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现代城市的研究必然要与城市化联系在一起。一般认为，城市化是指人口向城市地区集中，城市规模扩大，城市数量增加，城市生活方式、组织体制和价值观念向农村地区传播的过程。城市化既是人们生活方式变化的原因，又是其变化的结果。从人口学意义上说城市化是指居住在一个特定规模的地区的居民在总人口中的比例。而从社会学意义上说城市化则是人们生活方式变迁的原因，也是其结果。要分析城市化的内涵必须考察中西方城市化的历史。
西方城市化的历史开始于公元前3000年美索不达米亚河谷地带发展起来的城邦，包括意瑞都、厄尔等城市。由于近东地区一系列的农业发展使城市发展成为可能。这些城市一般都具有防卫或宗教性特征。随着历史的发展，雅典王国、罗马帝国推进了西方城市的繁荣与衰落。公元11世纪和12世纪，地中海贸易增长，促进了威尼斯、热那亚和比萨等城市的发展。此后，欧洲兴起了一系列城市，如公元1000年的君士坦丁堡，人口为45万人；公元1400年的巴黎，人口为27.5万人；公元1700年的伦敦，人口为55万人。随着18世纪欧洲产业革命的开始，工业化的兴起和发展，城市化进程速度迅速加快。在公元2世纪还只有3万人的伦敦，随着产业革命的发展，其人口猛增至100万人；1700年，只有不到百分之二的英国居民在城市里生活，到1900年，大多数英国人都成了城里人。农业和交通的发展、新大陆的发现和新商路的开通，最重要的是生产力的提高，都为这一时期城市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吴良镛教授认为，城市人口是随着城市的发展而逐步增长的，直到1800年，世界城市人口仅占总人口的5.1%（另一说法是说3%）。
当西欧城市化进程发展了很长时间之后，美国还是一个乡村国家。在1860年～1920年间，美国城市化进程发展迅速，实现了高度城市化。1860年，其城市人口不到20%，到2000年其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77%。从时间来划分，美国的城市化大致可以分成3个阶段。第一阶段在19世纪之前。这段时期，美国的城市基本上是大西洋沿岸的一些港口城市，它们都是由宗主国和其他欧洲殖民者建立的，比如波士顿这样的城市。第二阶段是在整个19世纪。这段时期，主要是东北部城市化的加速和西部、南部城市化的开始。内战的结束使南方也走上了工业化的道路，进一步加快了南方城市化的步伐。第三阶段是指城市化较早的地区向郊区拓展，郊区化使城市发展步入了新时期。美国的城市化是随着工业化的开始而开始的，并适应了工业化发展的需要。工业化的高度发展带来了农业生产技术的革命。促使农业剩余劳动力大量向城市迁移，从而促进了美国城市的发展。
美国著名学者诺瑟姆针对世界城市化的发展趋势，提出了诺瑟姆曲线。他把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变化过程概括为一条稍被拉平的S形曲线，并把城市化过程分成3个阶段，即城市化水平较低、发展较慢的初始阶段，人口向城市迅速聚集的中期加速阶段和进入高度城市化以后城镇人口比重的增长又趋缓慢甚至停滞的后期阶段。
初始阶段：城市化水平达到10%就表明城市化进程开始启动，该阶段城市人口占区域总人口的比重低于25%，城市发展缓慢，经历的时间长，区域处于传统农业社会状态。
加速阶段：城市人口占区域总人口的30%以上，农村人口开始大量进入城市，城市人口快速增加，城市规模扩大，数量增多，城市人口占区域总人口的比重达到60%～70%，工业在区域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占主导地位。
稳定阶段：城市人口占区域总人口的60%以上后，城市人口增长速度开始下降，城市人口增长处于稳定的发展时期。所有发达国家的城镇化的历史进程大体上都经历了类似正弦波线上升阶段的过程。
该曲线有两个临界点：30%和65%（或70%）。在30%以前，这个国家的工业化开始启动，而30%～65%（或70%）的高速发展阶段正是这个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当该国城市化水平达到65%或70%以后，这个国家就基本上实现了现代化。这个规律基本上是发达国家城镇化进程的共同规律，同时也适用于中国的现实。
从城市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促使西方城市化的主要原因有三个：比较优势、规模经济和聚集经济。地区的比较优势使地区间贸易变得有利可图，所以地区间贸易促进了城市的发展。生产上的内部规模经济使得工厂生产商品比个人生产效率更高，所以，工厂生产商品促进了工业城市的发展。生产和市场销售商的聚集促使公司群聚在城市里，这种群聚性促进了大城市的发展。
