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看似在写关于“隐”的话题，主旋律却是渴望归来，一起前行。
本章的主角们都生活在很久很久以前，多是隐居之士，被称为逸民，也尽是些有德之士，被孔子念想。他们之间有很多不同，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度”，却有些共同的关键词与他们相连，如“仁、直、义”。面对滔滔的天下，他们不投机取巧，不趋炎附势，不歪曲心念，不出卖良知。
他们不仅有德，也有才。有德者必有才，有才者不必有德，他们构成了社会治理体系中一种特殊的力量。当然，在一个社会的治理体系中有多种力量。有君王，有群臣，有子民，还有他们这些逸民。尽管他们有德有才，但并不出仕做官，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本于内心的高洁，为了不受这世间尘垢的沾染，他们不愿勉强、不愿委屈、不愿隐忍。这样做好不好呢？孔子认为，总体来讲他们还是有德，但不能为国效力，总是有些可惜，有些遗憾。孔子欣赏他们，但也并不与之同行。
孔子终日奔走于途中，常与这些逸民们相遇。他们对于孔子的底细都很是清楚，对于孔子的态度却不以为然，好像总是在打击，“凤兮凤兮！何德之衰”，“与其跟着那个到处挑选国君的人奔波，不如跟着我们种田的人好”。但谁又能否认这不是从另外一个端点予以力量呢？
孔子渴望与他们交流，源于他们有德有才，源于他们对自己知根知底。但是，他们并不给孔子这样的机会。“孔子下，欲与之言。趋而辟之，不得与之言。”不知这孔子欲与之言，而又没有机会言的是些什么？会讲治国安邦的道理吗？当然不，他们可能比孔子还清楚。会向他们解释自己为何终日奔走于途中吗？好像也不会，明白人不用多讲，他们都是明白人。或者，在孔子心中更多的是渴盼，渴盼他们与自己一起同行。尽管“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但是有朋自远方来，更是乐乎！一起同行，更有力量，不是更好的向往吗？孔子向往。但孔子知道，这些逸民实在是需要更多的理解与尊重，需要顺着他们的脾性。能举用逸民者，需要更大的心量，需要真正的王者才能担负得起。一名真正的王者理应“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恢复被灭亡的邦家，承继已断绝的家世，举用那些隐逸的人才，以此来实现天下之民归心。
在周初之年，周文王、周武王、周公那个时代，他们做到了。这些周初的逸民变成了周的“士”，为国效力，实在是邦国之幸，逸民之幸，亦是百姓苍生之幸。孔子渴盼与逸隐之士同行，不是同行到深山老林之中，是同行在布道的路上。这样的心念，国君们可以读懂吗？逸民们可以理解吗？且留与后世评说吧！
问题索引——
微子、箕子、比干混得都很惨，一个去了异国他乡，一个被降为奴隶，一个被剖心而死。孔子将他们称为“殷有三仁”，这是什么情况？
柳下惠在鲁国做个掌管刑狱的小官，经常被免职，受到压制，却还不离开这个地方，这是为何？
孔子希望与楚国的狂人接舆有个交流，但是他并不给孔子这样的机会，不知这孔子欲与之言，而又没有机会言的是些什么？
有人问佛家：“明知是空，为何还要奋斗？”也有人问儒家：“明知不可为，为何要为？”“明知天下无道，为何还要行道？”
长幼之节，不可废。那么君臣之义，能不能废呢？
有些逸民是“不降其志，不辱其身”；有些逸民是“降志辱身矣，言辞合乎人伦，行动思虑周全”；还有些逸民是“隐居起来，远离世事，不论政事，保有了修身的高洁”。这一切，孔子如何看？如何行？
伯禽到鲁国就任，周公对他交代一番，都交代了些什么？
在周初有八士，他们或是逸民，如何成了入朝为官的“士”？
18.1
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微子、箕子、比干：微子，即微子启，是商纣王的庶兄。箕子、比干都是商纣王的叔父。商纣王无道，不听大臣进谏，于是微子启最先逃离商到周。箕子因为不忍心彰君之过、丢弃宗庙，便佯装疯狂，被商纣王降为奴隶。比干仍然进谏，商纣王将比干剖心致死。
这样看，这三者的结局好像都很惨，但孔子称他们为“仁人”。在孔子心中，真正的仁者，是“求仁而得仁则无怨”。关键词是“求仁而得仁”，其他关于生活的境况都是附属品。无论是“去之”，是“为之奴”，还是“谏而死”，都是得其所。心有所属，心甘情愿。
18.2
柳下惠为士师，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柳下惠：即展禽。
士师：掌管刑狱的官员。
三黜：三，虚指，指“多次”。黜，降职或免职，亦引申为仕途不顺。
做个掌管刑狱的小官，还经常被免职，受到压制，有人看不过去，替柳下惠鸣不平：“你难道不可以离开这个地方吗？”既然是不得志，为何非要在这个地方做官呢？天涯何处无芳草。柳下惠很是清醒，说：“直道而事人。”遵守正道而侍奉上司，去哪里能不被屡次压制！在风向标出现偏差，指南针出现故障的时候，对于正道是越看越别扭，怎么瞧着都像是歪的。若是“枉道而事人”，昧着自己的良心，不遵守正道而侍奉上司，又何必离开父母之邦？
