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聚奎将军简介
（1904—1995）湖南省安化（今涟源）县人。1928年参加平江起义，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排长、中队长、大队长，红三军第三纵队支队长，第九师二十七团团长、师长，红一军团第一师师长，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一军参谋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参谋长，抗日先遣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决死第一纵队副司令员、旅长兼太岳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冀热辽军区参谋长，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团执行处副处长，西满军区参谋长，东北军区后勤部参谋长兼西线后勤司令员、政治委员，第四野战军后勤部第二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东北军区后勤部政治委员，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后勤学院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军委顾问。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是第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四、五届全国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在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李聚奎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放牛娃出身的他从士兵干起，一步一个台阶，从班长、排长升到上将。1994年李聚奎生病住院，子女们望着他身上的伤疤，想到父亲在战争年代吃了很多苦，很是心痛。李聚奎淡淡地说：“当兵打仗，哪有不流血的？比起一个个死去的战友，我活到现在，看到了革命的胜利，我是非常幸运的，而他们……”他的声音哽咽了，“他们中的许多人连名字都没有留下。”他想让子女们记住革命的胜利来之不易，向他们讲起了这些伤疤的由来。
李聚奎不喜欢讲自己的功劳，但是，他的丰功伟绩被战史记下了，也时常被战友在回忆录中提起。他九死一生，赤胆忠心，留下了一个又一个险象环生的战斗故事。
半夜遭遇袭击
1904年12月31日，李聚奎出生于湖南省涟源县的西坪村，父辈世代务农。辛苦了半辈子的父亲期盼着儿子走“学而优则仕”之路，在他七岁时，就送他进了本村私塾读书。教书先生整天板着面孔，哪个学生背错了一个字，就会被拉到孔夫子的牌位前打手心。第二年，李聚奎有一次背书时有些结巴，先生挥着戒尺就要罚他。没想到李聚奎拿起一块石头，向先生扔了过去，石头从先生的身边擦过。先生虽然无事，但学生向先生扔石头，这是大逆不道的事，是无论如何也不可原谅的。先生一怒之下，揪着他的耳朵拉到“至圣孔子先师”的牌位前，罚他跪了半天。李聚奎被罚后逃学了，从此再也没进过学堂。
结束了学生生活后，李聚奎的父亲只好让他在家当帮手，每天放牛、砍柴、割草。到了十岁，他能帮父亲干些地里的农活了。十四岁时，李聚奎长得壮壮的，有一身力气，扛犁、耙，播种、插秧，样样都能干，成了村里的种地能手。
