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春，胡适在美国留学已满七年，完成了博士论文。他在美国留学期间，曾积极给《新青年》杂志投稿，鼓吹文学改良，用白话文写诗作文，成为当时国内新文化新思潮的一员健将。当时，《新青年》杂志主编陈独秀，刚受北京大学蔡元培校长特聘出任北大文科学长。经陈独秀鼎力举荐，胡适被聘为北大文科教授。
这一年，胡适26岁。他到北京大学文科，主要讲授中国哲学、英文修辞学课程，他在美国所写的博士论文就作为北大哲学课的讲义。26岁的胡适，刚进入社会做事就拿260银元的月薪。而他住的北京大学教员宿舍是免费的，9银元的教授伙食已很丰盛，当时北大的学生在食堂包伙仅5.6银元，因而胡适每月还有200多银元的节余。后来，胡适和安徽同乡高一涵在校外合租一处僻静的住房，每月租金仅6银元，每人仅出3银元。
胡适在北大上课一个月后，就被正式确为本科一级教授并加薪。当年10月25日胡适写信给母亲说：“适在此上月所得薪俸为260圆，本月加至280圆，此为教授最高级之薪俸。适初入大学便得此数，不为不多矣。他日能兼任他处之事，所得或尚可增加。”如此看来，当时胡适在北京大学的经济生活，要比他在美国的日子优越得多。因而，他很满意，从此安心于学术研究。
胡适从小十分孝顺，不愿违背母亲的心愿，回国在北京大学工作以后不久，便按照约定回老家迎娶了江冬秀。胡适早在13岁时由母亲做主与40里外江村的江冬秀订了婚约。胡适和江冬秀在当年12月30日结婚，没有度完蜜月，于1918年1月下旬独自回北京继续教学。
胡适在北大当教授时，从不到别的大学或机构去兼职，潜心当教授做学问，并不抱怨教授的薪金高低，而是十分履职，十分敬业。蔡元培在后来回忆时曾谈到：“自陈独秀君来任学长，胡适之、刘半农、周豫才（鲁迅）、周启明诸君来北大任教员，而文学革命、思想自由的风气，遂大流行。”北京大学形成了新文化人群体。
当时银元升值，而中国银行发行的“钞票”贬值，胡适每月的薪水以现大洋支取，一银元可以兑换钞票一元八角左右。胡适写信给母亲，谈起准备在北京租赁一所较大的四合院。胡适租赁的房子在钟鼓寺14号，共有17间房屋，一进门是九间正房，两侧为厢房，旁边有耳房。正房是寝室和书房，两厢为客房及会客室。五间偏房作厨房及佣人住处。厨房比较小，庭院也不算宽大，有几棵小树，几盆夹竹桃。那时，胡适任教不久，又是新婚刚过，尚无多少积蓄，但还是租赁了在今天大学教授们看来想都不敢想的这座四合大院。
天生才子加上留学美国的经历，再加上他十分勤奋，讲课之余经常发表文章，出版著述逐渐增多，于是使胡适很快成了国内文化名流。由于稿酬源源不断，他的经济状况更阔绰了。当时商务印书馆曾慕名希望胡适兼职，许以月薪300银元。其好意被胡适婉言谢绝，表示要继续为北京大学效力。
1931年的时候，经推举，胡适担任了北京大学文学院长兼中文系主任，月薪600银元，加上稿酬、版税等，每月实际收入可达1000元以上，约高出当时其它教授收入一倍左右。于是，他在北京的住处也越来越宽敞，并雇佣了门房、厨师、女佣、杂役和司机等。经济的富足和生活的惬意，也使胡适著述立说的热情空前高涨。从1930年底到1937年7月抗战爆发前夕，胡适住在北平的7年间，共计正式出版的专著、选集就达20多种，为他一生中著述立说的黄金期和高峰期。
胡适作为一个留美归来的新式文化人，他做到了自诩的“自食其力、自行其是、自得其乐”，他的经济收入主要来自教授薪俸、讲演和稿酬版税，因其是国内文化名人，稿酬自然比较高，经济收入和生活条件远比其他教授优越得多，日子过得当然很惬意了。
其实，古往今来的中国知识分子也都是比较讲究实际的，因而在他们身上的理想主义色彩远没有西方知识分子那样强烈，他们虽然也有理想、目标和追求，但他们所追求的理想和目标，第一个就是让自己先过上富足、小康和惬意的幸福生活，诸如，有相当不薄的收入，有宽敞明亮的住房，有豪华漂亮的汽车，有佣人帮着做些家务等等。当然，这主要是指胡适这样一类知识分子了。
充满远大理想和宏伟志向的中国知识分子自然也不乏其人，比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等，虽然同为北大教授，他们所选择的理想和志向却与胡适大不相同，走的完全是另一条道路。他们不懈努力、追求理想、向往真理的精神永远被人们所敬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