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基伟将军简介
（1914—1997）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人。1927年参加黄麻起义。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方面军经理处监护连排长，总部手枪营连长，少共国际团连长，警卫团团长，红三十一军第二七四团团长，红四方面军总参谋部补充师师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秦赖游击支队司令员，晋冀豫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兼中共地委书记。解放战争时期，任太行军区司令员，晋冀鲁豫军区第九纵队司令员，第二野战军十五军军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兵团军长，云南军区副司令员，昆明军区副司令员，昆明军区司令员，成都军区司令员，北京军区第二政治委员、第一政治委员、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88年任国防部长，授上将军衔。是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二、三、四、五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十、十一届中央委员，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将军故乡在红安，南征北战著战功。
九死一生故事多，征袍常常血染红。
这首诗是秦基伟将军的一位部下为怀念他而写的。
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88年被授予上将军衔的秦基伟，在解放战争中，是刘伯承、邓小平麾下的著名战将。
秦基伟在诸多将帅中，知名度很高，其原因之一，是他指挥的十五军在朝鲜上甘岭打出了军威、打出了国威；之二是秦基伟身躯伟岸，生得浓眉大眼，1984年邓小平阅兵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是阅兵总指挥，他侧立阅兵指挥车内威风凛凛，目光夺人；之三是在上世纪60年代，部队盛传周恩来总理说过，秦基伟将军是文化人中没文化人，没文化人中文化人，含义深刻；之四，秦基伟1957年毕业于南京军事学院后，升任昆明军区司令员，是全军一百七十七名中将中首个就任大军区司令员正职者；之五，他当过国防部长，曾出访过几十个国家，在任期间常常接见来访的外国军事代表团，是在电视等媒体上频频出现的军事“明星”。
时势造英雄，烈火炼金刚。秦基伟从一个不知名的普通战士，成长为声名显赫的国防部长，不知经历过多少战火的洗礼，经历了多少枪林弹雨的锤打，其中必然有许多惊心动魄的历险故事。
血溅陡坡
1914年11月16日，秦基伟出生在湖北黄安（今红安）秦罗庄。父亲秦辉显和伯父耕田十余亩，母亲周氏勤俭持家，纺纱织布，饲养牲口。秦基伟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都很早懂得了日子的酸甜苦辣，主动帮助大人们干活养家。
八岁那年，父母把他送进本村私塾读书，希望他能识几个字，念通官府公告，知道捐税名目，算清收入支出，当一个明明白白的种田人。
