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1
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
箪：古代盛饭用的圆形竹器。
巷：古代村中的小道，相当于今天的小胡同。
堪：忍受。
子曰“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每个人都不喜欢贫贱。无论是我们称为君子的美德拥有者，还是我们称为小人的道德低下者。尽管君子和小人都可能贫贱，但他们所持有的态度是不一样的，他们的行动也绝不一样。君子不会因为身处富贵而傲慢，也不会因为贫贱而崩溃。小人会将富贵看成自傲的资本，将贫贱当成是不幸的惩罚，进而怨天尤人，即孔子所说的“人不堪其忧”。一般人受不了“一箪食，一瓢饮”，粗茶淡饭，但颜回就不同。所以，孔子曰“富而无骄易，贫而无怨难”，“贫而乐”更是一种可贵的品质。不是为了追求“乐”而鼓励“贫”，而是说无论现状如何，都应该“安”，并实现“乐”。在贫中亦是如此。
6.12
冉求曰：“非不说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废。今女画。”
说：通“悦”。
女画：女，通“汝”。画，原地不动。
无论现状如何，都应该“安”，并实现“乐”。在贫中亦是如此。但是，只有有修养、有境界之人方能实现。冉求对孔子讲，不是我不喜欢老师的“道”，只是自己力量不足呀。这理由听起来很是冠冕堂皇。
所谓力不足者，是才能、力量不足，还是心力不足？才能和力量不足，可以通过进德修业来完善。但心力不足的本质在于自身，是自性未开，画地为牢，中道而废，非力不足，是心不诚。
6.13
子谓子夏曰：“女为君子儒，毋为小人儒。”
“君子儒”即为儒中的君子，“小人儒”是儒中的小人。在孔子以前，“儒”本属一种行业，而后孔子广收弟子，创立儒家学派。本章“儒”当作行业讲。同一行业，亦有人品高下、志趣大小之分，故亦有君子、小人之别。“君子儒”，以儒道教化人心；“小人儒”，把儒作为谋生手段或流于形式。
子曰“君子不器”，君子曰：“大德不官，大道不器，大信不约，大时不齐。察于此四者，可以有志于本矣。”大德之人不拘于一官之任；懂得大道理的人不局限于一定的用处；最讲诚信的人不必靠立约来约束；天时与天机并非一成不变。能懂得这四种道理，就能立志于根本。君子儒即如同君子不器，本质在于讲求“道器合一”，不拘于一定的用处，但是干一行爱一行，且能干好一行，这才是真正的君子，乃“君子儒”。小人易于为耳目导心，声色美味，见之欲取，才干不高，志趣不广。孔子设教，希望弟子应为君子儒，毋为小人儒。
正是源于孔子所教，所以子夏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只要是道，总有可取之处，即便是小道，也有可见之长。但若是拘泥于小道，不能通达，经不起时空的检验，行高致远恐怕是要受到阻隔，君子不如此行事。看来，子夏学到了真经。
6.14
子游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尔乎？”曰：“有澹台灭明者，行不由径，非公事，未尝至于偃之室也。”
子游：姓言名偃，字子游，吴国人。
武城：鲁国的小城邑。
澹台灭明：字子羽，春秋时期鲁国武城人。他因为人正派、刚烈、博学、门徒众多而被誉为鲁之名士，后为孔子弟子。
行不由径：指做事合乎正道，光明磊落。行，走路，此指做事。径，小路。
在孔子心中，为政在人，在得人，在得贤人。所以，子游任武城的长官，孔子要先问一问他任贤知人的情况。子游讲了澹台灭明的情况，他做事合乎正道，光明磊落，非为公事，从未到过子游的屋中。做事不行小道，不走捷径，好行大道，是孔子欣赏的品格。没有公事，到领导屋中来做什么呢？要么是套近乎，要么是窃窃私语。对此，孔子均以之为耻。
在《孔子家语·五仪解》中，鲁哀公向孔子请教“取人之法”。孔子对曰：
事任于官，无取捷捷，无取钳钳，无取啍啍。捷捷，贪也；钳钳，乱也；啍啍，诞也。
孔子认为“事任于官”，取其所能而任命相应的官职是最重要的。用今天的话说，即因材施用、知人善用。孔子认为以下几种人是不能用的。
捷捷，花言巧语。凡花言巧语必有所求、有所贪。近义词：甜言蜜语、巧舌如簧。延伸意：虚情假意。孔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反义词就是肺腑之言、心口如一、由衷之言、真心实话。所以，捷捷，贪也，不取。
