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版印刷的起源及早期的发展
中国古代发明的印刷术是中国对于世界文化的重要贡献之一。版画艺术是雕版印刷的一个重要方面，曾以多种形式深深植根于人民生活，千余年来成为文化、美术的有力的普及工具。版画艺术包括书籍的插图（有说明作用的图解，特别是技术性的医药、地理等类书籍的插图，以及连环画式的插图和佛经引首扉画等），年画及其他节令风俗画，以及独幅的风俗画等。版画艺术的密切联系着人民生活及其需要的优良传统，可以从版画和雕版印刷的悠久的历史发展中得到说明。
雕版印刷技术在中国最早开始。像下面这样的历史材料都还是被态度慎重的历史学家所怀疑的：新疆曾出土一页残破纸片，上面有两行残缺不全的文字：“……官私……延昌三十四年甲寅……家有恶犬行人慎之……”（延昌三十四年是公元594年，是吐鲁番地方古代一个地方政权“高昌国”的年号）看来很像印刷品。又古书上记载隋开皇十三年（593年）曾下诏提倡佛教，其中“废像遗经，悉令雕撰”曾被解释为雕版印刷佛像或佛经。这些材料虽有待进一步证实，但9世纪时，雕版印刷已广泛流行的事实则是完全被证实了的，而且那时雕版印刷的流行是为了能够以极大的数量适应人民群众的需要的。显著的例证是很多史料都谈到了历本和韵书（以注读音为主要目的字典）的刻印。
唐德宗时（公元780-804年）冯宿上奏章说每年政府的新历还未颁布，四川、淮南等地出版的历本已满天下，因而请求政府加以禁止（农历要每年计算月长月短以及二十四节气在一年中的排定，古代都是由皇家的天文学家计算，用皇帝的名义颁布施行）。唐文宗在公元835年曾禁止诸道州府，不得私置印刷历本的木版的诏令是见于记载的。唐朝末年，江东商人因为贩卖的历本上大小尽各有不同，而引起了争执。唐代历本的实例有敦煌发现了乾符四年（877年）和中和二年（882年）的两个残本，此外敦煌也发现五代和北宋时代的历本。中和二年历本是“四川成都府樊赏家”刊行的。四川出版的韵书，在日本和尚宗叡在通六年（865年）带返日本的佛经和其他书籍的目录中，就有唐韵和玉篇各一部。四川在唐代已经成为印刷中心，公元883年一个官吏柳玭在成都城东南的书铺里看到雕版印刷的“阴阳杂说、占梦相宅、九宫五纬之流”的迷信书和“字书小学”等字典之类。当时在群众中有地位的文学书也被雕版印刷，如白居易的诗歌由于受欢迎，在浙江一带有印本沿街叫卖，并且人们可以用来换取茶酒。这是白居易的朋友元稹在公元824年为他的诗集作的序文中谈到的。五代时候，四川雕印文学书尤其盛行，而特别是当时的新从民间文学中发展起来的词典。也有个人为自己的作品刻书的，如官僚词人和和尚诗人兼画家的贯休都刻印了自己的集子。西蜀的宰相毋昭裔曾刻“文选”和“初学记”，起因是他年轻的时候向人借书不得，于是发誓在显赫以后要刻版印行，让读书人都能很容易的看到。
由以上这些片段的记载可见雕刻印刷在民间最迟自唐代末年，9世纪起已发展起来。刻印的中心有成都、淮南（安徽）、江浙。所刻的书以民间日常需用的日历、字典、诗歌文学和宗教迷信书为多。
唐代雕版印刷的重要实例，也是全世界现存的第一部完整的印本书，是唐咸通九年（868年）刻的《金刚经》卷子。全卷是七张纸拼成，第一张引首扉画为佛在祗树给孤独园长老须菩提说法图。这是中国版画史上现存的第一件作品，线纹流利，细致，经文、字体、笔画也极精美规整，表现出雕刻技术已非常成熟。此一现象之特别值得注意，乃是它可以说明，雕版技术应该在此之前早已开始了。这一幅引首扉画的构图形式成为此后佛经扉画的标准格式。
敦煌还发现有捺印的千体佛像残幅，是墨印的成排的小佛像，再用笔加彩。五代时期的单幅的《毗沙门天王图》和《救苦观世音菩萨图》制于晋开运四年（公元947年），是敦煌的统治者曹元忠为了祈福而大量印制的。这一些作品和敦煌发现其他印本佛像以及杭州雷峰塔倒坍后发现塞在砖心中的宝箧印陀罗尼经（吴越王钱俶在公元975年造）同为版画史上罕见的早期的作品。这些佛教的宣传品之所以雕版印刷也是因为可以达到大量流通的目的，按照佛教的规定，成千成万的传播佛像和佛经是祈福的重要方式。
宗教迷信的书籍和图画书籍雕版印刷流传，是因为在封建社会中，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进步都不能摆脱落后的阶级社会的限制和剥削阶级的统治。由于同样的原因，从五代开始，统治阶级更着手大规模的来利用这一人民创造的传播文化的工具。
五代时，在政治情况不断变化中仍能一贯保持自己的显赫地位的冯道，看到江南和四川来的人贩卖印版的文字，内容很多，但是没有儒家经典，于是在他的倡议下，用官府的力量以国子监的名义印了卷数浩繁的儒家经典共11种，从公元932年开始到953年完成。这批经典的版本是雕版印刷历史上有名的五代“监本”。自此以后，历代国子监都把印儒家经典作为自己的工作。