1926年，李聚奎二十二岁，大革命风暴席卷湖南，5月，叶挺独立团作为北伐先锋入湘。李聚奎同村上十几个小伙子议论起北伐时，个个热血沸腾，激情四溢。不知谁突然说了一句：“我们参加北伐军吧！”
“好！”众人立即齐声响应。
第二天一早，李聚奎同伙伴们相约到北伐军驻地桥头河镇报了名，成了国民革命第八军工兵营一连的战士。
几个月后，工兵营编为湖南独立第五师第一团三营。李聚奎善良、耿直，在军队里看不惯当官的欺压士兵，几次想离开军营，都因没有盘缠而作罢。1928年春节过后，这个团悄然发生了变化，原团长戴吉阶不知何因辞职了，一营营长彭德怀接了他的职务。之后，彭德怀对全团连排长发布了两条禁令：一是取消连排长吃小灶，同士兵在一个食堂吃同样的饭菜；二是连排长不准打士兵。消息传来，全团士兵犹如沐浴着和煦的春风，他们的心里舒畅了。从此，李聚奎再不想离开了，他要跟着彭德怀干下去。
共产党组织在这个团发展迅猛，大部分营连都有支部，李聚奎在贺国光、潘泗浜的启发和鼓励下，加入了党组织，在党旗下宣了誓。不久，彭德怀在平江发动起义，李聚奎积极响应。起义后，李聚奎又随彭德怀上了井冈山，与毛泽东、朱德的红四军会师。两支部队于12月12日召开会师庆祝大会，大会的场面热烈而又感人，令李聚奎终生难忘。
没多久，湘赣两省国民党军围攻井冈山。在这个弹丸之地，两支部队无法展开，因此，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决定，由朱、毛率红四军下山出击赣南，彭德怀指挥红五军在井冈山坚持斗争。十四个团的敌人围攻井冈山，包围圈越来越小。彭德怀指挥红五军抵抗了五天五夜，最后弹尽粮绝，官兵们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纷纷跳下悬崖，向荆竹方向突围。当时李聚奎任九大队三中队队长，他带着部队冒着大雪，在石崖上爬了两天两夜才到荆竹山。又走了几天，他们渡过漳水来到西康附近的一个大村庄。这天已是除夕夜，村上几家大地主正摆下酒菜，准备吃年夜饭，风闻红军进了村，吓得逃进了山里。红五军的同志们一个个饿得头昏眼花，见到满桌的美味佳肴，馋得直咽口水。彭德怀一声令下，大家立即开怀畅饮。他们实在是太饿了，大家狼吞虎咽，还有的同志醉倒在地上，不省人事。
李聚奎好喝酒，有人劝他喝个一醉方休。李聚奎有自己的想法，他觉得自己虽是个小小的中队长，但责任却不小，如果自己喝醉了，万一晚上出现敌情，会误大事。所以，不论别人怎么劝酒，他总是婉言谢绝，喝了两杯后便坚持不再喝了。不出李聚奎所料，就在大家酒足饭饱呼呼大睡时，李聚奎突然听到村外的狗在拼命地叫。他一骨碌从床上站起来，警惕地朝门外看，发现村的东头和西头都有敌人，黑压压的一大片。李聚奎一惊非小，立即吹起了紧急集合哨，可是大家太困了，许多人根本听不到哨声，他只好朝天开枪，惊醒的战士纷纷提起枪，边打边向村外突围。冲到村外清点人数，只跑出来两百多人，还有两百多人没冲出包围圈。军情紧急，彭德怀考虑不能再等下去了，他带领部队翻过大山，连续走了五天五夜，来到兴国的东山，终于摆脱了敌人的追击。他们到了江西的于都，听说城内只有一个营的敌人，便发起攻击，攻占了于都，歼敌七百人，俘虏六百多人，红五军将俘虏编入队伍中，部队一下子又兴旺起来。
被诬为“AB”团
有道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1930年，李聚奎担任红三军二十七团团长时，差一点被当做“AB”团杀掉了。
1930年10月，红三军东渡赣江，转到新干、乐安、宜黄等地。11月，他们在黄陂、小布一带进行整训。这时，各部队进行肃反、打“AB”团。
在“左”倾错误路线的指导下，肃反一开始便出现了扩大化的倾向。