钳钳，妄言乱语、锋牙利口、寒酸刻薄。凡妄言乱语、胡说八道者，捕风捉影、颠倒是非，多起纷争，为乱之首。所以，钳钳，乱也，不取。
啍啍，多言多语。多言多语者，多不着边际、不据事实、欺诈寡信。所以，啍啍，荒诞，不取。
因此，孔子随后说道：
弓调而后求劲焉，马服而后求良焉，士必悫而后求智能者焉。不悫而多能，譬之豺狼不可迩。
弓箭，要先把方向调整正确，然后才可追求疾速强劲。对于马，要先驯服它，然后才可追求速度及耐力。而选人，必定是诚实谨慎在先，再考虑他的智慧才干。没有诚实谨慎，而满腔小聪明、善使阴谋诡计者，就像是豺狼一样不可接近。
如此看，孔子的任贤观深深地影响了自己的弟子。
6.15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将入门，策其马，曰：‘非敢后也，马不进也。’”
孟之反：名侧。鲁国大夫。
伐：夸耀。
奔而殿：军败逃跑曰奔，在后面断后的曰殿。
策：鞭打。
据《左传·哀公十一年》记载，鲁国与齐国作战，鲁军大败。作为统帅之一的孟之反留在后面掩护大军撤退，当大家都安全撤回而迎接最后到达的他时，他却故意鞭打着马说：“不是我敢于殿后，而是我的马跑不快呀！”
贤达的君子好行大道，可以表现在方方面面，孟之反亦是其中的杰出代表。面对功劳，不自居，不自夸；面对过失与困难，不推诿，不退缩。这亦是孔子所欣赏的品格。
6.16
子曰：“不有祝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难乎免于今之世矣。”
祝：卫大夫，字子鱼，有口才。
佞：巧言，高才，即能言善辩。
宋朝：宋公子，出奔于卫，有美色。《左传·昭公二十年》和《左传·定公十四年》都有关于他因美貌而引起祸端的记载。
在《论语·公冶长》篇中，就有人认为冉雍具有“仁”的美德，但口才一般，“不佞”。看来在当时，很多人以“佞”为美德。亦无可厚非，即便是在今日，巧言、高才、能言善辩也为很多人所追崇。在价值排序中，人们的选择往往是世故而实际，比如说“佞”。因此，尽管人云“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如好好色”，即使是有了宋朝般的美色，如果不能像祝一样能说会道，不够“佞”，也难免受害于今之世。这是孔子对于现世实情的感伤。由此也知，对于“不能免于今之世”，孔子心中明镜似的。认知真相即“智”，接受现实即“仁”。
6.17
子曰：“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
上章言孔子对于现世实情的感伤，因感伤而感叹。问一问“谁能出不由户？”按理说，人外出怎能不经过门户？由窗子里跳进跳出，怎么能行？不走大道怎么能行？实在是有几分苦口婆心。
孟子读了本章，写下“读书笔记”：
夫义，路也；礼，门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门也。
道，一脉相承，一以贯之，即是如此。
6.18
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质：质朴。
文：华饰。
野：鄙野。
史：古之史官，这里指虚浮。
彬彬：物相杂而适均之义。这里指“文”与“质”相得益彰的样子。
“文”是一个宽广的概念，如《周易》所言“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所有外在的威仪、装饰皆可称之为“文”。“质”与“文”相对而生，“文”是外在的表达，“质”是内在的本质，质朴的本性。
“文”与“质”同样重要，对立统一，相互依存，不可废其一端。有所偏差，就会出现孔子所言的情况，就会“质胜文则野”，人没有文化，没有外在的威仪，就会显得粗野、落后。而另外一端的情况是“文胜质则史”，就是指文饰过于发达，过于注重外在的表达，而丧失了质朴本性，就会虚浮而没有根基。所以，真正的君子，就是“文质彬彬”，既要有文化修养，又不要迷失了本性。
辜鸿铭在《中国人的精神》中讲道，中国人最美妙的特质是：“作为一个有悠久历史的民族，它既有成年人的智慧，又能够过着孩子般的生活──一种心灵的生活。”追求“文质彬彬”，就是这种生活方式的体现。
6.19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直：刚正，正直。内不自欺，外不欺人。
罔：直的反义词。自欺，欺人。
孔子认为人追求“直”是天性、天命使然，理应以直立身，此乃“人之生也直”。可是，现实生活中有人“罔”，也在生存，甚至生活得不错，该当何解？这就如同好人不见得不面对灾祸，而恶人也不见得不面对幸运。只是这种幸运在更大程度上是一种侥幸，终不是长久之计，更非恒定之念。有什么好被提及的呢！
