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锡联流着泪，和通信员一起抬着汪师长的遗体走了一百多里，在大巴山找了个地方，将他安葬了。
一坛子辣椒救了师部机关
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抵达会宁，中央军委命其西渡黄河作战。时任红四方面军第十一师政委的陈锡联和周师长奉命率部过黄河之后，向打拉池、海原一带挺进。他们走了五十多里，国民党的关麟征部就追杀过来了。头顶上盘旋着十几架敌机，不时丢下一枚枚炸弹。陈锡联好几次差一点被炸弹击中。人未被炸到，他的马却受了惊吓，不停地跳，把陈锡联从马背上摔下来了。当他爬起来时，马儿已不见了踪影。那马背上可驮着他的衣服、行李、用具等全部家当啊。饲养员哭着对陈锡联说：“对不起首长，我没牵住马，让它跑了。”
陈锡联安慰他说：“是马跑了，不是你跑了，你不要难过。”
为了躲避敌人的飞机，陈锡联指挥部队钻进半人高的草丛中，朝西走。黄昏时，他们来到了打拉池。由于一连跑了五六个小时的路，大家都气喘吁吁，十分疲劳。周师长对陈锡联说，敌机飞走了，敌人一时也追不上来，建议让大家休息一会儿再走。这打拉池是个只有几户人家的小村子。陈锡联举着望远镜观察四周，没发现敌情，便同意在此作短暂休息。
又累又饿的官兵们听到休息二字，不少人就地倒下，很快打起了呼噜。陈锡联虽然很想睡一会儿，可是，一天没有进食的肚子饿得咕咕乱叫，他开始四处寻找食物，可是找了几个屋子，一样可充饥的食物也没有。后来，他在墙角发现了一个泡菜坛子，里面泡着一坛子辣椒，屋里再也找不到一点吃的了，他只好吃了十几个辣椒。吃完不到五分钟，他的肚子开始发胀，浑身燥热，坐立不安。于是，他走到屋外，想吹吹风。他刚踏上高坡，不禁吓得倒吸了一口冷气，只见四周密密麻麻的敌人向他们围了过来。敌人见到陈锡联，疯狂地叫道：“投降吧，你们已被我们包围了，一个也别想跑掉！”
担任警戒的哨兵因为太累睡着了。陈锡联立即掏出二十响的驳壳枪，朝天“砰砰”两枪，同时大声喊：“同志们，敌人来了，大家赶快参加战斗！”
他的枪声惊醒了熟睡的部队，大家火速提枪和敌人打了起来，敌人很快被击退了。
事后，师部人员得知事情的经过，都十分感激那坛辣椒，围着那只坛子深深鞠躬。有人笑着说：“谢谢你泡菜坛子，如果不是你，我们就全完了！”
差点丢在玉女山喂狼
抗战初期，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在刘伯承、邓小平指挥下，在太行山一次次伏击敌人，破坏了敌人的运输补给，扰乱了敌人的进攻部署，消耗了敌人的有生力量。为此，华北日军极为不安，第一二九师的存在令他们如芒刺在背，如鲠在喉。他们急想寻找一二九师决战。一天，刘邓首长接到一个情报，说日军第一○八师团全部及第十六、第二十、第一○九师团各一部，计三万余人，计划北从正太路之昔阳、平定，西从同蒲路之榆次、太谷、临汾，东从平汉路之元氏、赞皇、邢台，南从邯长大道上之涉县、长治，以及临屯公路之屯留等地，兵分九路，大举围攻晋东南，妄图一举将第一二九师消灭在辽县、榆社、武乡地区。
1938年4月9日，师部在辽县桐峪镇召开作战会议，部署反围攻的作战方案。方案之一是要陈锡联的第六八九团和第三八六旅由辽县以南，向东至日军合击线外的涉县以北，等机歼敌。
会议结束，邓小平对陈锡联说：“你们出发后，要设法寻找到曾国华支队和汪乃贵支队，并统一指挥这两个支队作战。”