然而好景不长，从1925年开始，横祸接踵而至，一场不知名的瘟疫，相继夺走了母亲、父亲、伯父和哥哥的生命。姐姐出嫁后，他成了孤儿。空旷的屋子里只剩下他一个孩子，白天门上一把锁，他下田干活去了。晚上收工回来，自己做饭吃。田里的草薅了，院子里的草又长满了，日子就这么辛酸地一天一天过去了。
不久，村里传说共产党的队伍在南边打仗。这些人个个脚穿“马克思鞋”，走起路来，如蹬上了哪吒的风火轮，快步如飞。他还听说，这是一支穷人的队伍，是为穷人谋生存的。
1927年11月的一天，秦基伟正在家中劈柴，隔壁的堂叔跑过来，对他大声叫道：“外面的世道大变样了，你还在砍什么？快跟我到县城参加暴动去！”
秦基伟问：“什么暴动？”
堂叔一边拉着他跑，一边说：“就像太平天国那样造反，要翻天了！”
这一天，秦基伟与村里的十几个人参加了著名的黄麻起义。1929年8月，秦基伟成了红三十一师三团机枪连的一名红军战士。年仅十五岁的秦基伟办事机灵，得到了军长邝继勋的赏识，被调到红四军军部的手枪营当了排长。这一年，秦基伟双喜临门，不仅当了干部，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1年，秦基伟被提升为手枪营二连连长，后又担任少共国际团连长。1932年7月，徐向前总指挥决定发起围攻麻城的战斗。陡坡山紧靠麻城，要想攻下麻城，必须先攻占陡坡山。陡坡山是一个不大的小山包，山的四周都是水田，远远望去，陡坡山突兀地耸立，顶底高差为几十米。视野开阔，易守难攻。
驻守陡坡山的原是一股土匪，后被国民党军招安，整编为三十一师的一个团，他们在山上修筑了坚固的工事，成为麻城西南角的一个重要据点。
7月7日至8日，红军相继占领了骑龙铺、长岭岗、阎家河、梅花垴、邓家竹园等地。红十一师执行围攻麻城的任务路过陡坡山时，师长王树声认为有必要把陡坡山夺下来，便派了一个团去打，但他当时估计不足，没想到敌人会有那么多的兵力，再加上敌工事诡奇，冲锋地段又都是水田，部队前进受到很大限制。
这个团久攻不下，还伤亡了一百多人，被迫撤了下来。王树声气得暴跳如雷，二话没说，又派出一个团，结果还是没拿下陡坡山，而且伤亡更大。
当时红十一师的任务是围攻麻城，所以，王树声虽然十分恼火，却不敢恋战，放弃了陡坡山，率部队围攻麻城去了。此时参加围城的有王宏坤的红十师，王树声的红十一师，陈赓的红十二师，加上一些地方武装。
经过一番侦察，徐向前总指挥下决心拿下陡坡山，仍由十一师担任主攻，少共国际团协助。
战斗任务明确后，红军将陡坡山四面围住，十一师打南、西、北三面，少共国际团负责打东面。东面又以秦基伟的二连为第一梯队，团长跟着他们行动。在围攻麻城时缴获了两门九二平射炮，徐向前将它调过来支援他们。
仗打得非常残酷，冲锋地段全是开阔地，完全暴露在敌人的火力之下。红军的武器差，压不住敌人的火力。一时也没有什么高招，只是凭着一股热血往前冲。秦基伟和副连长带着一个排率先出击，指导员带一个排在侧翼吸引敌人火力。
秦基伟和战士们冲到工事下面，钻进射击死角，搭起了人梯。这是一场攻坚战，也是一场肉搏战，秦基伟冲在最前头，第一个顺着人梯攀了上去。紧跟在他后面的是副连长和排长，还有几个党员。
敌人工事虽然坚固，但并不高，没等敌人回过神来，秦基伟已攀到了豁口。他手举着顶上膛的驳壳枪，见有一个敌人举着枪对他瞄准，便迅速扣动了扳机，可还是迟了一步。敌人的枪响了，秦基伟的右胳膊中了一枪，手上的驳壳枪也被打掉了，人从豁口上滚了下来，鲜血染红了他的衣服。他还想攀上去，被通信员一把按住。因为流血太多，他很快便昏了过去。这一仗打得相当艰苦，虽然最后打下了陡坡山，并歼敌一个团，但红军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单说秦基伟的二连，秦基伟负伤，副连长牺牲，三个排长阵亡两个，随他们行动的团长也牺牲了。