6.20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知之、好之、乐之”中的“之”指什么？有人认为是学习，可作此解。但学的是什么？孔子所云“志于学”，本质在于“学道”，学习的是对于生活的态度，对于价值的确立。如上章所言“人之生也直”就是一种生活的态度，就是价值的确立。对于此，当是“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知此，好此，乐此，生命万象、生活百态均在此中。
对于这样的价值认知，所有的人都能理解吗？未必。所以孔子讲了下面的话。
6.21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
在孔子看来，道有高下，智有深浅。善导人者，必因其才而加以教导。中人以下，骤语以高深之道，不唯无益，反将有害。唯循序渐进，才可日达高明。
六祖慧能在讲到智慧修行时，认为持诵《金刚般若经》即得见性，当知此经功德无量无边。经中分明赞叹，莫能具说。此法门是最上乘，为大智人说，为上根人说。小根小智人闻，心生不信。何以故？譬如大龙下雨于阎浮提。城邑聚落，悉皆漂流，如漂枣叶。若雨大海，不增不减。若大乘人，若最上乘人。闻说《金刚经》，心开悟解。故知本性自有般若之智，自用智慧，常观照故，不假文字。譬如雨水，不从天有，元是龙能兴致。令一切众生，一切草木，有情无情，悉皆蒙润。百川众流，却入大海，合为一体。众生本性般若之智，亦复如是。善知识。小根之人，闻此顿教，犹如草木根性小者，若被大雨，悉皆自倒，不能增长。
儒家、佛家“说法虽万般，合理还归一”，所讲都是同一道理。
6.22
樊迟问知。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
问仁。曰：“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
务：使人致力于某事。
民之义：符合人民利益的事，即“人之义”。孔子说：“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人之义。”
膜拜与明白完全是两回事。孔子所追求的是，希望百姓可以明白、安然地活着。为了实现让百姓明白的理想，当然要务民之意，临民之道，不离人心与人性，不离民心与民生，不离家长里短。所以，子曰“存亡祸福皆己而已，天灾地妖不能加也”，存亡祸福，都源于自身罢了，无关于天地、鬼神。那为何还要敬鬼神呢？敬是人对自然、对他人、对万物的基础态度与法则。敬鬼神并非膜拜鬼神，而是通过外敬他人，实现内调心性，祈请那个内心深处更加高明的自己。
向内求，祈请那个内心深处更加高明的自己，不仅是智者的行为，亦是仁者的标识。真正的仁者必然会做到：在遇到困难的时候站在前面，面对责任与担当，不让；在要收获的时候站在后面，面对利益，不争。
6.23
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
既仁且智者由自觉到觉他，因自知而自在。所以，其对于自我的觉知源于“孝”，终通于天地、自然、山水、鸟兽。有着浓郁的自然情怀，自能乐山乐水。鸢飞戾天，鱼跃于渊，俯仰之间，天人合一。于动、于静，于人、于物，于张、于弛，一切都自然而然。如此者，自然行而可乐，乐得其寿，颐养天年。
6.24
子曰：“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
按照孔子的逻辑，鲁国的国政近于王道，但还是稍逊一筹。齐国的国政近于鲁了，还是稍逊一筹。欲知为何如此，需要穿越到几千年前，从两国文化的源头及发展来谈起。
鲁国虽是周王朝分封的一个邦国，但地位却非同寻常。鲁自周初始封，经西周、春秋、战国，到公元前249年为楚国所灭，历时七八百年，在当时的政治、文化舞台上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鲁国的始封之君是周公的长子伯禽，由于周公在周初政治中的地位十分显赫，因此，鲁国初封时不仅受赐丰厚，而且相对于他国来说还得到了不少特权，如鲁国可以“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礼乐”。后来，周王室在东方又分封了一些小国，这些小国有的成为鲁的附庸，奉鲁国为“宗国”。时至春秋王室衰微、礼坏乐崩之际，许多小国依然纷纷朝鲁，并且到鲁国学礼、观礼。在东方夷人势力较盛的地区，鲁国始终不忘“尊尊而亲亲”的原则，使鲁国的政权一直掌握在“伯禽”之后的周人手中。鲁国较完整地保存了周礼，周代的礼乐传统深深地影响着鲁国社会的方方面面，礼乐、刑法、政俗未尝相变。
