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洁与贪腐从古至今都是一对儿矛盾的结合体，它们缠绕在一起，进一步就是廉洁，退一步就是贪腐。这样复杂纠结的关系，让许多官员深陷其中无法自拔，他们努力想摆脱贪腐，努力向廉洁靠拢，可是贪腐总会时不时来纠缠他们。其实，是贪腐还是廉洁完全在于为官者的内心，只要内心没有一点贪腐的杂念，就能静下心来，实际的行动上也自然会这样表现。不要去在意那些外部的骚扰，做自己想做的正直官员！
将你的正直公之于众
“官箴如是说”
凡行事必须先立定见，始终不易，不至为奸吏所摇动。如钱粮、刑名、科差、造作，皆当有一定之见，使吏胥不能测其机锋。若吾机可测，则吏胥左右逢迎，巧生奸计，以此易彼，诬轻为重，卖弄桩配者多矣。持循既久，信孚于民，吏胥虽欲借倩，其可得乎？
——《官箴》正这篇
“原文可以这样读”
凡是行事必须先树立明确的主张，自始至终不可改变，才不至于被奸吏所动摇。比如钱粮、刑罚、征收财物、摊派劳役、工程建造，都应当有一定的主张，使小吏不能探测出自己机敏的才思。如果我的才思能够被人探测出来，那么小吏就会左右逢迎，巧妙地生出奸计，将这个变成那个，将轻的说成重的，卖弄手段，附加摊派的情况就会很多。如果官员能够长久地遵循明确的主张，对百姓讲究信誉，那么，小吏即使想借用权力，可能得到吗？
“官箴活学活用”
做领导的人态度很重要。官场事务错综复杂、千头万绪，如果遇事没有一个明确的态度，就容易被卷入是非的旋涡中。一旦你态度模糊不清，就会被别有用心的人抓住把柄，将你本来的意思加以扭曲，到处恶言中伤你。谁让你的态度不明确，怎么说都说得通呢？就如一个正直的官员，如果新到一个部门上任，可能有人向他行贿，但是他坚决不接受，无论多少，是什么东西，他都不接受的话，别人就知道这个官是个清官，以后也不会来找他了。但如果你碍于情面收了一次，即使以后不想再收，但谁让你态度不明确，那些小人会抓住你受贿的那一次说事，让你无从辩解。
唐太宗的开国功臣房玄龄虽身居相位，却从不居功自傲，更不贪权图利。唐太宗曾经召集大臣议论世袭之事，并封房玄龄为宋州刺史，更爵梁国公。唐太宗之所以要封房玄龄为宋州刺史，目的是为了让房玄龄的子弟世袭。但房玄龄觉得自己身为宰相，应为众大臣做出榜样，树立不贪图功名的明确态度，这样才能上行下效，便上奏唐太宗说：“陛下，臣已身居相位，又封宋州刺史，这样恐使大臣们追逐名利，惑乱朝政，臣以为不妥，请陛下先罢臣的刺史职位，以正大臣视听。”
唐太宗深以为然，便依了房玄龄的奏折，只封其爵梁国公。房玄龄辞谢了宋州刺史之后，朝中大臣纷纷仿效，辞去能世袭的官职。唐太宗非常感慨地说：“上行下效，朝中大臣今日能如此行动，旨玄龄之功也！”
后来，房玄龄加太子少傅，当他初至东宫见皇太子时，皇太子欲拜之。房玄龄慌忙躲避一旁，坚辞不受。他认为自己虽然是宰相，但是那毕竟是太子，主臣有别，不能受此大礼，态度一定要明确。东宫的诸色人等，见当朝宰相如此谦虚恭谨，不由得暗中称赞，都说他是亘古未有的贤相。
房玄龄作为群臣中的领导者，处处以谦虚谨慎的态度和大家风范影响着众大臣，对唐王朝的安定和繁荣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贞观三年，房玄龄以宰相身份主持评议百官政绩，治书侍御史权万纪觉得不公，便上奏唐太宗，要求治房玄龄之罪，唐太宗派侯君集推问此事。魏徵上奏为房玄龄辩护说：“房玄龄乃朝廷旧臣，素以忠直为陛下看重，而且他所考评之人，数以百计，怎么能没有一两人不当者？况且权万纪自身也在考堂之上，其身不得考，便有如此结论。他这是要激陛下之怒，不是竭诚为江山社稷考虑啊。”唐太宗于是并没有追究此事。
尽管房玄龄忠心耿耿，但也有人对他不满，出言诬陷他。同中书门下三品宋国公，性格狷介，与群臣多不和。他见房玄龄深得唐太宗赏识，便心生妒恨，乘机向唐太宗进谗言说：“房玄龄与中书门下诸位大臣，朋党不忠，陛下不知详情。他们执权顽固，只是未反罢了。”
唐太宗说：“你说得过分了吧！我让房玄龄来做股肱之臣，就应当以诚待之。人不可求全责备，应舍其所短，而取其所长。我虽不聪不明，还不至于不知善恶好坏！”
宋国公听了唐太宗的话，非常羞愧。唐太宗念其有功，不忍加罪。唐太宗对房玄龄的信任，由此可见一斑。
后来，房玄龄因微过被谴，归于府第。褚遂良上奏说：“玄龄自义旗之始翼赞圣功，武德之季冒死决策，贞观之初选贤立政，人臣之勤，玄龄为最。自非有罪在不赦，搢绅同尤，不可遐弃。陛下若以其衰老，亦当讽喻使之致仕，退之以礼；不可以浅显之过，弃数十年之勋旧。”唐太宗觉得褚遂良说得有理，便有些后悔，急忙派人召回房玄龄。
房玄龄之所以能受到各位大臣的极力维护，正是因为他为官几十载始终有明确的态度，既不结党营私，也不骄傲自大，与人无争，大臣们都纷纷为他的态度所折服，都愿意为他鸣不平。一个态度明确的官员是最容易从众官员中突显出来的，人人都能看得清清楚楚。
