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运动会开幕式上，他还致词说：“运动会是一种教育，是一种训练，不是一种游戏。”他还说，“大家都在跑，而得奖的只有一人。假如按照平时的成绩，已经知道某人一定会夺得锦标，难道我们就不参加了吗？不，大家还应该参加。有了我们的加入，他才会有第一；没有我们的陪衬，他一个人算不得第一。正确的态度是：他得他的第一，我们搞我们的训练；他的光荣，也是我们的光荣。这才是真正的体育精神。”在开幕词结束时，他还说：“祝诸君人人有光荣的胜，人人有光荣的败！”
拿这个标准来衡量，可以看出体育比赛不仅仅是一种对抗，更是一种合作，所谓重在参与就是体育精神的具体体现。如果以为在国际比赛中夺得锦标就是光荣，就意味如何如何，其实是一种偏私狭隘的见解。用这种态度来对待体育，永远也无法摆脱输不起的阴影。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再过几年，万众瞩目的奥运会就要在北京召开，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小自运动员人格、大到国家的国格就会有缺陷。到那时，即便获得更多奖牌，又有什么用？
胡适倡导的体育精神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适用于体育比赛也适用于其他领域。1948年初，胡适得知李宗仁准备参加副总统竞选，认为这是实行宪政后的第一次大选，要多些人参加才能充分表现民主精神。他给李宗仁写了一封信，信中抄录《中国公学运动会歌》的第一段，并且说：“第一虽只有一个，还要大家加入赛跑，那个第一才是第一。”可见无论是体育还是政治，都要提倡“重在参与”，不应该唱独角戏。
1929年7月，中国公学18级学生毕业，胡适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讲了一番话。
诸位毕业同学：
你们现在要离开母校了，我没有什么礼物送给你们，只好送你们一句话罢。这一句话是：“不要抛弃学问。”以前的功课也许有一大部分是为了这张毕业文凭，不得已而做的，从今以后，你们可以依自己的心愿去自由研究了。趁现在年富力强的时候，努力做一种专门学问。少年是一去不复返的，等到精力衰时，要做学问也来不及了。即为吃饭计，学问决不会辜负人的。吃饭而不求学问，三年五年之后，你们都要被后进少年淘汰掉的。到那时候再想做点学问来补救，恐怕已太晚了。
接下来，胡适针对一些人的想法，谈到所谓没有时间、不具备条件都不是问题，真正的问题是你对自己负不负责任。在此基础上他告诫自己的学生：“学问便是铸器的工具，抛弃了学问便是毁了你们自己”。
这里涉及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上大学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是为了解决“饭碗”问题，还是为了让生命更有意义？如果把大学文凭当作“抢饭碗”（蔡元培语）的敲门砖，一旦文凭到手，就意味着万事大吉。许多人以为自己不在研究单位就不需要做学问了。有些人即便在研究单位，也对学问没有真正的兴趣。这恐怕是多少来我国“人才死亡率”高居不下的主要原因。
其实，即使是为了吃饭，学问也具有长久的竞争力，这是常态社会的通则，至于文革那样的变态社会，则是另一回事。因此，在目前的社会机制不可能为年轻人提供足够就业机会的情况下，不要抛弃学问，乃是每一个人的最好选择。何况，人生的目的绝不仅仅是为了找到一碗饭吃。
胡适认为，生命的意义是每个人赋予它的，“人生固然如梦，但一生只有这一场做梦的机会”。因此，要想“努力做一个轰轰烈烈像个样子的梦”，而不是“糊糊涂涂懵懵懂懂混过这几十年”光阴，唯一的选择就是不要抛弃学问。
一位校长能够办好一所大学，这是他的本分，不值得夸耀。如果他在办好大学的同时，还能时刻关注社会动向，履行文章报国的义务，才令人钦佩。也就是说，“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不算什么，“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才是英雄。
