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鹰接着以和青年谈心的方式，指出普遍存在影响开展研究的心理障碍。首先要求青年们打掉自卑感。他针对“许多青年将研究看得太高，认为自己的准备太差，应当再充实一下”的想法，告诉他们“解决准备问题的唯一方法就是边做边学，做到老，学到老”。其二，告诫青年教师不要“把教学与研究对立起来”。他根据自己和别人的经验指出“搞好研究是提高教学质量的捷径”，不做研究就只能叫学生“达到似懂而不可能达到真懂的地步”。其三，应当信任和尊重老教师。他说：“有些青年认为这帮年长的教师们受的全是资本主义的教育，因此一错百错，全无是处。这种看法是不对的。”又说：“一个人民的科学家与一个资本家的科学家的不同之点是只看他愿意为谁服务，至于研究化学的方法是万国同风的。”他坦诚嘱咐学生们“不要在与导师之间树立起一段高墙”。同时，他苦口婆心地教育青年，不要“好高骛远”，“要从大处着眼，小处入手”；不要只“强调兴趣”，“应当将我们的兴趣和祖国的需要结合起来”；不要“偏重理论，轻视实验”，既要看到“没有理论推动实验，化学就不能进步”，也要注意“以计算代替实验，是死路一条”……最后他要青年们记住：“研究是严肃的事不是赶时髦的事；研究是愉快的事不是轻松的事。世界上还有比建立祖国工业和科学事业更严肃更愉快的吗？”这正是他一生孜孜以求的抱负和理想，也是他对青年学生和教师寄托的无限希望。
傅鹰这个著名的《三部曲》是他回到新中国以后，以在高等学校辛勤工作的亲身感受写成的。是他在参加了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和经历了经济恢复的过渡时期以后，为迎接科学事业的大发展，以一个科学工作者的事业心和责任感而倾诉的报国之声。这既表现出他作为一个科学家敢于直面现实的勇气，又表现出他在科学研究上的真知灼见。他的心声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理解和尊重。北京市委主要领导同志在傅鹰的《三部曲》发表以后，特邀傅鹰夫妇到家中做客，告诉他们，毛主席和周总理都看了《三部曲》，并转达了毛主席的亲切关怀，他们深受感动。以后，傅鹰先后参加了周总理亲自主持的“1956-1967十二年科技发展规划”和“1963-1972科技发展十年规划”的制定工作。他对发展祖国科学技术的意见和建议得到了充分的重视和采纳。
傅鹰的《三部曲》，在当时的化学界，乃至整个科技、教育界引起了震动，引起了共鸣。许多年过去了，今天人们只要一提到傅鹰，总要说起他这个令人难忘的《三部曲》。
新中国胶体科学的奠基人
傅鹰一踏上新生的共和国大地，他那发展祖国科学事业的雄心“像枯木逢春似的复活起来”了。当时，他已是公认的享誉国内外的研究表面与胶体的科学家。但他没有在个人已有的成就和地位上止步不前，而是把“帮助祖国发展工业和科学作为首要任务”。他直率地指出：“我们的科学是非常落后的，落后到和我们国家的地位丝毫不相称的地步，处处是空白点。我们每一个人全有尽我们的力量来帮助消灭这些空白点的责任。”他下定“不怕玷污双手和搅痛脑筋”的决心，选定了填补胶体科学这个空白点去为祖国贡献余生。他上书学校和教育部门的领导，以充分的事实和理由，申明胶体科学是利国利民的科学，建议在我国发展这一学科，使之既能为工农业生产服务，又能迅速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他的意见很快得到批准。傅鹰渴望在自己的祖国发展胶体科学的夙愿终于得以实现，以他为主任的我国第一个胶体化学教研室和相应的专业，1954年在北京大学建立起来了。
先抓教学培养骨干
傅鹰带领物理化学专业中的几位青年教师首先集中精力抓教学工作。他通宵达旦地编写了急用的《胶体科学》讲义，亲自为教师上课，指导建设实验室，培养既严谨笃实又注意勤俭节约的好学风。他从“在一个正在进行工业化的伟大国家中，胶体科学一定会起重要作用”的前提出发，急切提醒“在这门科学中的高分子、乳状液、凝胶、气胶、胶状电解质、电动现象……部门之中，我们究竟有多少人才？而这些人才哪一种不是在工业建设中所急迫需要的？作为高等学校的教师，我们的神圣任务就是培养这些人才”。于是他提出先招收研究生，让他们边学边干，和原有教师组成骨干队伍，然后再大量培养本科生。建室当年，他与苏联驻校专家组组长、彼得格勒大学化学系主任诺沃德拉诺夫一起，一次就招收了13名研究生（随即诺沃德拉诺夫离校，他一人承担了全部研究生的培养任务），同时还指导了一定数量的进修教师，以后又招收了本科生。从1957年起至1959年，各类学生相继毕业走出校门，使新生的胶体化学又在山东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重点高等学校和一些科研单位生根、开花、结果，成为我国化学科学和教育领域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开展研究建立基地