元世祖至元年间，李仲谦由嘉兴路的一个小官调往浙西按察司主管文书。李仲谦为人廉洁耿直，精明能干，工作干得非常出色。因对拉关系走门路的行为深恶痛绝，所以他从不去上司那里套近乎，每天从官府办完事回到家里，把门一关就孜孜不倦地钻研学问。由于他只是一个小官，所以俸禄非常微薄，靠这微薄的收入来养活父母兄弟和他自己的妻子儿女，经济非常拮据。为了缓解生活压力，他就让他的妻子日夜不停地纺织布匹，拿到集市上卖了，以此贴补家用。
李仲谦只有一件布衫，因为平时要穿着去官府办公，需要洗涤或是缝补，就得等到官府放假休息的时候。若这时候有客人来访，他就不得不让他儿子出来向人家道歉说：“实在对不起呀，我父亲正在家收拾衣服，不能出来见您，请您多多包涵。”
按察使雷彦正有一次和他开玩笑说：“你外边穿个布衫，是不是在里面藏着珍珠？”李仲谦听了也不答话，慢慢地走到自己的书案边，写个辞呈朝几案上一放，转身走了。雷彦正非常后悔自己胡乱说话，忙亲自到李仲谦家中向他赔礼道歉，请他重新出来办事，但李仲谦始终没有答应。
雷彦正调走后，又来了一个按察使。这个按察使得知事情原委后，也亲自去请李仲谦，李仲谦这才又出来办事，后来他官至行台御史。
像李仲谦这样心志端正的为官者，始终态度明确，宁可不做官，也不可使自己的人品受到怀疑，而这样的人也终究会因其品行得到上司的认可的。
毋庸置疑，李仲谦算是一个有铮铮铁骨之人，虽然他辞官的做法有待商榷，但是他这种态度是绝对没有问题的，所以仍然能得到上司的认可。俗话说，态度决定一切，官场上也同样适用这条法则。做领导的人，无论是自我修养、对领导和下属的态度，还是对工作的态度，都应该明确无疑，这是为官者的重要原则。
名节万不可毁在小贪上
“官箴如是说”
凡名士大夫者，万分廉洁止是小善，一点贪污便为大恶。不廉之吏如蒙不洁，虽有它美，莫能自赎。
——《官箴》持廉篇
“原文可以这样读”
凡是著名的士大夫，万分的廉洁只是小的善行，一点贪污就是大的罪恶。不廉洁的官吏如果蒙上不干净的名声，即使有其他美好的方面，也不能够自行开脱了。
“官箴活学活用”
《官箴》的作者汪天锡不愧是官场老手，一语点中要害，的确，身在官场就如上文中所说的那样。哪怕你以前一直兢兢业业，哪怕你以前有过功绩，但是只要你有一点点的贪腐行为，如果被人发现了，等待你的就是可悲的下场。到时候没有人会出面为你说情，大家都怕惹上麻烦，你已变成众矢之的，只能被依法办理。
作为领导，手中肯定会握有一些权力，自然避免不了有人找上门来要求办事，这个时候千万不要碍于情面接受贿赂。其实很多时候别人送的那些贿赂对自己来说真的算不上什么，何必为了那么一点儿可有可无的好处而搭上风险，落个贪污腐败的名声，最终被查处呢。贪污不是以次数来衡量的，而是以性质来衡量的，贪一次也是贪，当然贪得越多得到的惩罚也就越重。千万不要伸手，作为领导，只要你一伸手，就会被人一传十、十传百，大家都知道你是个突破口，以后就会纷纷来贿赂你找你办事，到时你是欲罢不能，想收手也来不及了。
春秋末年，晋国有一个当权的贵族叫智伯。他名叫智伯，其实一点儿都不聪明，是个蛮横不讲道理、贪得无厌的人。他本来有很大一块封地，却还要平白无故地向魏宣子索要土地。
魏宣子也是晋国一个贵族。他很讨厌智伯的这种行为，不肯给他土地。他的一个臣子叫任章，很有心计，任章对宣子说：“您最好给智伯土地。”
宣子问：“我凭什么要白白地送给他土地呢？”
任章说：“他无理求地，一定会引起邻国的恐惧，邻国都会讨厌他；他如此利欲熏心，一定会不知满足，到处伸手，这样便会引起整个天下的忧虑。您给了他土地，他就会更加骄横，以为别人都怕他，这样他也就更加轻视他的对手，更肆无忌惮地骚扰别人。那么他的邻国就会因为害怕他、讨厌他而联合起来对付他，那时他的死期就不远了。”
宣子非常高兴，马上改变了主意，割让了一大块土地给智伯。
智伯尝到了不战而胜、不劳而获的甜头，接下来便伸手向赵国要土地。赵国不答应，他便派兵围困晋阳。这时，韩、魏联合，趁机从外面打进去，赵在里面接应，内外夹攻之下，智伯很快便死了。
国家现在对贪污腐败的问题越来越重视，自上而下都在抓这一问题。不要以为贪污了就瞒得住，说不定举报你的正是当年贿赂你的人。贪污毁掉的不仅是你的前途，更重要的是名声，你自己辛苦建立的名声，你家人的名声，你所领导的部门的名声。可曾看见近年来，多少在任时政绩斐然的官员一旦被查出有贪污腐败问题，就会招致万众唾骂，谁还会记得他当年的功绩呢？
唐朝时与姚崇一起当宰相的是张说。
姚崇和张说一直不和，姚说张贪财，张说姚假道学。姚崇临死前对儿子说：“我死后，你一定得请张说给我写墓碑文，才算尽了孝道。”由于张说是当时的大手笔，又是宰相，所以人们都以有他写的墓碑文为荣。而姚崇的目的在于张说若能在自己的碑文上说些好听的话，可便于后代的安身立命。