1929年3月10日，在《新月》第二卷第一号《编辑后言》中，提到要办一个思想性刊物。这是由于《新月》是“专载长篇创作和论著的”，因此“我们几个朋友”决定在这个月刊以外再办一个周刊或旬刊，取名《平论》，由“平论社”发行，无非是想说几句平正的话，表示一个平正的观点而已。
3月23日，徐志摩、梁实秋、罗隆基等人造访胡适，劝他担任《平论》主编，胡推辞不掉，只好答应，并商定于4月1日出报。3月25日，胡适为《平论》撰写一千六七百字的发刊词。文章说：“近两年来，国人都感觉舆论的不自由。在‘训政’的旗帜之下，在‘维持共信’的口号之下，一切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都得受种种的箝制。异己便是反动，批评便是反革命。报纸的新闻和议论至今还受检查。稍不如意，轻的便停止邮寄，重的便遭封闭。所以今日全国之大，无一家报纸杂志敢于有翔实的记载或善意的批评。”
接下来，文章分析了没有言论自由的严重后果，指出这是一个民族的最大耻辱。然后又明确表示：我们是爱自由的人，我们要我们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
我们不用说，这几种自由是一国学术思想进步的必要条件，也是一国社会政治发送的必要条件。
我们现在要说，我们深深感觉国家前途的危险，所以不忍放弃我们的思想言论自由。
我们的政府至今还在一班没有现代学识没有现代训练的军人政客的手里。这是不可讳的事实。……
随后，胡适还写过一篇文章，题为《我们对于政治的主张》。文章说：我们都没有党籍，也都没有政治派别。我们的唯一目的是对国家尽一点忠心。所以我们的政治主张不用任何党义作出发点。我们的出发点是中国的实在需要，我们的根据是中国的实在情况。
我们不想组织政党，不想取什么政党而代之，故对现在已得中国政治权的国民党，我们只有善意的期望与善意的批评。我们期望它努力做的好。因为我们期望它做的好，故愿意时时批评它的主张，组织，和实际的行为。批评的目的是希望它自身改善。
在这篇文章中，胡适还谈了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党的地位应该同民治国家的议会相仿；第二，各级党部的经费应该靠党费支付，党的机关应该大大裁减；第三，除了行政独立外，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也必须独立，不受党和行政机关的牵制；第四，军队应分期裁遣，不可借“国防”的名义保留军队；第五，国家应该靠联邦制来实现统一。
1929年3月29日，胡适与徐志摩等人为《平论》再次碰头，因稿子的份量不够，遂决定推迟到4月10日出刊，但未能如期面世。到了4月21日，平社在胡适家第一次聚餐，参加者除梁实秋、徐志摩、罗隆基外，还有丁西林、叶公超、吴泽霖。随后，平社每周聚餐一次，并增加潘光旦、张禹九、唐庆增、刘英士、任鸿隽等人。然而这份刊物始终没有问世。
1929年4月20日，正好是平社举行第一次聚餐会的前一天，国民政府下达保障人权的命令。第二天，胡适从报上看到这个命令，当即表示怀疑。半个月以后，胡适草成《人权与约法》一文，对这一命令提出严正质疑：第一，命令认为人权由“身体、自由、财产”组成，却对这三项没有明确规定，这是很重要的缺点。
第二，命令只是禁止“个人或团体”侵犯人权，却回避了政府和党部对人权的侵犯。
第三，命令中所谓依法惩办，不知道依的是什么法。
文章说，事实上中国的人权从来就没有法律保障，因此要保障人权，首先应该制定一部宪法或约法，否则，保障人权就是一句空话。
