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夜下了一场大雨，将成都太平寺机场跑道冲刷得干干净净。早晨，太阳从龙泉山中钻了出来，照耀在空旷的平原上。时近夏至，田野中夏蝉在吱吱鸣叫，稻田中的秧苗已经有半尺高了。
震惊中外的重庆“6.5”惨案发生后的第3天，成都平原西北的天空中，突然传来一阵巨大的飞机轰鸣声。连日来饱受日机轰炸的成都市民，正惊恐地抬头瞭望天空，等待防空警报声响起之时，突然看见一个庞大的机群，从西北方向飞了过来，掠过城市的上空，盘旋着朝太平寺机场降落下去。
“这是苏联的飞机！是我们的飞机！”人们仰望着天空，望着那从未见过的巨型飞机，不由得兴奋地叫了起来。
是的，苏联的这种远程重型轰炸机，是第一次来到中国。这种机型为DB3型，苏联飞行员亲切称它叫“达莎”。在西班牙内战时，由于这种飞机还未定型，没能赶上参加那里的战斗；而今为了遏制日军对重庆疯狂的大轰炸，遵照苏联空军司令部命令，它紧急来到中国的天空，准备接受这里战火的洗礼。
第一批来到中国的DB3飞机共有24架。率领这个机群的是库里申科少校，其机组成员大都来自苏联扎波罗热空军第3航空旅。3天前，他们沿着莫斯科——奥伦堡——阿拉木图进入中国。起飞时，每架飞机除了机组人员外，还包括地勤人员、飞机零部件及一些维修设备。
机群从苏联进入中国时，由先期到达的波雷宁上尉驾驶CB2飞机领队导航，沿南线飞行。编队到达西安时，由于机型太大，西安机场跑道太短而无法降落，编队只好降落在兰州机场。尔后，由另1架CB2飞机导引，从兰州飞来成都。飞机在成都降落后，为防止日军侦察发现，根据库里申科少校的建议，立即就将飞机伪装起来，并分散隐蔽。
库里申科是一名优秀的苏联共产党员。他1903年10月出生在基辅州科尔苏恩斯基区切利平村，1925年应征入伍后，很快成为一位出色的轰炸机飞行员。在DB3飞机研制阶段，他就开始参加该机的作战试飞，对飞机性能非常熟悉和了解。
雨后初晴，空气清新。飞机在机场降落后，库里申科戴着飞行帽、穿着飞行服，走下飞机来。中国空军副司令毛邦初等人，看见飞机降落后，立即来到跑道上迎接他们。
“报告将军同志，苏联轰炸机大队大队长格里戈里·库里申科，带领24架DB3轰炸机，向您报到！”库里申科大步走到毛邦初跟前，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大声讲道。
“同志们辛苦了！欢迎、欢迎你们！”毛邦初还了一个军礼，赶紧上前，紧紧握住库里申科的手，“你们来得太及时了！我们天天都在盼着你们的到来啊！”
库里申科高高的个子，结实的体格，乍一看有点像中国山东的汉子；他方方的脸，两道浓黑的眉毛下，有着一双深邃的眼睛；他是一个寡言少语的人，但偶尔笑起来却像一个天真的小孩。他的妻子是俄罗斯族人，名叫塔玛拉；他还有一个可爱的女儿，名叫英娜。离开莫斯科时，他来不及跟妻女告别，就匆匆踏上了奔赴中国的征程。
“啊，这飞机真是威武神气啊！我都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飞机！”毛邦初和中国空军飞行员们来到DB3轰炸机前，望着那庞大的机身、舒展的机翼，禁不住赞叹起来。登上飞机，再看那些崭新的仪表、宽敞的机舱、精良的武备，更是赞不绝口，“好，你们来了，疯狂的日本人，该好好接受一下教训了！”
库里申科他们来到这里后，首要的任务就是培训能够驾驶DB3轰炸机的中国飞行员。前线战火纷飞，后方每天都在遭受日本飞机轰炸，时间实在太紧迫了，库里申科他们来到这里仅仅休息了半天，第二天一早，他们对中国飞行员的紧张训练就开始了。
每天清晨，在成都太平寺机场上，加油车就开始四处奔忙，飞机发动机就开始吼叫，英武的“达莎”披着晨光，等待着飞行员们的到来。太阳刚从东方升起，库里申科的教练工作就开始了。他对教学工作一丝不苟，对中国飞行人员要求十分严格。他首先站在机身下，对着飞机，细心地讲解飞机的性能、特点、操作方法；尔后，他带着大家来到机舱里，对飞机的每一个仪表、每一种设备、每一具武器，进行详细讲解。
当大家都了解飞机的基本性能后，他才带着飞行员进行实际操作。每一次上机前，他都要对飞机进行仔细检查，最后才进入机舱。他带着学员飞行过程中，对学员的要求近乎于严厉；飞机落地之后，他又立即对飞行员们的操作进行讲评，肯定成绩，指出不足，提出纠正方法；有时候，为了纠正学员们的飞机降落速度或进入机场角度的偏差，他往往会连续带飞三四次，直到学员完全掌握要领方才罢休。
“亲爱的塔玛拉：前不久，我调到东方一个地区工作。临走时，我来不及同您和英娜告别，真是感到歉意。那个小家伙，整天肯定会念叨爸爸怎么还不回来看她，怎么不给她买回来巧克力和洋娃娃……离开祖国是非常痛苦的，但是，当一个人为了正义而这样做时，应当支持他，而你就这样做了。你们千万别惦念着我，这里的人对我很友好，我就像生活在家乡一样。等到我们取得胜利后，很快会回到您和英娜身边了……”来到这里1个月了，波雷宁他们要回国，库里申科才第一次给妻子写了1封信叫战友带走，含混地告诉了自己的行踪。
进入7月以后，库里申科在连续1个月时间里，带领学员们进行夜间飞行训练。他工作起来，从来没有白天和夜晚，就像“拼命三郎”一样。那天，毛邦初来太平寺机场检查工作，见库里申科面容憔悴，眼窝下陷，与第一次见到他时简直判若两人。毛邦初沉吟了一下，除了要求机场方面照顾好他的生活起居外，他以命令的口吻要库里申科必须好好休息，不能太劳累了。
库里申科回答毛邦初一席话，竟叫他十分动容。
“谢谢将军同志！说实话，来到这里，我恨不得马上就去参加战斗。在这里，我像体验着我的祖国灾难一样，体验着中国劳动人民正在经受的灾难。我每当看到遭受日本飞机炸毁的建筑和逃难的人群，就十分难过——我不明白，日本人为什么要来轰炸在田地里安详恬静劳动的中国农民，轰炸那些无辜的老人和孩子呢？”
“没有办法，这是侵略者残暴的本性所决定的。”毛邦初说。
“好多时候，眼看都超过凌晨2点了，敌机还在上空盘旋。女人们、孩子们还躲在野地里，不能回家睡觉；劳动者和一切公务人员，白天不能正常生产，晚间也得不到休息。”库里申科闪着他那双深邃的眼睛，动情地讲道，“敌人的这种夜袭手段很卑鄙，对中国人民所造成的身体上、精神上的损失是无可估算的——我们，只能让敌人付出多倍的代价，让敌人在我们的打击下仓皇逃命！”
“是啊，我们一定要叫敌人付出多倍的代价，血债要用血来偿还！”毛邦初感慨地说道，“苏联人民是中国人民真诚的朋友，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你们付出的努力和牺牲——但，你还是要劳逸结合，保持强健的身体，过不了多久，还有更重要的任务需要你们去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