那时打“AB”团是不调查研究的，也不讲事实，完全采用诱供、逼供的办法。甚至把队伍集合起来，排成一字长队，再把经过诱供、逼供产生的所谓“AB”团的人带到队伍面前，要他逐个指认谁是同伙。只要那个人说谁是，或点一下头，立即将被指认的人抓走。这样的运动，错抓错杀了多少无辜的人！特别是同一个地区来的人，只要抓出一个，就能牵出一大片。二十七团在吉安扩编了一个新兵连，大部分是吉安人。这个连抓出来一个吉安兵后，你指我，我指你，一下子冒出了半个连的“AB”团。
红三军抓“AB”团，是从八师政治部开始的，而八师政治部又是从政治部的秘书长开始的。随后，这个运动蔓延到第九师。
有一天，李聚奎和团政委贺水光及副团长陈华堂正在研究各连情况，师部的通信员送信来了。当时李聚奎坐在门口，他伸手去接信，可通信员不给他，而是交给了贺水光。贺接过信看后，低下头不说话，表情十分特别。李聚奎不明白信中说了什么，便问：“贺政委，什么事？给我看一下。”
贺水光头也没抬，将信交给了李聚奎。李聚奎低头看信，还读出了声：“贺水光同志，据报李聚奎、陈华堂确是‘AB’团重要分子，请立即把他们捆绑后，押送到师部来。”信的署名是师政委戴奇。读罢，李聚奎傻了，愣了一阵，渐渐镇定下来，将驳壳枪和皮包交给贺水光，贺水光不接，只说：“你放着吧。”李聚奎不想为难贺水光，要他按信上的要求，将自己和陈华堂捆起来。贺水光摆着脸说：“不捆！”
李聚奎知道贺水光的心思，十分感激他对自己的信任，不过，他还是叫通信班长拿两根绳子来，不明就里的通信班长遵命拿来了，贺水光一把将绳子夺走，大声说：“不准捆！”
李聚奎说：“你不捆也要派人把我们送去啊！”
贺水光犟着头说：“不捆也不送！”
李聚奎感激地望着这位朝夕相处的战友，一时忘了自己的处境，反而为贺水光担心起来，他说：“你不照上面的要求办，如果我们在路上出了问题怎么办？”他指的是师部到他们这里有十里路，如果他们跑了，上面是要向贺水光问罪的。
贺水光仍旧犟着头说：“我不管。”
李聚奎和陈华堂感动得流下了眼泪。事情总不能这么僵着，李聚奎想了想，说：“贺水光同志，你放心，我们在路上不会出问题。”
贺水光终于忍不住流泪了，低着头，朝他们挥挥手，说不出一句告别的话来。
李聚奎和陈华堂到了师部后，直接来到徐彦刚师长住的屋子里，正好军政治部主任曾日三也在。他们对李聚奎和陈华堂说，只要承认是“AB”团，就能保证生命安全。徐彦刚还限他们在两个小时内交代问题。李聚奎的回答是，别说两个小时，就是给两个月时间，也没什么交代的。
当天，李聚奎和陈华堂在特务连指导员肖望东住的屋子里坐了一个下午，两人的心情都十分沉重。如果是在战场上为了解放被压迫、被剥削的广大劳苦大众而流血牺牲了，那是值得的。可是，像今天这样不明不白地死，实在是太冤枉了，太不值了。他俩心里都憋着一肚子怨气，忍不住放声大哭。肖望东一再劝他俩不要太难过，事情总可以搞清楚的。
下午，贺水光派通信员给他们送来了煮好的鸡汤和白米饭，可是，他们怎么吃得下去呢，吩咐通信员拿回去。并要他转告贺政委，以后不要送东西来了，如果能买到纸烟，送几盒来。通信员回去后转告了贺水光，第二天通信员就送来了纸烟。
那天晚上，李聚奎和陈华堂被安排在肖望东隔壁住。房子很小，只有一张床，他俩一人睡一头。到了下半夜，李聚奎听到陈华堂的呼吸声不对劲，起来一看，见陈华堂把裤带缠在脖子上，两只手使劲勒。李聚奎急忙把他的手拉开，对他说：“你不能这么干，如果这样死了，你不是‘AB’团也是‘AB’团了。”
陈华堂痛苦地说：“实在是太冤枉了，太憋屈了，不如早死算了。”
李聚奎坚决地说：“不能这样死，在我们的经历中，不能写下自杀的结论，只能写被冤枉遭枪毙。”
他俩在房子里住了四天四夜，没被打骂，也没用刑。第二天半夜，参加九师肃反委员会的军部副官长郭天民找李聚奎谈了一次话，还是要他俩承认参加了“AB”团，李聚奎态度坚决地反驳他的每一句话。最后，郭天民说：“你不承认，我可以找人来与你对质，你看怎么样？”
李聚奎心中坦荡，回答说：“好啊，我倒要看看是谁胡说八道。”