接受任务后，陈锡联带着一个营出发了。刚走出村，邓小平又追上来，递给他一张纸条，说：“事先没通知曾国华和汪乃贵，你去领导他们空口无凭。到了那里，你将我写的这张纸条给他俩看一下，要他们服从你的指挥。”
陈锡联带着部队行进两天，在和顺县的松烟镇找到了曾国华和汪乃贵。陈锡联按照邓小平的嘱咐，递上纸条。俩人看后，表示服从他的指挥。
第三天，陈锡联和曾、汪两支队在东源河边的玉女山与日军的一个联队遭遇。陈锡联和曾国华、汪乃贵迅速交换了意见，决定火速抢占玉女山有利地形，与敌展开激战。
玉女山地形复杂，乱石矗立，峭壁连片，无论走到哪里，前面看不见去路，后面看不到来路。听到枪声也分不清从哪里打出来的。八路军占领了有利地形，日军无可奈何，连攻十几次都上不了山。后来，日军躲在一片怪石背后，八路军看不清敌人，停止了战斗。枪声停了，双方对峙，较量着耐心。天快要黑了，八路军将士们一天没有吃东西了，陈锡联下令大家轮流吃东西，准备在天黑时转移。陈锡联刚喝了两口水，听见山下有响声，便站在高处用望远镜观察，发现鬼子正偷偷地爬上来。情况危急，他大喊一声：“鬼子上来了，快开枪！”抓起一挺机枪，左右横扫，鬼子一片片倒下。突然，一颗子弹飞过来，击中了他的右下颚，头顶也同时中弹。他只觉得脑子“轰”的一声，眼前一片漆黑，栽倒在两块大石头之间，昏死过去。此时，大家只顾瞄准敌人，谁也没看到这个情景。曾国华、汪乃贵听不到陈锡联的声音，以为他从山后转移了，也下令转移。他俩走了一段路，想想觉得不对头，陈锡联为人忠厚老实，干什么事都从不考虑自己，他不会单独转移，可能还在山上，就命令部队回头寻找。这时有人说，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山上的地形如此复杂，怎么找？曾国华急了，大喝一声：“都给我站住，谁跑我就开枪毙了谁！陈团长不管是死是活，我们都要将他抬下山，就是死了，也不能将他的尸体留给日本鬼子！”
曾国华将部队分成两批，一批人由汪乃贵指挥，阻击日军，一批人跟他上山寻找陈锡联。他们回到山上，仔细地在石缝里摸，果然找到了七八个负重伤的同志及五六具尸体。重伤的同志和尸体上全都是血，一时无法辨清是谁。这时有人建议，尸体就地埋了，重伤的同志抬到师医院抢救。曾国华说，死了的同志都是抗日烈士，不能就这么草草地埋了，要弄清楚姓名。这一带狼特别多，随便埋了很可能被狼吃掉。这样的话，我们对不起烈士。大家觉得他说得很对，便抬着伤员和烈士的遗体下了山。到了一个村子里，他们向老百姓借了火，在微弱的灯光下，一个个地仔细辨认，终于从遗体中找到了陈锡联。曾国华见他身上脸上都是血，头有点肿，要给他洗脸，换件新衣再入殓。当曾国华为陈锡联洗脸时，发现他的头还有一丝热气，惊喜地叫道：“陈团长没有死，卫生员快来抢救！”
卫生员赶来，用耳朵贴着陈锡联的胸听了好一会儿，告诉曾国华：“陈团长还有心跳，不过很弱。”
曾国华命令他设法抢救。卫生员给陈锡联灌了一点药，过了一会儿，陈锡联终于醒了。当晚，曾国华派人将陈锡联送到辽县马厩村师部医院。经卫生部长钱信忠亲自抢救，陈锡联终于活了过来，但是，他的右颚留下了一个很大的伤疤。钱信忠说，陈锡联此次中弹的部位十分危险，子弹是沿着他的颈动脉擦过去的，如果位置稍稍偏一点，打中颈动脉，他就没命了。陈锡联的命是捡回来了，但他的右耳落下了残疾，听不到一点声音。
一年后，在一次战斗中，一颗子弹从陈锡联的前胸穿进，后背穿出。又过了半年，在另一次战斗中，一颗子弹又横穿他的腰部，左进右出。两次贯通伤，让他的身子前后左右留下四个洞。
两次遭遇被打黑枪
人们常常在电影、电视上看到这样的画面：几个身穿黑衣、头戴礼帽、面戴墨镜的人，在夜幕下风风火火地出没于大街小巷，寻找并跟踪着他们的目标，出其不意地出枪，被暗杀的人应声倒地，躺在血泊之中。