看来，做官的核心不在于在哪里做官，而在于自己有没有良知，能不能做到“直道而事人”。是否被罢免、压制是别人的事，有没有良知是自己的事。别人的事要由别人来当家，自己的事却得由自己来作主。对于这些事象，有一种明辨，可以称为智，可以称为理性。有了智、理性，就有了镇定，自愿地接受追随信念选择后的一切结果，包括“升”，包括“黜”，最终豁达且超越，超越那些喜悦或悲苦的感觉，超越那些被称为“名声”“前途”之类的可怜事物，超越生死与荣辱这些被自然本性同等利用的事物。
18.3
齐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则吾不能；以季孟之间待之。”
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孔子亦期望能够做到“直道而事人”，在齐国奉行于这个行不行？齐景公先是讲了关于待遇的问题，说：“像鲁国的季孙氏那样任用孔子，我做不到。我可以用介乎于季孙氏和孟孙氏之间的待遇来任用孔子。”看来，季孙氏待孔子还是不错的，孟孙氏待孔子要差些，齐景公选择了“取其中”。事实是孔子对待遇问题并没有怎样在意，他说“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他看重的是志同道合。
雇主谈了待遇，雇员认为不是问题，按理接下来就应该是签订合同，真枪实战。可是齐景公又接着说：“我老了，不能用孔子了。”原来，齐景公从心里就没有打算接受孔子，只是以待遇作为借口与挡板，见挡不住，就只能出手再狠些，讲明真相，就是不想用孔子，理由是自己老了。这下孔子明白了，接着就离开，继续行走于途中，寻求可以直道事之的君王。
18.4
齐人归女乐，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道在齐国行不通，在自己的父母之邦怎么样？鲁国的情况亦不乐观。本章所述之事在孔子由司空升任大司寇之后，孔子“由大司寇行摄相事”，鲁国大治。于是，齐国朝野上下一致认为“孔子为政必霸”。为了削弱鲁国，离间孔子与鲁国执政者之间的关系，齐国送给鲁国骏马、美女。在《孔子家语·子路初见》篇中，描写得更加详细：
齐国送来了八十名美女，穿上漂亮的衣服，能跳容玑之舞，屈伸俯仰，婀娜多姿。还有一百六十匹骏马，威武雄壮。这样的美女、骏马甚是躁动人心，更何况是别人白送的呢。还都送到了城门口，唾手可得。季桓子按捺不住，撒了个谎，报告鲁君要到各处去巡游观看。微服不去体察民情，而是沉浸于歌舞升平之中。或许就是鲁君与季桓子做好商议，派季桓子打个前阵，探明情况而已。季桓子随即又带上鲁君一同观看。于是鲁君收下这些美女与骏马，终日观之，政事荒怠。
子路率真，对孔子讲：“老师，咱走吧！”的确如此，人家都这样做了，你孔子想救国救民，还做得到吗？
可是，孔子却也固执得很，不肯走。孔子还是抱着一线希望，希望事情能有所改变，期盼着国君不要太出格，徇其人欲正常，但勿忘归来的路。看看能不能按常理得到郊祭的祭肉。孔子押了最后一宝。若是得到祭肉，说明国君还要顾及礼仪，未完全忘记君臣之义。若是这样，还可以再努努力，再进谏进谏，说不定能阻止这件事。
说到底，君臣之义、常规礼道只是孔子的一厢情愿。对于满心私欲、淫荒无度、无节无礼的君主来讲，一说教先生天天在眼前，多碍眼。三日不听政，郊祭的肉并未赠于孔子，表明了其坚定的态度。这一切带给孔子深深的失望，甚至绝望。再待下去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孔子遂行，乐师师已为其送行，深深感叹：“这不是先生的过错呀！”
在“有道”的社会，“有道”的人知道是非黑白。若是无道，就会走向反面。不管是谁的过错，终究要承担和面对。孔子讲五十知天命，他清楚自己的使命，选择了周游列国，希望找到有道明君，找到“志同道合”的人，找到“对”的人，遵行大道，治国安邦，实现理想。然而，事实却是“莫****狐，莫黑匪乌”。无道，岂止是一国之无道，一君之无道！
十四年的“周游列国”带给孔子的是更多的失望，甚至绝望。也恰恰是因为绝望，反而成就了孔子。这“周游列国”的颠沛流离，很像是文化苦旅，文化的种子就这样散播开来。是得，还是失？是成功，还是失败？有人以看似成功的方式失败，有人以看似失败的方式成功。放在一个更大的时空领域中，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唯有珍贵之品，方可成就永恒之美。在得失之间，有时也在一念之间。
只是，孔子这一念，是恒定之念，坚定而执着。
18.5
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孔子下，欲与之言。趋而辟之，不得与之言。
孔子行于路途之中，风尘仆仆，奇人频现。楚国的狂人接舆，唱着歌走过孔子的车边，他唱到“凤凰啊凤凰！你的德行为何如此衰微？过去的已经不能挽留，将来的还有机会追逐。算了吧，算了吧！现在的执政者很危险了！”
后人将孔子比德于凤，大概源于此。这接舆看似狂人，实则亦是隐逸的高人。但隐士真的就能隐得了吗？有人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也有人是身在林野心在朝。他们对孔子的境况非常熟悉，可知他们对于天下的境况都很熟悉。
孔子下车，想要和他说话。但接舆不给机会，快步躲开了，有着神龙见首不见尾的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