秦基伟负伤虽不在要害部位，但却是致命伤，他的动脉被打断了，所幸的是通信员很有经验，立即用白布扎紧伤口，止住了血。他被送到医院后，白布扎得太紧，医生打不开，最后只好用剪刀剪。如果不是通信员及时地用白布将他的胳膊捆得死死的，不让那断了的动脉继续出血，他在几分钟内就没命了。
苦守临泽
熟悉红军战史的人只要提起红四方面军，便会竖起大拇指。在大家的心里，他们个个是英雄，人人是好汉。红四方面军经历了两次长征，三过草地。如再提到西路军，了解的人会流下同情的眼泪。因为，两万余人的西路军，最后活着回到陕北的少之又少，秦基伟就是幸存者之一。
红四方面军长征时，秦基伟已担任补充师师长，过草地时负责总供给部行政管理，职务相当于后勤的参谋长。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为了适应抗日战争的需要，建立强大的后方基地，争取苏联援助，中央决定发动宁夏战役，控制河西。但由于形势起了变化，奉命过了黄河的红四方面军又奉命放弃宁夏战役，组成西路军，在河西建立根据地。然而，远离后方、孤立无援的西路军遭到了西北马家军的围攻。1937年元旦，徐向前指挥部队连克临泽、高台两城，就地筹粮。
马家军重兵围攻临泽、高台，1月21日，高台失守，临泽失去了屏障，成为马家军直接攻击的目标。
当时在临泽的有西路军总部直属队和一个小兵工厂，还有医院。能参加战斗的仅有一个警卫连，剩下的便是妇女独立团和总部部分机关、勤杂人员。
临泽城最高首长是总供给部部长郑义斋，为保卫临泽，郑义斋召开了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机关各局负责人、妇女独立团团长王泉媛和政治委员吴富莲、兵工厂厂长及警卫连干部和医院院长、政委等人。蓬头垢面的红军干部们坐了满满一院子。会上，郑义斋庄重宣布：“总部主力正在转移，临泽城只剩下你们领导的分队，总部命令我们，最少坚守三天，拖住敌人，掩护总部撤退。”
这真是一声霹雳，震动了每一个与会者。大家明白，除了一个警卫连，剩下的是些妇弱病残，要与十倍于己的马家军抗衡，坚守三天，难啊！
郑义斋看着大家满脸的愁容，知道他们担心什么，他说：“同志们知道，我打仗不大在行。我现在指定一个同志担任此次守城的指挥。此同志当过连长、团长、师长，打过不少硬仗。从现在起，城内所有部队都必须服从他的指挥！其中也包括我本人。”
大家的目光里流露出惊讶和疑问，此人是谁？他能否担当此重任？能否带领大家死里逃生？众人的头脑里出现一连串的问号。
这时，郑义斋高喊了一声：“秦基伟！”
“到！”秦基伟应声而起，表情严肃而认真。
“我现在代表总部首长，任命你为临泽城守城总指挥！”郑义斋神色庄重，一字一字地宣布了这个决定。
“是！”秦基伟似乎充满了信心，挺起胸膛大声回答，“我保证完成任务！”
郑义斋的目光中饱含着信任和期盼，他深情地说：“秦基伟同志，我把临泽城就交给你了，供给部坛坛罐罐一大摊子，还有医院、妇女独立团，全都一揽子交给你了，你有什么想法可以提出来。”
“只要我秦基伟不死，临泽必在！如果突围，老秦殿后！同志们听我指挥就是我的好兄弟好姐妹。谁若自行主张，坏我大事，死路一条。我秦基伟打仗有两支枪，一挺机枪和一把手枪，机枪是打敌人的，这手枪嘛……”
大家明白他的意思，神情严肃地望着秦基伟，目光中充满对临危受命的秦基伟的尊敬和服从。会场上寂静无声，等待着他的临阵动员。
秦基伟觉得鼓不敲不响，话不说不明。他大声地说：“我的手枪是专用来打逃兵的，同志们听清楚了没有？”
“听清楚了！”大家的回答非常干脆利落。
秦基伟的战斗动员就这么简单地结束了。散会后，他部署了守城计划。当天夜里，秦基伟带着机动排沿城墙巡逻。临泽城并不大，城墙比较坚固、整齐，利于防守，城外是一片开阔地，不远处就是戈壁滩。这时，敌人已把临泽城围得如铁桶一般。骑兵在城墙外耀武扬威地游弋，后面的步兵密密麻麻。他们在开阔地搭起帐篷，燃起篝火，一眼望去，如置身古代战地。