姚崇死后，文武百官都亲临相府吊唁，皇帝还下旨让张说主祭。张说看到姚崇的灵前摆满了古玩和书画，而且都是稀世珍品，自然是爱不释手。姚崇的儿子见此情景，趁机对他说：“这些是家父平日喜欢的东西，叔叔若是喜欢，就拿去做个纪念吧！”姚崇的儿子又说：“先父墓碑还空着，如果能得到叔叔的大手笔，我们活着的子孙和故去的父亲都会感激的。”
张说一高兴，就要来纸笔，一挥而就。回到家中后，张说才觉得不妥，心想平日里我总是诋毁姚崇，如今却在他的墓碑上写了些奉承之辞，让别人知道了岂不是会说我违心？当他派人将宝物送回，并企图取回手稿时，姚家早已将碑文送到皇帝那里，盖上了印玺。为此，张说后悔地说：“死姚崇还能支使我给他写碑文，我真不如他！”
张说的故事很能说明问题，他并没有主动收受贿赂，而且还是别人心甘情愿赠送的，结果还是中了圈套，而且毁了自己的名声。姚崇抓住的就是张说贪财的这种心理。所以当领导的不可轻易在外人面前暴露自己的喜好，即使你没有贪污之心，很多时候也是想避也避不掉。当然最关键的还是要自己把持住，即使做不成一个万人称颂的大清官，至少要做一个恪尽职守的正直官员。且看东汉时的羊续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
东汉时，有一个叫羊续的人到南阳郡做太守。
南阳是东汉开国皇帝光武帝刘秀的老家，这个地方北靠河南省的熊耳山，南临湖北省的汉水，土地平坦，气候温暖，水源充足，农业生产和工商经济比较发达。由于生活安定富裕，这里郡、县等各级政府机构中请客送礼、讲排场、比吃喝之风颇盛。
羊续到任后，对这种不良风气十分不满。但是，他知道要纠正一郡之风，须先从郡衙和郡守做起。于是，他下定了决心。
一天，郡里的郡丞提着一条又大又鲜的鲤鱼来看望羊续。他向羊续解释说，这条鱼并不是花钱买来的，也不是向别人要来的，而是自己在休息的时候从白河里打捞上来的。接着他又向羊续介绍南阳的风土人情，极力夸赞白河鲤鱼的鲜美可口。他又表白说，这条鱼绝非送礼，而是出于同僚之情，让新到南阳的人尝尝鲜，增加对南阳的感情。羊续再三表示自己心领了，但是鱼不能收。那郡丞无论如何不肯再把鱼提回去，他说，要是太守一定不肯收，就是不愿意同他共事了。羊续感到盛情难却，只好把鱼收下。郡丞放下鱼，欢天喜地地告辞走了。郡丞走了以后，羊续提起那条鱼想了一会儿，就让家里人用一条麻绳把鱼拴好，挂在自己的房檐下边。
过了几天，郡丞又来家里拜望羊续，手里提着一条比上次更大的鲤鱼。羊续很不高兴，他对郡丞说：“你在南阳郡是除了太守以外地位最高的长官了，你怎么好带头送礼给我呢？”郡丞听了，不以为然地摇了摇头，刚想再说几句什么，可是抬头一看，上次那条鱼已经风干得硬邦邦的了，郡丞一下子脸红到脖子根，很不好意思地离开了太守的家。从此，南阳郡上下再也没有人敢给羊太守送礼了。
这件事情很快就传开了，南阳的百姓非常高兴，纷纷赞扬新来的太守。有人还给羊续起了一个“悬鱼太守”的雅号。
可能羊续遇到的情况很多当领导的都曾遇到过，那羊续的经验是不是值得借鉴呢？其实有时候并不是什么巨额贿赂，仅仅是一点小小的礼物，但是就是这点小小的礼物最好也别要，这就是所说的名节万不可毁在小贪上。有些行贿者，往往是先用小贿赂打头阵，只要你第一次收下了，这些人就认定你是可以突破的，便会一次又一次地向你行贿，你是收也不是，不收也不是，直到你收下的贿赂越来越多，你为其办的事也就越来越大，总有一天要暴露，最后倒霉的还是你。所以说，大贪都是从小贪开始的，不要觉得收一点小小的贿赂算不了什么，还是当一个尽职尽责的正直官员吧！
廉洁并非仅不受贿这么简单
“官箴如是说”
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又曰：“修己以安百姓。”又曰：“克己复礼为仁。”此圣人修己正心之道，故为政者以正为本，以廉为先。夫所谓廉者，岂特不通贿赂而已？凡小人欲献其小惠者，屡以珍羞奇异之物投其所好。如官人好饮，即投之以美味酒馔；好色，即投之以容貌倡优；好文，即投之以诗文词章；好戏玩，即投之以器皿书画；好花木，即投之以奇花异草，小人惟窥伺其嗜好性格。如正己者必无偏私之病，稍有私欲，鲜有不堕其计而为所迷惑矣，虽欲廉正，其可得乎？
——《官箴》持廉篇
“原文可以这样读”
孔子说：“为官者本身行为端正，不发布命令，事情也行得通；本身行为不端正，即使三令五申，百姓也不会听从。”又说：“自身有修养才能安抚百姓。”又说：“约束自我，使言行符合礼义，这叫做仁。”这是圣人修养自己，使心志端正的方法，所以为官者应该以正直为根本，以廉洁为先务。所谓廉洁，难道只是不收受别人的贿赂而已吗？但凡小人想进献微小的恩惠，便会屡屡用珍馐美味、奇珍异宝来投其所好。如果官员喜欢饮酒，就送给他美酒佳肴；如果官员好色，就送给他容貌姣好的娼妓优伶；如果官员好文，就送给他诗文辞章；如果官员喜好游戏玩乐，就送给他器皿书画；如果官员爱好花草树木，就送给他奇花异草。小人只是窥视官员的嗜好性格。如自身端正的人必然不会有袒护私情的毛病，稍微有个人欲望，很少有人能不中小人的奸计，而不被他们迷惑的，即使想要廉洁正直，可能做到吗？
