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8章 “诺贝尔”：中国的旅程有多远？(3)

1917年1月，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以文弱瘦小的身体力撼“北大老酱缸”，顶着压力解聘了一批教员，同时大力聘请新派人物来北大任教。一时间，激进的陈独秀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来办刊物，搞白话文运动，自由主义的胡适、保守的梁漱溟以及拖着棕色辫子的怪异辜鸿铭，全都汇集红楼，北大至此开始成为中国新思潮的中心。

86年前，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他“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之意”，进行思想解放和学术繁荣，北大从此日新月异。蔡元培既聘请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陈独秀、胡适、鲁迅、钱玄同等来校任教，也聘请了持复辟政见的辜鸿铭等旧派人物执教。一时间北京大学人才荟萃，声誉鹊起。

在蔡元培来北大之前，北京大学的教员多为资深官僚，学生则多是年轻和资历浅的官吏，讲授的内容包括忠君、忠儒等传统的封建文化和思想。1917年，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后，便按照西方国家近代的大学模式，对北京大学进行整顿和改革。

“世界学术德最尊，吾将术学于德。”1907年夏，蔡元培到当时的世界科学中心德国进行研修。以后又赴日、德、法、英、比利时、意大利、瑞士、匈牙利、荷兰等国游学，了解了世界科学发展的状况与趋势。他先后拜会过科学巨匠居里夫人、爱因斯坦等，并邀请他们来华讲学。先后到北大来讲学的国际著名学者有德国的魏礼贤、法国的班乐为、美国的杜威等。这种高水准的交流对提高北大师生的学术水平与科研兴趣起到积极的作用。

有人归纳北大历史上的变革总共6次。而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是蔡元培的改革。在蔡元培改革前，北大是一所传统的学堂，当初由于学校内的学生多出身达官贵人之门，体育课队列的时候，教师毕恭毕敬地喊道：“老爷们，请向右看。”而蔡元培改革后，北大一跃成为中国最优秀的学术阵地和最先进的思想圣地，由蔡元培奠定的“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之意”几乎成了整个中国学界的光荣与梦想。

有人感叹，北大之大乃蔡元培先生气局之大。80多年前的那场北大惊雷，以及《新青年》一呼百应的风骚往事已被时间沉淀在未名湖底。

对蔡元培先生的敬仰和怀念是北大的传统，在癸未年这个人心浮燥的初夏，先生的像前时常出现几束鲜花。

北大是改革的产物，建国后北大也有多次改革。1993年3月4日，北大推倒了虎皮斑石南墙，建了一条商业街起来，赚了很多钱。2001年4月，北大又把南墙重新立起来，开始整治大学周边环境。

1999年1月，北京大学全面启动了“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计划（即“985”计划）。为支持北大的发展建设，从1999年开始到2001年，国家财政为北京大学额外拨款18亿元。意见也接连而来，一些政府部门的主要官员甚至明确地提出批评，北大教师质量的提高速度和科研水平远远赶不上国家对北大的支持速度和北大教师的工资增长速度。

北大等不及了。不改革可以活下去，但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将是镜花水月。

何为“一流”？专家们已经把它量化得相当精细，复杂的评估体系包罗了学术科研教学的各个层面。最佳的方案还是从管理制度上着手，以制度变革促学术发展，从各种资源上支持学术。

当改革方案开始研究第三稿的时候，北大的改革实质上已经处于胶着状态。然而这场 “在跑步中动手术”是无论怎样蹒跚也要迈步的。

恰恰就在这时，一位名叫“陆步轩”的北大毕业生也出来凑热闹，引起人们对北大的质疑，对北大精神的大讨论。陆步轩从一个“山村穷小子”，变成“北大才子”，接着“落魄卖肉”，成了新闻人物，媒体闹得沸沸扬扬。

然而，这台戏之所以能唱得这么热闹，全在于社会各界对“大学是什么、大学的精神和使命是什么”这样的根本性问题有一种误会。北大改革的决策者们，也并没有从陆步轩的经历中看到北大教育的缺失。

北大应该花钱请他回学校对后辈们讲述些人生体验和教诲。然而，在我们的价值观念中，他竟成了全国最著名的可怜虫。其实经营得好，“眼镜肉店”完全可以成为全国最大的肉业集团。

同样是北大毕业生，著名学者薛涌断言：陆步轩凄凄惨惨的故事，恰恰说明了这种坐享其成式的精英教育对学子们的精神毒害。

无论如何，具有标志性作用的北大改革，很快在全国高校引起了强烈反响。

北大人事改革方案引起轩然大波之时，中山大学人事制度的改革却悄然敲定。一南一北的两所名校不约而同地启动人事改革，是否意味着中国的大学进入了某种新阶段？

当北京大学与中山大学的人事制度改革在国内引起广泛关注的时候，清华大学2002年以来已经草拟过多个基本类似的方案，同样受到了很多批评和争论。

湖南大学召集中层以上干部开了一个相关的“吹风”会。湖南大学党委副书记王耀中博士告诉记者，这实际上是对北大与中大改革的一种认同，也是湖南大学开始一轮更为彻底的人事制度与管理制度改革的前奏。