郭天民叫李聚奎坐在房子里的黑暗处，不准他说话，只让他听。一会儿，他们分别叫来了二十七团团部的一个副官和四连的一个班长，问他俩：“你们团长、副团长究竟是不是‘AB’团，要老实交代。”
谁知这两人一口否认。郭天民十分恼火，质问道：“你们前几天交代说他们是‘AB’团，为何今天翻供了？”
“那是被你们严刑逼供逼出来的，全都是瞎说的，根本没有的事，你们一定要我们承认，我们也没办法。”这两人态度十分坚决。就这样，一直审问了两三个小时，什么问题也没审出来。郭天民只好把他俩送走了。
他俩一走，郭天民便说：“老李啊，你的工作做得不错嘛。”
李聚奎不明白他在说些什么，恼火地说：“你胡说，我坐在那个黑角落里，没说一句话，他们并没有看到我，我是怎么做工作的？你不是胡说是什么？你们胡乱抓人，随便给我扣上‘AB’团的帽子，这是很不负责任的。你们这么办，不是草菅人命吗？”
因为那两人否认，一时没有根据，郭天民的态度温和了起来，对他说：“好吧，你去休息，我们明天再谈。”
第三天晚上，师长徐彦刚找李聚奎谈话，他先将手枪摆到桌子上，说：“你如果不好好交代问题，老子就拿这个东西对待你！”
李聚奎这时豁出去了，大声地说：“我没有什么问题好交代的，你不要用手枪来吓唬我，你就是架上机关枪我也不怕！”李聚奎还说：“我们认识一年多了，在你的指挥下，无论平时工作还是打仗，我哪一件工作没做好？哪一场战斗没打好？我有什么问题你可以摆到桌面上，举个例子说说也行啊！”
徐彦刚无话可说，最后只好说：“你去休息吧，明天我再给你讲。”
第二天早晨8点钟，徐彦刚来到李聚奎住的房子门口说：“我到军部开会去了，12点钟回来，我要请你们吃顿饭。”他这么一说，李聚奎的心突然紧缩起来，有些绝望地对陈华堂说：“完了，我们只有四个小时的时间了！”
在徐彦刚开会的四个小时里，陈华堂和李聚奎默默无言，脑子里翻腾着。李聚奎想到了父母，想到了身边倒下的战友，想到了二十七团，他想，这次即使被冤杀了，将来总会有人给自己平反……
徐彦刚终于回来了，站在他俩的房间门口喊：“李聚奎、陈华堂出来！”
听到这个喊声，李聚奎心里一亮，如果是拉我俩去枪毙，也不用师长亲自来喊吧？他的心中升起了希望。走到门外，徐彦刚拉着他的手，用小手巾帮李聚奎将身上的灰土掸掉，然后，一手拉着李聚奎，一手拉着陈华堂，来到了他住的房子里。进屋后，李聚奎看见桌上摆满了丰盛的饭菜。此时，李聚奎的一颗心总算落了地。他明白自己和陈华堂的冤屈被洗清了，命保住了。想到这里，李聚奎的眼泪夺眶而出。
徐彦刚笑容满面地说：“我今天请你们吃饭，是给你们压惊的。”陪同的有二十五团政委叶汤平，听说他是因打“AB”团不力而被关的。
饭后，徐彦刚对李聚奎说：“二十五团团长是‘AB’团，已经被枪毙了，你暂时去那里当团长，叶汤平回二十五团当政委。陈华堂还回二十七团当副团长。”当天，李聚奎和陈华堂被放出来了。他们从鬼门关走了一遭后，感到活着是那么美好。陈华堂十分感激李聚奎，如果自己想不开自杀了，不但干革命的路到头了，自己的历史上还要被记上自杀这两个字。
千里要饭到延安
中央红军长征时，李聚奎担任红一军团红一师师长。1935年8月的一天，他率领着红一师来到毛儿盖，刚一落脚，就参加了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的会师联欢会。联欢会结束之际，李聚奎见到了中共中央秘书长邓小平。邓小平对他说：“老李啊，军委已决定调你到红四方面军去担任三十一军参谋长，命令已经下达，你快去就任吧。”
周恩来也找李聚奎谈了话，他说：“两大主力会师，是中国革命的一大胜利，但也出现了一些扯皮的事，你到四方面军后，不但要把分内的工作做好，更重要的是要顾全大局，搞好两军的团结。”
当天下午，李聚奎奉命到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报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