傅鹰是最早主张把高等学校办成教学和科研两个中心的学者之一。他批评那种认为“研究是科学院的事，学校只管教学就够了”的“很流行的意见”。他在呼吁学校领导重视和提倡科学研究的同时，积极带领教师和研究生克服困难，认真开展多方位探索。作为造诣很深的学术带头人，他面对国家建设的现实，提出很有见解的观点和具体设想。他说：“现时我们能够指导化学研究的人，可以指数，空白点如此之多，倘若我们不肯牺牲一些学术上的地位，将面铺得广一点，指导学生做些不是我们非常内行却也不十分生疏的研究，我国化学之发展就慢得多。”为此，他一方面继续在他擅长的表面化学领域指导部分教师和研究生研究不同的吸附模型和热力学，深入探讨吸附质、吸附剂和溶剂复杂的相互作用。另一方面，又组织力量开展国内尚属空白的许多胶体体系的研究，如高分子溶液的物理化学、缔合胶体的物理化学、分散体的流变学、乳状液与泡沫的稳定性、水面不溶物膜等。由于傅鹰重视理论联系实际，崇尚埋头苦干，在短短的三五年内就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如他所指导的杨孔章、秦关林、鲁子贤等13位研究生所完成的聚电质的加溶作用、铜矿浮选电动现象与应用、非电解质溶液吸附、泥浆流变性、离子交换理论与方法、活性炭孔结构与吸附关系、脂肪醇的泡沫性能、濛脱土的润湿与吸附等学术论文，都是具有较高理论水平和实用价值的开创性研究工作，为后来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建立了可靠的实验基地。当年那些跟随傅鹰共同为新中国胶体科学事业奋斗的研究生、年轻教师而今都已成为我国科技、教育战线上的专家、教授和学术带头人。一位知名的化学家后来评论说：“傅先生才是一位大科学家，书教得好，科研做得精，有远见，有胆识，当初是他把胶体的各个领域都带动了起来。”
重视协作提高水平
傅鹰一贯强调协作的重要性。他说：“我们的化学家太少而任务又如此之多，所以合作是很重要的。”在校内，他提倡开展系内、系间的合作研究；在校外，他热情受聘于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化学物理研究所等单位，兼任研究员和学术委员，密切高校和科研单位的联系。1957年，他为了探索化学在生命科学中的作用，和植物学家汤佩松合作，开展了生命起源课题的研究。用火花放电法首次由简单的无机物H2S合成了含硫氨基酸，证实了他们提出的“在地球原始状态下的还原气体中，作为蛋白质和酶或辅酶中一个重要成分的含硫氨基酸，可以不借助任何生物的参与，由火花放电的辐射能直接产生”的看法（科学纪录，1959年，3∶150）。这是从化学角度研究生命起源的先驱工作之一。
岁月蹉跎知难而进
傅鹰本人和他所开拓的胶体科学园地都历经坎坷。在左的思潮和错误路线下，他屡受不公正对待和打击。他所创建和主持的胶体化学教研室，几经沉浮，直到“文化大革命”中被彻底取消。1958年，他受到错误批判时，教研室一度被合并，他愤愤不平，经力争，于1960年再度恢复。为重新开展教学和研究，他一方面夜以继日地赶译生产部门急需的《乳状液理论和实践》一书；另一方面又查阅文献，亲自去工厂、油田调研，筹措新的研究计划。在国家科委领导的支持下，他联合黄子卿，成立了北京大学物理化学和胶体化学研究室。在他的带动和指导下，胶体化学的师资力量和研究队伍不断壮大，设备得到了更新和补充，很快就在分散体系的光学、流变学，表面活性剂的物理化学、表面膜、气溶胶和用超真空技术研究吸附理论诸方面开始了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研究，有些项目较快地取得了成果。
好景不长灾祸来临
1964年，张锦教授因病逝世；1966年在“文化大革命”中他的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他为教学停止、科研下马而心急如焚。直到1970年，他才又开始上台讲课，并到工厂去开门办学。1972年他和原来胶体化学教研室的教师们一起，承担了大庆油田的一项科研任务。他的渊博学识和工作精神，一直受到工人和师生的称赞。他因能为国家和人民做点事而感到欣慰。
化学教育的一代宗师
傅鹰执教于化学讲坛整整半个世纪，为国家培养了几代化学人才，堪称桃李满天下。
编著教材精益求精
傅鹰编著过物理化学、化学热力学、化学动力学、统计力学、无机化学和胶体科学等教材。在编著过程中，他虚心吸取前人的经验，博采众家之长。如在《化学热力学导论》序言中，他写道：“编写课本既非创作，自不得不借助于前人，编者只在安排取舍之间略抒己见而已。编写此书时曾参考……诸家著作，移植仿效比比皆是。但编书如造园，一池一阁在拙政园恰到好处，移至狮子林可能即只堪刺目；一节一例在甲书可引人入胜，移至乙书可能即味同嚼蜡。若此书中偶有可取，主要应归功于上列诸家；若有错误，点金成铁之咎责在编者。”他把编写教科书的真谛和奥妙老老实实给盘托出来了。傅鹰常常告诫大家：“写教材一不要为名，二不是逐利，只为教学和他人参考之用，切记认真，马虎不得”。他对自己编著的教材从不轻易公开出版，总是随着科学的发展不断加以修改，做到精益求精。因此，他生前得以亲睹出版的只有《化学热力学导论》一种。而他在20世纪30年代就开始倾注心血、50年代曾铅印过的《大学普通化学》纵然已用它教授过几代学生，还是在他逝世后才正式出版。该书被公推授予1987年国家级优秀教材奖。
传授知识治学严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