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指控，乍一听有鼻子有眼儿，极易蒙蔽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闫维谦提出和肖江当面对质。肖江心里有鬼，不敢见闫维谦的面，借口说闫维谦几十年来一直是自己的上级领导，而且表情威严，批评人不留情面，自己见了他就像老鼠见了猫，嘴唇光打哆嗦说不出话来。显然，这是做贼心虚。岂料专案组竟然相信肖江的鬼话，闫维谦越要求和肖江对质，他们就越怀疑闫维谦有问题，始终不安排两个人见面。
谷小改写申诉材料反问肖江，你为啥单说我的母亲而不提我的父亲？不提我的大哥大嫂？他们都是为掩护、转移八路军伤病员而英勇牺牲的。一天之内，我谷家就有三位亲人为抗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这在整个晋察冀边区也是头一份。我父亲、大哥和大嫂，都是晋察冀军区、边区政府授予抗日英雄和革命烈士光荣称号的，聂荣臻和宋劭文亲自出席过他们的命名大会。你肖江当时就在现场，难道没有看见？莫非瞎了眼？
面对谷小改义正词严地反驳，办案人员的答复竟然荒唐到难以想象的地步：你或许没有多大问题，但不该嫁给有问题的闫维谦。没有办法，到“牛棚”里呆着去吧，这也是夫唱妇随嘛。后来，随着运动的不断升级，专案组又把两个人投进了监狱。
相比之下，谷永亮在部队的情况稍好一些，因为部队没有搞运动。肖江的材料寄到部队后，部队首长找谷永亮谈过话。谷永亮一是一二是二，把事情的来龙去脉都向部队领导做了详细汇报。他承认自己有一只家传的血珀手串，确实是当年慈禧太后赏给爷爷谷家尧的，后来按照谷家先祖订立的规矩传承到了自己手里。谷永亮说，肖江检举自己衣兜里装着毛主席语录和血珀手串，还真有过这回事。谷永亮从小就非常喜欢这只做工精美、色彩艳丽的血珀手串，参军前总是拿在手里把玩。参军后，手串不能带到部队，只有探亲回去时才能看一看摸一摸戴一戴，有时就装在身上的衣兜里，以便随时拿出来把玩。看到这只血珀手串，谷永亮就想起了牺牲的爷爷、爸爸和妈妈。因为当时部队要求全体指战员做到“语录不离手”，所以谷永亮探亲在家时，衣兜里就时时刻刻装着一本毛主席语录。谷永亮小时候在元浦村老家就认识肖江，常喊他肖叔叔。来到安州后，肖江又和姑父兼养父的闫维谦在同一机关工作，谷永亮见到他感到很亲切，所以每次探家回来都去看望肖江。他万万没有想到，烧香引出鬼来，姓肖的竟然反咬一口，丧心病狂地诬陷他们一家三口是坏人。谷永亮真恨不得一枪把肖江毙了！
得知养父母被投进监狱，谷永亮急忙请假回家，找到有关部门申诉：既然肖江检举闫维谦在晋察冀边区有投敌变节行为，为什么不派人去调查？怎么能单听肖江一面之词就把人关进监狱？部队首长也来电来函表态，说假如谷永亮的养父母生命安全发生意外，影响到谷永亮的工作和生活，相关部门和人员要担负全部责任。
在谷永亮和部队领导的要求下，专案组决定派人到封平县元浦村调查。外调任务落到了安州市委办公厅干部王远强和潘玉庚的头上。王远强和潘玉庚虽然也参与了清理阶级队伍，但他们原先都是闫维谦的属下，心地都很正直、善良，坚信老领导闫维谦不是坏人，于是下决心在这次外调中把事情搞个水落石出，还老领导一个清白。
知道王远强和潘玉庚要去元浦村外调，就在他们乘坐的火车快要开动时，谷永亮急匆匆地跑过来，递给他们俩一张小纸条，请求他们到元浦村后务必立即交给谷大豹和谷永旺。来到元浦村，万幸的是刘杨接待王远强和潘玉庚，如果是张永革接待或在场，这个小纸条不一定能递到谷家父子手里，闫维谦和谷小改能否从监狱里出来还是个未知数。
王远强和潘玉庚在元浦村住了三天，从浦南浦北找了四十多个人当事人了解情况，除谷、刘两大家族外，还在赵、姜、贾、张等十多个小户姓人家中做了深入细致地调查。乡亲们都说，闫维谦是个为民谋求福祉的好区长，所谓的通敌叛变指控纯粹是无中生有，胡说八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