“官箴活学活用”
相信大多数领导人，从心底来说都希望干出一番成绩，做个廉洁的好官。可是有时候情况过于复杂，无奈自己的力量改变不了现状，只好随波逐流，明哲保身。这种行为可以被理解，但绝对不能被认同。
只要自己有心当一个廉洁的领导，有恒心有毅力，没有什么办不到的，不必为自己那一点利益所羁绊，廉洁的名声比不断升职重要得多。如今的大背景是反腐倡廉，只要自己是一个有廉洁名声的好官，定会被委以重任，自有施展才能的机会。可能有些领导觉得做清官就是不受贿，其实，这种想法是很片面的。如果仅仅是这么简单，那能称为清官的人就会增加不少。作为清官，不仅要自己不接受贿赂，还要身体力行地做出榜样，感染和引导周围的人一起廉洁。廉洁体现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不只局限于工作中。
北宋神宗时名相王安石，一生力主变法，政绩卓著，在中国历史上留有美名，为历代人民所敬仰。他虽身居宰相高位，禄高俸厚，但平日生活却极为节俭。
有一天，王安石儿媳家的亲属萧姓公子乘来汴京游逛之际，特意穿着华丽的衣服，兴致勃勃地来相府拜见王安石，心想王安石定能给他以美酒盛宴的款待，所以在与主人热情地交谈之后，强忍饥饿也不想离去，欲饱享一顿口福。
过了晌午，王安石理完公务，方才约萧公子共进午餐。先只是上了几盘家常小菜，主客共饮薄酒。这时萧公子心中思量，定要少吃菜少喝酒，等一会儿准有珍馐美味端上。不料，王安石却叫下人上汤进饼用饭了。于是，这个娇生惯养的萧公子在大失所望之余，仅拣挑一点儿饼心咽下肚，便搁筷了。然而王安石却从容无难色地把被萧公子去心的饼边饼皮夹到碗里，而后吃掉了。王安石这一不肯浪费粮食的节俭举动，当即使那个年轻骄纵的萧公子面红耳赤、惭愧难当、无地自容，因此他匆忙离相府而去。王安石以自我节俭赐教萧公子的故事，也就成了历史佳话。
北宋的另一位名相司马光虽说与王安石政见相左，但也是一位出名的清官，名重一时。他从来不摆阔，他在给儿子司马康的信中还不忘教导儿子要养成廉洁朴素的作风。
他说：“我的家庭本来是清寒的，清白的家风世代相承。我的性格不喜欢豪华奢侈。幼年时，大人给一件装饰有金银的华美服装，我就觉得害羞脸红，不愿意穿。20岁考中了进士，参加皇帝赐的琼林宴，别人戴花，我也不愿戴，同考的人说，这是皇帝赐的，不能违命，我才勉强插戴一朵。平常，穿的能够御寒，吃饭能够吃饱就够了。当然也不是故意穿得破旧肮脏来沽名钓誉。”接着他又举了历史上好多以俭立名、以侈自败的例子，最后要求他的儿子不但自身应当节俭，还要训告自己的子孙，使他们知道前辈的风尚。
在司马光的训导下，司马康成长得很好。据《宋史·司马康传》记载，“康字公休，幼端谨，不妄言笑，事父母至孝。敏学过人，博通群书，以明经上第……光居洛，士之从学者退与康语，未尝不有得。途之人见其容止，虽不识，皆知其为司马氏子也……历校书郎、著作佐郎兼侍讲……为人廉洁，口不言财”。从这几句话中可以看出司马光对儿子的影响。
由上述的事例可以知道，廉洁要从自身言行做起并影响周围的人，并不是不受贿那般简单。作为领导，你的一言一行都是下属的表率，会影响到下属的言行，上行下效。如果当领导的端正了自己的言行，下属们也就知道了领导提倡的是什么，厌恶的是什么，自然会纷纷照做，整个环境也会跟着变好，廉洁的名声也自然会来了。
张伯行，康熙三十一年入都，补内阁中书，步入仕途。在20多年的宦海生涯中，伯行以居官清正名闻于朝野，老百姓称誉他为“天下第一清官”。
是年，张伯行调迁江苏按察使。按惯例，新任官要馈送总督、巡抚币礼，约合银四千两。对此腐败现象，张伯行严加杜绝。他说：“我为官，誓不取民一钱，安能办此！”时扬州有六秀才得罪郡守，抚军为逢迎上官，欲褫六秀才衣巾。张伯行知悉，从爱惜人才出发，为六秀才据理详辩，方使六秀才免于罹难。他任江苏按察使仅两月，“廉惠之声已深入民隐”。
张伯行赴任福建巡抚时，台湾遇旱灾，他力请捐粮赈济，“全活甚众”。福建田少人多，“一岁收入不足一岁之用，市米腾贵”。针对这种情况，他每年派官到江、浙等省买米平粜；又多设粮仓积贮粮食，以备凶荒，禁米下洋，以绝粮食外运。“终闽任，民无阻饥之患焉”。张伯行大张纲纪，明察利弊；整饬属员，褒廉纠墨；访得猾吏豪强之为民害者，悉置之法。“一时官吏士民兢兢奉法，教化大行”。