北宋的国子监在汴梁和临安，南宋在临安都进行了雕印儒家经典的工作，金、元则在山西平阳设立了“经籍所”，宋代各地方政府也进行刻书。宋、金、元官府刻书的范围已逐渐扩大，并包括了一些重要的历史书、子书（古代思想家的著作）、文学（诗文集）和技术书（特别是医学和算学）。北宋末年汴梁国子监的书版和工匠被金人掠到山西平阳，南宋末年临安国子监的书版在明代初年集中到了南京。明代官府刻书种类虽更繁多，但特别着重的是四书五经及其注释，科举文章的参考书（如：古文真宝，古文真粹，宣传唯心思想的“性理”的哲学书，等等）。明代分封在各地的皇族藩王也多利用刻书聚集一些文士。康熙、乾隆时期除了刻经史以外，更刊印皇帝的诗文集和用皇帝名义编撰的各种百科全书，乾隆武英殿殿版书共147种。
宋代开始的另一根据统治阶级意旨进行的大规模雕版印刷是全部佛经和道经的出版工作。宋初开宝年间在四川雕印了整部《大藏经》，共费时12年（公元971—983年），全书共5000多卷，当时并以之赠送朝鲜、日本和越南各国。这部藏经在中国雕版印刷史上很有名，称为《开宝藏》。宋代政和年间又刊印了全部道教经典：《万寿道藏》五百余卷。宋代以后，金、元、明、清各代都曾屡次编纂并刻印全部佛经和全部道经，其中也有不是直接由皇家主持的，例如有名的《赵城藏》的雕造是金皇统八年至大定十三年（公元1148—1173年）25年间由山西解州天宁寺在民间自行募集而进行的。
在这一些直接为统治阶级所支配的雕版印刷事业中，版式的设计，字型的设计和雕制及印刷的精美而有显著的艺术价值：这些印刷物中也有版画插图，除了科学技术性的图解插图以外就是一些教育性质的插图，例如宋代雕印的《三朝训鉴图》、《列女图》、《营造法式》（建筑术）和《三礼图》（考古学）等。宋代还曾雕印过《耕织图》。
明清时代戏曲小说的版画插图
版画插图是有力的普及工具，闺范、列女传、状元图考、三教搜神大全、儒教列传之类内容浅显有插图的书格外盛行。这一类的书的插图虽也有较好的，特别是在雕印技术上有一定成就，其中也出现若干来自生活的真实的形象。
版画插图也被用来形象地介绍科学的和技术性的知识，成为一种具有说明作用的图解。宋代以来和商业资本一齐发展着的生产技术尤其提出了这样的要求。《齐民要术》（手工业）、《农政全书》（农业）、《军器图说》（军事）、《灸经》、《本草》（医药），以及一些地方志等都利用了插图。
为版画插图艺术的发展与繁荣提供了真正的基础的是文学作品，特别是市民文学的戏曲小说，它表现了丰富多样的生活内容，对于社会的矛盾进行了揭露，对于一些社会现象作了善恶的判断，而深入细致地刻画了人民的思想、感情、心理、意志和愿望。虽然其中也有封建性的糟粕，而且在明清之际的某些戏曲小说中，士大夫们也有意地想把自己的东西插进去，但市民文学的戏曲小说是最具群众性、民主性的一种艺术形式，人民的爱好抉择与道德的判断就决定了它的艺术力量。戏曲小说所供给的生活内容是版画插图的艺术的生命。
宋、元之际，杭州、建安的插图本平话小说的前驱。14世纪南京成为朱元璋的都城以后，印刷事业发展起来，16世纪的南京成为版画插图的中心。
元代建安虞氏所刊刻的《全相三国志平话》、《全相续前汉书平话》、《全相武王伐纣平话》等是重要的代表作品，其版式都是上图下文，虽以文为主，但有连环图画的性质。画面景物单纯，在同一平面构图上不着重表现空间深度，而人物形象异常真实生动，甚至深入细节。可见是以刻画人物为主要目的。建安插图本的风格直接影响了南京。
南京富春堂和世德堂所刻的“传奇”可以作为在建安风格影响下的南京版画插图的代表。富春堂刻的传奇多是无名作家的作品，每10种一套，大概共有10套，计100种。内容是多样的，有历史故事，英雄人物的传说，民间流行的传说，爱情故事等等。“传奇”是明代从江南舞台上流行起来的一种戏曲形式，富春堂和世德堂的传奇，版式相同，每本都有全幅的插图十余幅。插图的绘制和雕刻的风格质朴，线纹转折较硬，并利用了粗黑的宽线，形象因而突出，构图上虽有简单的布景，但画面组织上是根据了舞台场面，走在旅途上的人和坐在家里盼望等待的人可以同时出现在一个画面中：室内室外不分；人物之间的距离一般的过于接近；这些都看出是舞台场面痕迹。人物形象很生动，虽是根据剧本类型化，但动作的达意和表情都很鲜明并且有力。
富春堂和世德堂的传奇已经翻印出来的有30余种。其中有镌刊着年号的“万历辛巳”（1581年）《王商玉玦记》。此外，风格与富春堂等相同的插图有南京刘龙田本的《西厢记》和北京印弘治本《全相奇妙西厢记》（1558年刊本）都是重要的代表作品，也可以说明建安风格的流行。弘治本《全相奇妙西厢记》上图下文，版式也和元代建安刊本相同。
富春堂和世德堂都是唐姓书商经营的，唐某有时用“唐对溪”的名字。另有唐姓的“文林阁”和陈姓的“继志斋”也刊印了一些传奇剧本。在这些刊本中出现了明代版画插图中另一重要的风格，即所讲的“徽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