反观中国的城市化历史，表现出与世界城市发展不同的特点。一些专家认为，中国的历史充分反映了“对立与统一”法则。相应的中国的城市化也是在中央集权和地方自治、刚性要求和自发两种形态中交替发展的。直到19世纪，这一发展过程完全是在中国内部，而没有受到外部世界的影响（不同于印度的城市发展）。从先秦的“邑”开始，中国的城市化伴随着朝代的更替起起落落。同欧洲的城市相比，中国的城郡自古以来就是以政治军事为主要功能。先秦的城郡是侯国的都城，是独立的地方政治中心；秦以降，城郡改为地方政府的治所，是全国性行政系统的网点，或是重兵驻守的战略要地，负有重要的政治使命。当然，这些城郡在发展中也具有其他功能，包括经济功能，如交通便捷、工商业发达。有些城郡在发展一段时期后，其经济功能超越政治功能，形成工商业城市，如唐之扬州与宋以后的苏州，以及其后的汉口、佛山、景德镇。但“总的说来，中国的城市史，仍以那一千五六百治所所在地的城郡为主体”。对于中国19世纪前的城市化阶段台湾学者赵冈认为：中国的城市发展史经历三个阶段，到南宋为止，是第一个阶段。此时期城市人口不但绝对量上升，而且占总人口之比重也缓慢上升。同时，人口有向大都市集中的趋势，大都市的规模迅速扩大。南宋以后进入第二阶段，表现为城市化进程陷入停滞，城市总人口绝对量没有增加。到19世纪中叶，城市人口比重从南宋的22%降到6%。19世纪中叶五口通商以后，中国城市化进入第三个阶段，现代化工业迅速兴起，促进了城市人口的快速增长。对于中国来说，19世纪以前城市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有两个：一是城乡人口流动性的大小。二是城市的粮源问题。也就是农村的余粮率，即农民自我消耗后所剩余的粮食占粮食总产量的比重，一来可以决定一个国家城市化的上限，二来可以决定城市人口的分布，也就是集中或分散的情况。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的城市化经过了曲折的发展过程。白南生认为，1950年之后的28年，在赶超战略和计划经济的体制下，政府通过户口迁移制度、粮油供应制度、劳动用工制度、社会福利制度、教育制度等，造成了城乡人口的隔绝，制约了城市化发展的进程。在这一期间，虽然工业化水平从不足17%上升到44%，增加了27个百分点，城市化水平却仅从11%增长到18%，增加了7个百分点。从1979年开始，中国的城市化进入一个稳定发展的时期，伴随着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导致了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乡村—城市人口迁移。中国2008年的城市化率为45.68%，正处于加速阶段，预测2020年中国的城市化率为57.67%，2030年城市化率达到67.81%。
城市化是一个历史的演进过程，其动力机制在不同的发展时期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改革开放以前，推动我国城市化的动力主要来自于国家的政策、宏观经济布局、大型项目建设等政府行为，即“自上而下”的一元化动力机制；随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乡镇企业迅速发展，成为促进我国小城镇发展的重要力量，形成了“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并存的二元化动力机制；我国现阶段的经济转型，对社会的方方面面均有影响，对城市化的影响也不可避免；之后，我国市场机制逐步完善，在城市建设中企业和居民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城市化的动力机制逐步由二元化转向多元化。
从学术研究来看，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绩和城市发展是城市化的动力机制成为学者们争论的焦点。在1980年代，学者们对我国城市化的动力的研讨重点主要集中在宏观方面，包括产业结构转换力、科技进步推动力、地区或国家的经济作用力、制度与政策调控力、国家有计划投资、大城市自身发展与扩散、乡村工业化、外资引进刺激和地方经济的发展等方面。1990年代的相关研究则更加关注资本对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推动作用，如所谓二元城市化的动力机制的影响等。同时，由于制度经济学的影响，制度和政策对我国城市化的重要作用也逐渐受到重视，众多学者的观点集中在制度安排和变迁对城市化的影响方面。
进入21世纪以来，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我国学者从不同角度论述了城市化动力机制，大量的研究集中在以下方面：
第一，政府作用的推动。认为自上而下型的动力机制一直主导着城市的发展。
第二，来自农村，自下而上动力机制的推动。国家体改委中国小城镇课题组以我国改革开放后小城镇飞速发展为背景，分析了农村乡镇企业发展的动力。结论是农村非农产业的迅速发展和农村非农就业人数的增加，以及随之而来的农民人均收入的增加和社区各种收入的增长直接产生了农村城市化的动力。表现在农民自身要求加入城市化进程的强烈需求，社区发展的公共需求也是小城镇发展的强烈动力。
第三，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转换，进而推动城市化。其他学者还围绕制度变迁的影响、教育以及经济要素对城市化的影响进行了研究。
通过对中外城市化的历史和学术进行考察，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城市化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城市成为区域经济的主导力量。
第二，城市化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
第三，比较优势、规模经济、聚集经济、城乡人口流动、制度因素、工业化等都是城市化的动力。
第四，城市化的过程应是追逐城市个性化的过程，而不是相互抄袭、模仿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