康熙中叶，朝野官吏贪贿、舞弊之风渐盛。两江总督噶礼更是虎噬狼贪。张伯行莅任江苏巡抚，即发布檄文，严禁属员馈送，并明确指出：“一黍一铢，尽民脂膏。宽一分，民即受一分之赐；要一文，身即受一文之污。虽曰交际之常，于礼不废；试思仪文之具，此物何来？本都院既冰蘖盟心，各司道亦激扬同志，务期苞苴永杜，庶几风化日隆。”他还虚心查访地方利弊，并要求所属人民对于一切利弊“勿吝忠告”。
康熙五十年秋，苏省乡试，副主考赵晋与提调马逸姿内外勾结、大肆舞弊，总督噶礼也受贿于科场。榜发，苏州士子哗然，千余人抬财神入文庙，供奉明伦堂。康熙帝遣户部尚书张鹏翮，会同总督噶礼、巡抚张伯行、安徽巡抚梁世勋共审此案。因事涉噶礼从中受贿索银50万两，审讯月余不得定案。对此，张伯行异常愤慨。次年正月，他不顾身家性命，上章弹劾噶礼的不法行径，力主彻底清查科场案。噶礼密购张伯行疏稿，捏造事实，上章诬陷张伯行。审讯官员因惧怕噶礼权势，皆附意于噶礼，致使案情趋于复杂，真情不得大白。康熙帝无奈，降旨：噶礼和张伯行俱解任，交审事大人一并审明。扬州百姓闻张伯行将解职，皆罢市、撤出，数千人围集公馆，哭声发扬城。苏州等郡也相继罢市。第二天，扬州士民又扶老携幼至公馆，拿水果蔬菜以献伯行，伯行辞而不受。士民皆泣曰：“公在任，止饮江南一杯水；今将去，无却子民一点儿心！”不得已，张伯行收下豆腐一块、菜一束。随之，“远近馈饷者不绝”。四月，审讯完毕，张伯行回苏州听候结果。在路途中，扬州士民虑途中不可测，数万人集江岸护送。至苏州，张伯行暂寓枫桥，苏州士民得知伯行至，皆云集枫桥，“纷纷送果蔬不绝于扬城”。案审结果，张伯行应革职治罪，噶礼免议。康熙手批不准，降旨：张伯行留任，噶礼革职。闻此，江苏士民欢声如雷，皆写红幅于门旁曰：“天子圣明，还我天下第一清官。”“而福建全省士民，闻张伯行解组，皆奔号呼吁”。
康熙五十二年，张伯行监科场考试，严明纪律，杜绝舞弊，“士情大悦”。次年正月，他又奏准，免收商民落地税，使商民免去无穷之累，城镇商业愈加活跃。江苏以前无书院，生徒无所容，他乃选用学中空地建紫阳书院。三月，书院落成，“三吴及四方之闻风来学者，日众”，“一时士风丕变，咸敛华就实，彬彬乎质有其文焉”。
张伯行为官，“操守极清”，从不贪图享受、因公肥私，始终过着简朴而清寒的生活。正如他自己所说：“臣虽历官巡抚，而服食、起居未脱寒酸故态。”他历官二十余年，从未携带家眷。初到济宁，随行只四人；抚闽，二十余人；抚吴，十三人。而当时一个官职不大的太守赴所任之地，往往随从三百余口，耗费甚大。张伯行抚闽时，见衙署中帷幕皆锦绣、器皿悉金银，奇怪地问属吏是怎么回事。属吏对曰：“行户协备，往例如此。”张伯行曰：“行户即百姓，怎能拖累他们呢？况且寒素对我已成习惯，无须如此奢华。”于是令尽撤而去。抚吴时，他事先就传檄禁止陈设衙署。无锡县送惠泉至，他以为是普通的水，便接受下来了，后来得知此是用民船载送的，即不受。福建巡抚名下有自己支配的俸禄五十名额，江苏巡抚名下有八十名额，皆前任以给家丁者。张伯行到任，不因此肥己。他说：“我家丁无几，又庄农不谙弓马，何可冒靡国饷。”于是，悉另募壮丁补之。他任官期间，日用所需蔬菜米麦、寸丝尺布以至研麦之磨石、拉磨之牛，都从河南家乡运载至官。
不受贿当然是清廉为官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但是作为领导者，眼光不能仅仅局限在不受贿上面。因为收不收贿赂始终是被动的，倒不如自己努力去营造一个清廉的环境，让那些想行贿的小人对你望而却步。清官是自己干出来的，不是被人叫出来的。
不是任何人都能做朋友
“官箴如是说”
自到任后，常要点检身心，持守礼法，且不可辄新立法施为，及不宜与人泛接。如有官民人等饷遗饮食器用及投充门隶等役，况有称送见面钱等项，就俱回避，不可毫厘少受，以为旧例土俗之常。若或一有濡染，被其钳制，后难行事，虽人来奉举果盒，亦不必受可也。似此等事，虽终身无往而不可行之焉？
——《官箴》持廉篇
“原文可以这样读”
官员自从上任以后，要时常检点自己的身心，坚守礼法，而且不可擅自新制定法令，任意施为，也不应该与人广泛结交。如果有官吏百姓馈赠饮食器用，以及投到门下充当仆役，或者还有声称送见面钱等情况，应该一律予以回绝，不可接受一丝一毫，不要以为这是以前的惯例或是当地的风俗。如果一旦有所沾染，被小人钳制，以后就难以行事了，即使有人前来进献果盒，也不一定接受。即使你终生都是按上述的方法做的，难道就不可以执行政务了吗？
“官箴活学活用”
身处官场，难免应酬交际，所接触的人也是五花八门、形形色色，虽说是官员，但是也免不了交际的对象良莠不齐，因此需要领导者有一双火眼金睛，能清楚地分辨出哪些人能交往，哪些人最好远离。作为企业领导也是一样，经常在外应酬客户，也要分辨哪些客户值得合作，哪些客户不能给你带来效益。