人们称这些人为冷面杀手或打黑枪的人。此文的主人公陈锡联就亲身经历过这种场面，曾两次遭到国民党特务的暗杀。
1949年11月30日，二野三兵团司令员陈锡联指挥所属第十一军、十二军和第四十七军，一夜之间攻占了重庆。12月3日，重庆市军管会在阵阵鞭炮声中，挂牌成立了。陈锡联兼任军管会副主任。半个月后，根据中央人民政府的决定，重庆市人民政府成立，由陈锡联任市长。不久，陈锡联又兼任了市委第一书记。军政一把手的他，每天不是开会就是下基层检查工作，常常忙得顾不上吃饭。
重庆曾是国民政府的陪都，蒋介石离开南京后便到重庆指挥大西南决战。解放军逼近重庆时，蒋介石临走留下了一批敌特人员。他们专门搞抢劫、暗杀、放火、破坏，企图搞垮新生的人民政府。他们暗杀的第一个目标当然是市长兼第一书记、兵团司令员陈锡联。
12月25日，陈锡联应重庆大学的邀请去作形势报告。在这之前，陈锡联曾收到过几封恐吓信，其中有一封信还夹着一颗子弹。信中说，陈锡联三天内必死。
有人提醒他，去重庆大学的路上有高楼，常常有人从高楼的某个角落里打黑枪，叫他别去了。陈锡联听后笑了笑说：“几个特务有什么了不起的，战争年代枪林弹雨都经历过了，还怕那几个特务？”
那天早上，陈锡联用过早餐准备出发，秘书匆匆跑来说：“首长，你坐吉普车去太不安全了，我建议开一辆公共汽车送你。玻璃窗上蒙上黑布，特务们摸不清你的位置，就无法瞄准目标，这样可以以防万一。”
陈锡联说：“谢谢你的好意，但重庆刚解放，公共汽车很少，你抽一辆来送我，老百姓不就少了一辆车？这样会影响他们上班。”说罢，坐上了吉普车。驾驶员开着车，先是沿江边走，然后拐上大街，在拐弯处的一座大楼内突然射出一串子弹。子弹如雨点般落在车前车后，挡风玻璃被打了几个洞，碎玻璃四处飞溅，落在陈锡联戴的帽子上。车子左右摇晃得厉害，驾驶员慌张地说：“首长，我停车检查一下轮胎是不是被打穿了。”
陈锡联阻止他说：“你千万别停车，车子还能走，说明轮胎没事。”
驾驶员见陈锡联镇定自若，一颗紧张的心也安定下来。他按照陈锡联的吩咐，一路飞驰，终于将车开到了重庆大学。
陈锡联做完报告，返回时再三关照驾驶员，遇到打黑枪时千万不能慌张，要保持冷静。车子没有走来的路线，而是直接开到曾家岩二野司令部。陈锡联向刘邓首长作了简要的汇报。临走时，刘邓首长叮嘱他们要提高警惕。
几天后的一个夜晚，陈锡联来到曾家岩二野司令部，向李达参谋长汇报工作。汇报完毕已是深夜。月亮穿梭在云朵中，天空时明时暗，又下起了细雨。陈锡联坐车返回王家坪家中，刚下车，对面山坡上响起了枪声。陈锡联的车身被打了几个洞，一名警卫员倒在血泊中。警卫班听到枪响跑到门外，陈锡联一手拿枪，一手打着手电筒，带着警卫班到山坡上搜查。此时特务们早就溜之大吉了。面对特务的猖狂活动，陈锡联感到必须对特务分子进行严厉打击，便和市警备司令员尤太忠、公安局长明辉、军区保卫部长周新开会商议，决定对市内进行一次大搜捕。1950年1月18日，他们封锁了大街小巷，控制了交通要道。敌特分子遭到突然袭击，顿时惊慌失措，纷纷将枪支、弹药、电台、国民党军装等扔在大街小巷。这一天，仅一个上午就抓了一千二百多名特务和各类破坏分子。经过一下午的突击审讯，掌握了特务骨干藏身之处，当晚按图索骥，又抓了一百多名罪大恶极的特务头目。
两次大搜捕狠狠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社会秩序很快得到了稳定，人心也日益安定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