随后，他又写几篇文章，掀起一场关于人权问题的大讨论。在《知难，行亦不易》中，他公开批评孙中山的“行易知难”说；在《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中，又对孙中山的《建国大纲》提出质疑；在《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中，更是直截了当指出：今日国民政府所代表的国民党是反动的，所以他们天天摧残思想自由，企图以压迫言论自由来达到思想的统一。
这些文章在《新月》和《吴淞月刊》发表后，立刻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蔡元培称“大著《人权与约法》，振聩发聋，不胜佩服”。张謇之子张孝若说：“先生在《新月》所发表的那篇文字，说的义正词严，毫无假借，真佩服先生有识见有胆量！这种浩然之气，替老百姓喊几句，打一个抱不平，不问有效无效，国民人格上的安慰，关系也极大。试问现在国中，还有几位人格资望够得上说两句教训政府的话？”他还写了一首诗赠予胡适，表达了自己的感想与担忧，并嘱咐不要发表。该诗可以在1929年9月10日的胡适日记中找到：许久不相见，异常想念你。
我昨读你文，浩然气满纸。
义正词自严，鞭辟真入里。
中山即再生，定说你有理。
他们那懂得？反放无的矢。
一党说你非，万人说你是。
忠言不入耳，劝你就此止。
这些文章能够问世，表明当时社会还是有一定言论空间的，针对这些文章，有人提出不同观点，也很正常。不正常的是，上海、北平、天津、江苏、青岛等地的国民党党部坐不住了。他们纷纷召开会议，认为“中国公学校长胡适，公然侮辱本党总理，并诋毁本党主义，背叛政府，煽惑民众，应请中央转令国府，严予惩办”。国民党中央训练部根据这些无理要求，也认为胡适文章“超出学术研究范围，泛言空论，错误甚多”，有失大学校长尊严，并损害了党政形象，要求教育部严加警告。
9月下旬，教育部根据上面指示，向中国公学发出训令，要求对胡适提出警告。对此，胡适在写给老朋友、教育部长蒋梦麟的信中，义正词严地说：“这件事完全是我胡适个人的事。我做了三篇文字，用的是我自己的姓名，与中国公学何干？你为什么‘令中国公学’？该令殊属不合，故将原件退还。”不过，另一位老朋友张元济却劝他应置之不答，以保我尊严。张元济还说，如果在“前清康雍之朝，此事又不知闹成何等矣，毕竟民国政府程度不同。”
尽管张元济的说法不无道理，但问题是国民党地方组织为什么会如此嚣张？对此，一些外国媒体道出其中奥妙。《新时代》指出：由于中国国民党和苏联共产党一样，“是至高无上的政治团体，不容忍敌对党派”，再加上胡适的批评被认为是“公然侮辱本党领袖孙中山先生”，而死去的孙中山已经被神化，因此他们要严惩胡适。《纽约时报》也指出，胡适是“现代中国最英明的、最有建设性的领袖之一，……他正致力于中国思想和教育的现代化过程。现在他受到谴责，并不是因为其个人的政治抱负，而是因为他的那种直言不讳的习惯使他敢于提意见，在国民党人的统治下，一切并不像外界所相信的那么美好。尤其，他对以己故孙中山博士的名义提出的一些经济学说的正确性提出质疑。他的罪责不在于他不同意如此多的观点，而在于他道明了几分真理。”
尽管《平论》未能问世，但是平社的活动一直在进行。1930年4月，胡适为他的那篇著名文章《我们走那条路》撰写“缘起”时说：“我们几个朋友在这一两年中常常聚谈中国的问题，各人随他的专门研究，选定一个问题，提出论文供大家的讨论。去年我们讨论的总题是‘中国的现状’，……今年我们讨论的总题是‘我们怎么解决中国的问题？”这篇文章就是第二个问题的引论。在这篇文章中，胡适提出中国的真正问题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解决这些问题不能靠制造专制的暴力革命，而应该采用科学的知识和方法，一步一步地进行改革。
鉴于当局的压力，特别是在立案问题上有意刁难，胡适终于辞去校长职务。1930年初，他正式提出辞呈，学校董事会几经挽留，终于接受他的请求，并决定由公学的第一任总教习马君武继任。遗憾的是，胡适去职后，中国公学风潮又起，为匀马先生也被迫离去。在此期间，学校总务长丁某被指控有贪污行为，胡适还为丁辩诬，体现他“为人辩冤白谤，是第一天理”人格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