特别是高级别的领导人，更应当谨慎交际。因为你的地位和手中的权力，很多人想攀附你，一旦你看错了人，这些攀附上你的人就会大张旗鼓地打着你的旗号在外面招摇撞骗，利用与你的关系办自己的私事，最后毁坏的却是你的名声。即使你所交之人都和你身份地位相当，也免不了会遇到麻烦，这些朋友真心实意的是少数，大多数都是因利益纠葛而走到一起的。有真诚的朋友固然很好，值得真心交往，像这些有利益纠葛的“盟友”最好是与之保持一定的距离，使自己在他们眼中若隐若现。
哈定是第29任美国总统。然而，这位英俊的共和党人，却因为自己的滥交和一帮损友的连累成为一个饱受争议的总统，最终黯然离世，他也因此被美国人评为历史上最差的总统。哈定喜欢拈花惹草，《美国时代》一书中，对他这样描述：“命运无情，它让哈定做了总统，而他却才能平常，意志薄弱，而且显然缺乏辨别是非的能力。他悠闲自在、和蔼可亲，具有一种把完全不值得信赖的人拉到自己周围的神秘魅力。”
哈定上台后，一再虔诚地表示自己要当一个好好总统。他说：“我不想成为一个伟大的总统，但是，也许我可以作为一个最受人爱戴的总统而留在人们的记忆中。”为了让每个人都喜欢他，他几乎是自降身份地工作，把很多权力都让给了国会和内阁。他又热情地让自己的一些牌朋酒友都沾点光，如任命老朋友哈里·多尔蒂为司法部长，艾伯特·福尔为内政部长。哈定也许过分“善良”了，他十分轻信别人的诺言，结果把一些表面上花言巧语、夸夸其谈，暗中却只图捞一把的人也拉到了自己身边，如任命查尔斯·福布斯为国务院退伍军人局局长。哈定的悲剧也就产生在这里。他的这种胸无大志、软弱无能的好好先生的做法，到头来是自食恶果。
哈定的一班牌朋酒友怀着一种疯狂的情绪，利用自己窃得的官位大干起营私舞弊和行贿受贿的勾当，丑闻层出不穷。首先是司法部出事。司法部长多尔蒂把一个酒肉朋友杰西·史密斯带到华盛顿，同住一所公寓。这位史密斯成了“替人向官方行贿”的联络人。案发后，史密斯自杀在多尔蒂的公寓里。一个骗子和司法部长交上朋友，令舆论界目瞪口呆。接着出丑的是退伍军人局。1923年3月参议院根据揭发，开始调查退伍军人局的贪污腐化情况。调查刚开始，该局法律顾问查尔斯·克拉默就畏罪自杀。后来查明局长福布斯也有问题，被判犯有“诈骗政府罪”。而哈定的那位内政部长福尔更不争气，犯了“美国历史上一次最胆大妄为的贪污罪”，被判服刑一年，罚款10万美元，成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因犯贪污罪而坐班房的内政部长。
丑闻一桩又一桩，打击一个接一个。哈定哀叹：“天啊，这真糟糕！我和敌人倒相安无事……但我这些该死的朋友，该天杀的朋友，却使我夜夜坐卧不宁！”美国第31任总统赫伯特·胡佛曾是哈定内阁的成员，他说：“哈定隐约地意识到，正是曾被他看做是自己挚友的某些人干了非常对不起他的事情。这也正是哈定一生悲剧的根源所在。”哈定不再玩牌了，也开始戒酒。为了戒赌戒酒，他决定去西部旅游一次。他精神沮丧，忧心忡忡地出发了，但途中突然病倒。1923年8月2日，他猝然去世，在位不到3年。
哈定身为总统，因为错交朋友而使自己的政治道路变得暗淡，最后落得如此悲惨的下场，真是让人欷歔不已。即使你有再高的官位，也会被几个损友给拖垮，官场上尽量交一些功利心不强的朋友，这样的朋友有时会给你必要的帮助。而那些功利心太重的朋友，往往相当自私，如果见势不妙，他们可能会不顾友情，离你而去。
晚清的股肱之臣曾国藩就非常注重结交同盟，他虽然廉洁自守，把“廉”和“勤”看做居官治政的第一要义，可是既然在官场，他也就不能免俗，不能不结交各种各样的朋友。事实上，他所结交的同盟，也是有史以来最多的，他用其庞大的关系网来保证两点：一是进可以按自己的意志施政；二是退可以用来自保其身。这样的为官之道，颇有些战国时代合纵连横的味道。
曾国藩结交的人物大约有几十人，这几十人中有很多是湖南人，他们均为湘军将领和幕僚。由于有曾国藩这样一位统帅，湘军出身的地方封疆大吏能够互相照应，“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他们编织成一个特殊的关系网，休戚相关，呼吸与共。以至于整个晚清时期，地方督抚重要的职位都由湘、淮军将领出任。朝廷有大的兴革、动作前都要征询他们的意见，这也成了约定俗成的惯例。如果朝廷治罪一人，则很可能掀起大波澜。除了多年旧部可以联盟互助之外，曾国藩还用联姻的方法结交各种朋友。
罗泽南是曾国藩早年从学问道的朋友。在罗泽南驰骋疆场身亡之后，他的次子成了曾国藩的三女婿。再比如李元度，是曾国藩患难相依的忘年交，几次舍命护从曾国藩，曾国藩本想促成他与九弟曾国荃联姻，后来他却成了曾纪泽兄弟的儿女亲家。由于众多部下联手互助，又有如此多的“亲家”帮助，曾国藩如虎添翼，在成就大事中多了几份力量。