南开大学、天津大学、南京大学、西南交大也纷纷动起来了。

中国高校的国际竞争力不足，从中国从未获得诺贝尔奖的现实就可窥其一斑。

自然规律物竞天择，市场之道优胜劣汰。创建世界一流大学，为百余年来国人所追求之目标。求变维新乃是共识，然具体条目，则见仁见智。是非得失，自有公论。

诚如张维迎在那篇《大学的逻辑》中所说的一样：“所有的中国的大学都面临着改革。每一个大学的校长都应该是一个改革家，要有危机感，要有改革的勇气，要有改革的魄力；如果没有这一点，不愿意做改革的人，就没有资格担任大学的校长。我觉得教育部长也应该是一个改革的教育部长，而不应该是一个维持现状的教育部长。我自己作为一个教授，期待着，通过北大这次改革的冲击，一方面从体制上理顺政府与大学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也能推动中国其他大学的改革。”

哈佛有一条跟这座学府一样著名的格言：“一个成功者并不在乎知识和经验，而在于思维方式。”经济全球化的到来，现代科技的发展，必然实现从本能、技能到智能的转变，容易产生重视追逐物质利益、弱化人格精神修养的倾向。高科技发展要求人们具有健康的价值观、高尚的道德情操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

北大变法被誉为“21世纪中国文化的第一事件”。假以时日，或许这“第一事件”才会真正显出它的历史价值。因为只有改革，我们才可能会有生路。

中国“两院”：官员与企业家的俱乐部

2003年中国科学院院士增选工作11月24日揭晓，58名科学工作者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为此，中国科学院院士总人数达到688人。

这次院士的评选工作引来各方的纷纷评议。同时也掀开了“两院”院士评选内幕冰山之一角。

此次院士评选被形象地称为“官员与企业家俱乐部”。据透露，此次参选初审的司局级以上官员及大型企业主管人员近50名。舆论对此一片哗然：“近几年社会上的权学交易几成热潮，一官半职者往往利用手中的权力，通过种种渠道谋求硕士、博士学位，甚至教授称号，出现的‘官员雅腐败’现象。”

迫于舆论的巨大压力，中国工程院副院长、院士增选委员会主任委员沈国舫赶紧召开记者会，声称中国工程院院士增选有严格标准，不是“官员和企业家的俱乐部”。初审结束，大批官员和企业家落选。在第二轮选举名单中，工程管理学部候选的9人中，还是有5人来自政府部门及企业界。

原中国工程院秘书长葛能全认为，如果不让官员参选，也是一种不公。这种声音马上就被淹没在“人民网论坛”：“可能恰恰是对高官们的‘不公平"，才比较容易获得相对公平。这是因为，在一个现代的法制社会，牺牲自身利益，对类似容易引发公众猜疑的行为进行规避，维护社会的公信度，乃是官员们的责任，也是他们身为公务员不得不作出的牺牲。”

《凤凰周刊》率先“发难”，称早在1997年中国工程院院士增选之前，天津某中央部委直属企业有人来京，分别在几名院士家中留下2000元，为本单位领导参选院士“活动”。“后来有院士在评议会上把钱拿出来了，我们马上就决定把这个候选人除名。”曾参与处理此事的原中国工程院秘书长葛能全说，“但是现在这个问题更严重。前两天有个资深院士还在对我说，现在选举很多院士都是带着‘任务’的。”

于是，人们不由得想起了一年前的“21封投诉信”。2002年10月以来新一届中国工程院科学道德建设委员会共受理对院士的投诉信21件，涉及院士18人。

由此种种，导致院士选举的一个“怪象”：对选举最积极的往往不是院士本身。甚至曾有这样的报道，主要是某些地方领导要实现院士“零突破”。

院士越来越像“明星”。有人一旦成了院士，便不再搞科研，或坐吃老本、不思进取，或待价而沽、到处走穴……

院士评选越来越像“竞选”。很多人为了当上院士，不是在科研上下工夫，或到处活动、请客送礼，或大肆抄袭、弄虚作假……

《人民日报》2003年10月10日一篇报道的题目令人一震——《钱学森请辞“院士”称号》。

1955年回国，1957年被增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94年改称中国科学院院士）的钱学森，在担任了代表中国科学技术界最高水平和荣誉的学部委员36年之后，于1992年9月27日写信给当时的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主动申请辞去学部委员的称号。

毫不恋栈，毫不计较院士所具备的名誉、待遇、风光、鲜花、掌声。钱老知道“因年老体弱，已不能参加集会做学术及其他活动，故已不能完成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的任务”的实际情况，别人争都争不来，争到手后又“春蚕到死丝不尽”，还想代代相传的名位，他轻轻一句“特申请辞去”，视若浮云。

“中国院士制度的最好出路是取消院士，而非改革。”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顾海兵一言以弊之。

他的话并不全是情绪的流露。3年前顾海兵开始关注并研究院士制度问题，2003年初，他牵头成立了一个课题组，在4个月时间里，参考了俄罗斯、英国、法国、美国相应机构的经验教训，反思中国院士制度的不足之处和探寻改革方案，并发布了《吸引发达国家经验教训，改革并改掉我国院士制度》的课题报告。

我国两院院士人数太多，目前已经突破1300人，与庞大的院士数量成鲜明对比的是，1998年，中国的科技竞争力排名世界第13位，到2002年已降至第25位；中国科技三大奖之一的国家技术发明奖已连续6年空缺，国家自然科学奖则4年空缺。

“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这6年来都没有出现有说服力、有国际竞争力的发明。”面对这位教授的诘问，千多名院士没有一位出面作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