入夜了，许多同志提议趁夜幕杀出重围，即使突不出重围，也要与敌人大拼一场。秦基伟理解大家的心思，他当然也想冲出包围圈。可是，城里只有秦基伟手中那挺机关枪，子弹还不多。其他武器最好的也就是冲锋枪。如果硬往外冲，很难冲出那片没有依托的开阔地。再说，上级交给他们的任务是坚守，争取时间，等待三十军主力增援。如果冲出去，人财都要受到很大损失。
秦基伟分析了这些情况，坚持按兵不动，一遍又一遍地检查各个方面的战斗准备工作。
当第二天黎明到来时，敌人的攻击开始了。他们先用山炮猛轰城墙，几分钟后，城墙的中段出现了几个豁口，敌人快速搭好梯子，挥着马刀往上冲。敌军官在后面催促着：“弟兄们冲啊，城里都是女红军，冲进临泽城，一人一个老婆！”
敌群中还有人喊：“弟兄们，城里是红军的经理部，有金有银有白面！”
这些喊声，犹如给敌群注射了兴奋剂，一个个拼着命往上冲。
敌人不顾一切地往上冲，红军拼命向下打。红军集中所有的长枪、短枪一齐射击，手榴弹、石头、砖头，能用的全都用上了。秦基伟抱着一挺轻机枪，打一阵换一个地方，一是为了指挥，二是给敌人造成错觉，弄不清城里到底有多少挺机枪。他们从拂晓打到中午，敌人伤亡一大片，也没能打进临泽城。
入夜了，秦基伟将白天的战斗情况向郑部长作了汇报。郑部长一脸兴奋，连声说：“打得好，打得好，明天是关键的一天，要顶住，再没人增援的话，我们就夜里突围。”
秦基伟又连夜对人员作了调整，修补了城墙，布置了第二天的防御。经过一天的战斗，守城红军虽有较大伤亡，但大家的情绪仍然很高，因为他们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
接下来的第二天，敌人虽几次冲锋，仍然没能攻进城里。
第三天，敌人改变了战术，从几个方向同时向城内发动了更疯狂的冲锋。整个临泽城在枪炮声和喊杀声中颤动。秦基伟亲眼看见一个战士拎着自制的马尾手榴弹后面的长绳，像抡鞭子一样，甩向正在爬梯子的敌人。还有个女红军，头上缠着绷带，双手擎着石头，砸向攀城的敌人。马家军一个军官在三十米外向她瞄准，秦基伟看见了，千钧一发之际，他拿起机枪，一个点射，敌人当场毙命。
数次攻城不能如愿，敌人恼羞成怒，不再喊“一人一个老婆”，组织了督战队，在冲锋队伍后面架起了机关枪。尽管如此，临泽城仍旧岿然不动，牢牢地掌握在红军手中。后来，为节约子弹，红军很少开枪了，主要是用大刀和石头。警卫连的战士守在薄弱环节上，眼见敌人架上云梯也不理睬，上多了，一起出动，同时掀翻。妇女独立团的同志们手中的石头随之铺天盖地倾泻而下，敌人后来的几次冲锋，差不多全是这样被打退的。
战斗中，敌人的子弹打在秦基伟的机枪上，弹起来，削伤了他的四个指头他也不知道，仍抱着机关枪，哪里敌人最密集，就往哪里打。战后，有人问他，那次战斗他打死多少人，他回答说不知道。
红军在临泽守了几天，敌人由猖狂到泄气，最后甚至有点奇怪。他们闹不明白，小小的临泽城，而且多是勤务人员，一群战斗能力较弱的人，怎么打了几天也攻不下。后来，秦基伟根据总部要他们撤出临泽城的指示，于夜里，在狂风呼啸、大雪漫卷、能见度和能听度都很差之时，选择撤退。秦基伟让大家在骡马的蹄子上绑上棉花，人员和辎重悄悄地集中起来，留下一个班在北面佯装突围，把敌人的注意力吸引到北面后，秦基伟指挥大家从南面神不知鬼不觉地撤走了。
部队撤出临泽城，匪军头目马元海还蒙在鼓里，他指挥一个骑兵团，准备再次向临泽发起攻击。攻击前，他派哨兵先去侦察，哨兵回来向他报告说，城里的红军与往日一样，没什么动静。马元海朝城头上一望，不由得大怒，挥起马鞭向哨兵抽去，骂道：“混蛋，守城的赤匪为什么那么少？快去四周看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