领导人也是人，也需要有朋友，特别是在工作中的“盟友”。虽说不一定要像曾国藩那般拉帮结派建立一个政治集团来巩固自己的地位，但是一个好的盟友的确能给你的工作带来不少的方便。或许你有什么好的措施正想实施开展，或许你正着急有什么关键客户联系不上，这时盟友的作用就显现出来了。
小人才常常来献媚
“官箴如是说”
凡居官处事最不可信谗谄。谀佞之人变乱是非，颠倒曲直。在上苟借以颜色，倘或听信一话，则谗谄之计、浸润之谮日渐月染，得以肆行其志。且小人巧言令色，送暖偷寒，针穿纸裹，说是道非，妨害政事，何可胜言？《论语》曰：“是故恶夫佞者。”为政者首以远谗为戒。
——《官箴》正这篇
“原文可以这样读”
为管者处理政事最不可相信谗毁和谄谀。奉承献媚的人淆乱是非，颠倒曲直。如果为官者给他们一点好脸色，或是听信他们一句话，那么他们就会使出谗毁和谄谀的计谋，这样一天天一月月地感染之下，小人就得以按照他们的意志肆意妄为了。而且小人用花言巧语和媚态伪情来迷惑人，对上级奉承拍马，针穿纸裹，评说是非，妨碍政事，如何能一下说得完？《论语》上说：“因此我讨厌逢迎讨好的人。”为官者首先要以远离谗言为戒。
“官箴活学活用”
领导人身边难免有一两个亲近之人，这些人替领导办事，为领导出谋划策，深得领导的信任。不过也正是因为这些人得到领导的信任，他们中的很多人常常变为口蜜腹剑的小人，经常滥用领导对他们的信任，献一些谗言，这些谗言往往是出于他们的私利目的。
常言道，小人难防。表面上这些与领导亲近的小人是为领导着想，其实他们暗地里有不可告人的秘密。身为领导人要想杜绝这些小人来献媚，就要建立一套上通下达的制度体系，让领导的意思能够直接传达到下面，而基层的情况也能如实地反映给领导，这样就不会出现小人欺上瞒下的局面。领导要不时地和下属进行沟通，了解下面的基本情况，做到心中有数，不能尽听“近臣”之言。
公元前219年，秦始皇东巡归来第一次上朝，上卿蒙毅首先出班奏曰：“皇上，而今天下已定，郡县已分，秦国的政治经济已经踏上了正常的轨道。陛下曾有言，说自己是始皇帝，往后的大秦基业，是二世、三世、四世、五世……以至无穷无尽，要世世代代传下去。因此，立嗣之事再不能拖延，这是秦国江山社稷大事，望陛下及早考虑决定！”
许多大臣见上卿蒙毅说得入情入理，都附和蒙毅的意见，主张尽快立嗣。只有赵高等少数几个人没有吭声。秦始皇说：“立太子的事，朕也曾考虑过，但朕有二十几个儿子，不知立谁合适，因而迟迟未决。”其实，他这只不过是推脱的话罢了。他自己也认为，诸子之中，立扶苏为嗣最为合适。扶苏是长子，且聪明仁孝，在群臣中颇有威信。只是，扶苏常直言相谏，不顾轻重，有时直弄得他下不了台。所以，他一直不大喜欢扶苏，想将立嗣之事等等再说。蒙毅坚持说：“自古以来，立长为嗣，已成定规。而今，陛下长子扶苏已经长成，在他二十几个兄弟当中，数扶苏最有才德，他貌有帝王之相，胸有过人之才，英武贤孝、聪明宽厚，不可多得，立他为太子，是万民之福，社稷之福。”秦始皇听罢，好一阵沉吟，转而问赵高意见：“你说呢？”赵高因见蒙毅说了立扶苏之事秦始皇总不表态，反而来问他，心中早明白了几分，于是说：“立太子的事，本是江山社稷大计，跟陛下一样，我也觉着应该分外慎重。自古以来，凡是立嗣匆匆忙忙的，往往会引起兄弟间不必要的猜忌与争斗，甚至于手足相残，有百害而无一利。而今，陛下正当盛年，精力充沛，来日方长，我看此事不必操之过急。”赵高口蜜腹剑，嘴上这么说，心里却在骂：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时候一到，一切都报，看你这大秦江山，将来会是谁人的天下！
原来，这赵高本是赵国的远缘贵族的后裔。秦灭赵之后，赵高的父母都做了秦国的俘虏，他侥幸得以逃脱。不久，赵高父母因不服管教，一个被处了宫刑，一个被处了死刑。赵高得知后，国仇家恨一齐涌上心头。他发誓要报仇雪恨！于是，他请人给自己施了宫刑。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他竟千方百计混入秦宫，充当了一名内侍。
也是天缘凑巧，燕太子丹派荆轲行刺秦始皇的时候，赵高恰好在秦始皇的身边。起初，他心里直叫好，想着如能将秦王一刀杀了倒也痛快，所以瞪大了眼睛只是观看。可是，荆轲失手，秦始皇绕柱转圈飞奔，却不知道拔剑。他眼看荆轲杀不了秦始皇，不禁十分失望。恰在这时，御医夏无且喊叫着让秦始皇背剑反拔。赵高想既然杀不了他，还不如先救一下秦始皇，只要取得了他的信任，不愁大仇不报。于是，他也跟着喊让秦始皇背剑反拔，并把书、笔、砚台之物扔向荆轲，使秦始皇有了脱身之机。果然，他因此得到了荣升的机会，得到了秦始皇的信任。
赵高对秦始皇的儿子都十分了解。扶苏是个智、勇、信、德俱全的人才，但对他这个内侍老不冷不热的。如果让扶苏当了太子，他的未来还能有望吗？倒是胡亥，毕竟年幼，对他甚是亲热。胡亥十分无能，将来必定成不了什么气候，要控制他的话却也容易。要是扶立胡亥当了太子，让秦始皇之后的秦国出现一位白痴一般的皇帝，那真是再好不过了！所以，这一会儿，赵高只是说了一番冠冕堂皇的话。可秦始皇听赵高这么一说，却正中人的下怀，心里越发喜欢这个机灵的人。他立即表态：“卿之所言，甚是有理，朕也是这么想的！”于是，这桩事情就被搁下来了。
