，吾人一无所用，而犹醌颜受食，能无愧于心乎？”那时的李叔同已经出家，按理说，出家人四大皆空，世间一切事都与出家人无关，李叔同完全可以托庇佛门，为何还这么激进呢，这似乎是与佛家的思想似乎是背离的。
在李叔同看来，在那个民族危亡的时刻，凡中华民族之儿女都应该挺身而出，共赴国难。要知道，佛家也有金刚怒目之说。李叔同虽然是方外出家之人，但是他也愿意尽自己的一份力，维护民族的尊严。在抗日战争期间，日本军官也曾造访他，他坚持与日本人以华语对话，日本人请他去日本弘扬佛法，他坚决不去。
人的性命只有一条，非常宝贵，谁也不愿意失去，然而这个世界上还有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尊严。尊严是人们内心的一种气节，是容不得侮辱与曲折的。当尊严受到侮辱的时候，生命就不再那么重要。对一个人来说，尊严是一个人活在世上最重要的支柱，对一个国家来说，这就是民族的脊梁。如果人人都失去尊严，那么一个民族也就消亡了。有一句话叫“宁可站着死，不可跪着生”强调的就是尊严的重要性。失去尊严，苟活于人世间的人，即使活得再好，也会为人们所不耻。
方孝孺是明惠帝朱允文的近臣。燕王朱棣攻破北京，朱允文自焚之后，方孝孺闭门不出，在家里为朱允文带笑，并且日日号哭，以祭奠朱允文。方孝孺是当时的大儒。在朱棣进军北京之前，就有人向朱棣禁言说不要杀方孝孺。朱棣也想招方孝孺为己所用，也想通过他安天下士子之心。
朱棣召方孝孺为他起草登基诏书，方孝孺不肯。在诏书上写下了“燕贼篡位”数字，并骂：“死即死耳，诏不可草。”朱棣威胁方孝孺说要诛灭他九族，方孝孺答道：“便十族奈我何！”
气急败坏的朱棣恨其嘴硬，叫人将方孝孺的嘴角割开，撕至耳根。孝孺血涕纵横，仍喷血痛骂，朱棣厉声道：“汝焉能遽死，当灭十族！”朱棣将方孝孺关进监狱，并且下令捉拿其亲属。
为了让方孝孺屈服自己，朱棣将他的家属当着他的面一个个杀死，方孝孺强忍悲痛，始终不屈。他的弟弟在临刑前作诗“阿兄何必泪潸潸，取义成仁在此间。华表柱头千载后，旅魂依旧回家山。”孝孺亦作绝命诗一首：“天将乱离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计兮谋国用猷，忠臣发贲兮血泪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呜乎哀哉兮庶不我尤。”这让本已经恼怒异常的朱棣更加愤怒，于是在九族之上又加一族，连他的朋友、学生都受到牵连。当时，837人被凌迟处死，千余人被流放。
尊严是一种精神力量，失去尊严的人就失去了主心骨，就难以有自己的价值判断和是非判断的标准。这样的人会为势力所屈，名利所诱，会成为人们所不耻的叛徒。没有尊严的人，奴颜婢膝，屈膝事人，极尽卑鄙之能事，永远也不能抬起头来做人，即使他用尊严换来了高高在上的地位，他也依然会被人们踩在脚底。
马斯洛创造出了需求层次论，以他的理论来说，人们只有满足了生理和安全的需求之后，才会要被尊重的需求，这并没有错。然而这只是对人们需求层次的划分，而不是说人们在低等需求没有满足的情况下，就不会追求高等需求。事实上，各种需求是并存的，不同的人在对各种需求的侧重是不同的，那些为尊严而抛弃生理需求的人就成了那些青史留名的人，那些为了生理需求而抛弃高等需求的人则成了人们所不耻的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