赵高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宦官身份专政的人物。他和许多宦官一样，出身低微，但他摸透了秦始皇的心理，懂得运用一切方法来讨好秦始皇，使得秦始皇非常信赖他。当嬴政登基成为秦王时，赵高就成为宫中太监之首。后来秦始皇灭了六国，统一天下，赵高的权势也在不断增长。
当时，秦始皇的太子扶苏对赵高并没有好感，赵高知道一旦日后由扶苏接任皇位，那么自己的好日子就会到头了，于是他便拥戴秦始皇的次子胡亥。胡亥是由赵高一手带大的，就连学习也是经由赵高所教，所以胡亥对赵高言听计从，也有了后来“指鹿为马”的典故。在赵高的巧妙安排下，胡亥越来越得秦始皇的欢心，而扶苏处处与父亲作对，结果被秦始皇逐往边塞。赵高乘机扶植自己的势力，秦始皇在出巡途中驾崩的时候，赵高就迅速行动，胁迫李斯和他篡改遗诏，立了胡亥为帝，而且假传遗诏，要处死扶苏。
扶苏本来和蒙恬握有重兵，随时可以造反，但是扶苏愚忠愚孝，最终情愿自刎，也不举兵，结果连蒙恬也被他连累而死。赵高就是如此精明，能看透所有人的弱点。继扶苏、蒙恬死后，赵高连和他一起篡改遗诏的“死党”李斯也不放过，将他处以腰斩。终于赵高集合了所有大权于一身，胡亥名义上是皇帝，实际秦国的命脉尽操于赵高之手。
赵高虽然身为宦官，但他的权力之大却是空前绝后，即使后来的刘瑾、魏忠贤也没有像他这般的大权，试问后来的宦官有谁能位居“相位”呢？但宦官终究只是宦官，赵高根本不懂得处理国政，结果导致秦朝日益衰落，最后走向灭亡。
如果没有赵高，盛极一时的秦朝也不会这么快就灭亡了，身边的小人真是祸害无穷。你可以对身边的亲近之人进行一番长期仔细的观察，如果发现某个人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意思，总是顺着你的话说一些迎合之词，并且从来不曾为自己的利益考虑过，你就要小心了。这样的人十有八九都是献媚的小人，即使他们没有极大的害处，也是溜须拍马、不干实事之辈。
魏明帝时侍中大夫刘晔是一个善于巧诈之人。因为他才智过人，魏明帝很器重他。一次明帝想伐蜀国，朝臣都劝谏认为不可。明帝就把刘晔召入内室商议，刘晔就顺着明帝的意图说：“蜀国可伐。”从内室出来之后，朝臣们问刘晔，刘晔则顺着诸朝臣的意见说：“蜀国不可伐。”当时军中领军杨暨，也是魏明帝所亲重的大臣，他对刘晔也很敬重。他认为绝对不能伐蜀。他也去问刘晔，刘晔就对他说：“蜀不可伐。”这与杨暨的意见相和。后来魏明帝把杨暨召入内室议伐蜀之事，杨暨就劝谏不能伐蜀。明帝就说：“看来你是个书生，不懂兵事。”杨暨说：“如果我的话陛下不信，侍中刘晔是您的谋臣，他也常常说蜀不可伐。”明帝就说：“他对我说蜀可伐。”杨暨就说：“可以把刘晔招来对质。”刘晔来之后，魏明帝就问刘晔。刘晔当着杨暨的面一句话也不说。魏明帝就支走了杨暨，单独与刘晔谈。刘晔则反过来责怪魏明帝：“讨伐别的国家，这是大谋，我从陛下这儿知道一些国家大谋，常恐睡觉说梦话泄露出去，怎么能把伐蜀的真实情况告诉别人呢？况且打仗的事情是诡诈之道，大兵未发，越机密越好。陛下向外显露，臣下恐敌国早已知道了。”魏明帝于是认为刘晔说得有道理，也不责怪他内外说话不一致为不忠。刘晔出来之后，见到杨暨则对杨暨说：“你知道钓大鱼吗？钓中大鱼，你不能径直就去拉它，而是要放开钓线，随着它跑，然后徐至而牵之，那样大鱼就不会挣脱而跑掉。皇帝之威要比大鱼更难对待！你虽然是一个直面诤谏的忠臣，但你的计谋不足采纳，我希望你能深思其中的道理。”他把杨暨也讲得毫无谴责他之意，还一个劲儿谢他开导之情。
后来就有人对魏明帝说：“刘晔是个不尽心的人，他最善于窥视陛下的倾向而顺从于陛下。陛下可以试着观察刘晔，陛下用反意来问刘晔，如果他的回答都是顺从陛下本来的趋向，那他善于窥视陛下心意的事情就可以显露了。”魏明帝就用这一招儿来试刘晔，发现果然如其所言。从此便开始疏远刘晔。刘晔从此郁闷而疯，忧郁而死。
小人之所以为小人，就是因为他们能够看透领导的喜好和心思，善于运用花言巧语。要想揭穿小人的真面目，就要把他说的话放置在不同的环境中进行对比，看在不同的环境中所产生的效果是否一样，这样就能立辨真伪。尤其是一些重大决策，多问一些人，多听取一些意见，毕竟领导只能掌控大局，一些具体的细节往往看不见。作为领导人，不能轻易地对人产生信任，信任是需要有的，但是一定要经过认真考查，不要让人钻了空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