鲁国为东方的宗周模范，担负着传播宗周礼乐文明的使命，如在周王朝治国政策的贯彻上，鲁国即堪称典范。周公治国，他的保民思想、明德慎罚、勤政任贤等都似乎在鲁国当政者身上有明显体现。如此看来，鲁文化从一开始的使命就是代表周来抚镇东方，即代表着在当时背景下经过时代损益、最为先进的周文化。鲁文化在履行使命时又是用最为自然的方式，吸引、润泽、循序渐进。
齐有太公之余风，管仲兴霸业，其俗急功利，其民喜夸诈。齐国虽然有人对孔子所讲的繁文缛礼不感兴趣，但他们毕竟不能不对鲁国“尊卑有等，贵贱有序”的礼治秩序表示重视。例如，齐国的另一位名相晏婴就曾经与齐景公一起到鲁国“俱问鲁礼”；孔子到齐国时，齐景公也不失时机地问政于孔子。又如，鲁国发生庆父之乱时，齐欲伐鲁，但有人看到鲁国“犹秉周礼”，认为“鲁不弃周礼，未可动也”。齐人看重周礼，向鲁国借鉴、学习，显示了其积极进取、灵活开放的一面，这当然是值得肯定的。然而，这也证明齐文化中尚有不少待改进之处。如在君臣关系方面，齐国出现了不少相弑相残的现象，而鲁国的情况要好得多。鲁国的大夫臧文仲曾教别人“事君之礼”，说：“见有礼于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养父母也；见无礼于其君者，逐之，如鹰之逐雀也。”这种典型的尊君之论，便基于鲁国深沉的礼乐传统，这对鲁国君臣关系的和睦和鲁国社会的安定都有积极的作用。
齐鲁两国地域相邻，在文化方面具有很多的可比之处。就先秦时期两国的文化而言，它们有同有异。从实质上说，崇周礼、重教化、尚德义、重节操等都是两地人民共有的风尚。两国文化上的不同之处更多，齐人的务实开放，鲁人的重视礼乐，使齐鲁两国在文化上各具特色，并且位居当时华夏文化的领先或者中心地位。但齐鲁两国的文化孰优孰劣，一直都有争论。不少论者站在今天的立场上，大谈鲁文化的所谓“保守”“落后”和“缺乏进取”。但实际上，分析某种文化的优劣应当用历史的眼光，不应该脱离当时的时代背景。
另外，一开始就具有文化上的进取精神，不代表此时在文化上仍然是先进的。若是失去了开放、持续的学习，以“先前的进取、优势”自许，结果就会带来落后，不仅经济落后，文化上亦会落后。落后就会挨打，这是不争的事实。正确认知，开放，包容，进取，相互学习才是持续发展之道。
6.25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
有人认为这段话莫名其妙，不知是什么意思。所以就怀疑应把“觚”读为“孤”，认为孔子是在自问自答：我孤独吗？孤独呀！孤独呀！
事实上，孔子这段话放在此是有理有据、上下贯连的。上章言“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无论这政治治理怎么变，本质都在于“至于道”，至于先王之道，实现王道精神。大道无形，但是当道器合一之时，道的载体和实现却需要标准，需要有边界，需要有角有棱。如此，才可有发展，才可谈自由，才可真正地“至于道”。
觚就是有角有楞之器的典型代表。它本是行礼酒器，上圆下方，容二升。朱熹曾引程子的话，曰：“觚而失其形制，则非觚也。举一器，而天下之物莫不皆然。故君而失其君之道，则为不君；臣而失其臣之职，则为虚位。”又引范氏曰：“人而不仁则非人，国而不治则不国矣。”盖意在讥讽当时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混乱现象。当是此理，当是有角有棱，有标准，有边界。
6.26
宰我问曰：“仁者，虽告之曰‘井有仁焉’，其从之也？”子曰：“何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上章言“行道”当是要做那“觚”器，有角有棱，有标准，有边界，时时奉行，择善固执。但是，宰我假设了一种情况，有人对仁者说“井中有仁人”，那仁者是不是要跳下去，随“仁”而去？孔子反问为什么要这样做，怎么可以这样做呢。
君子可逝也。关于“逝”，老子曰“大曰逝，逝曰远，远曰返”，“大、逝、远、返”，都是道的特征。一名君子，可以为其大，可以为其远行，还可以再次返回来，无可无不可。但是有一点，不能诱使君子落入陷阱，追寻不代表盲从。
关于“可欺，不可罔”，“欺”和“罔”都有欺骗的意思，但动心起念处不同。君子之可欺，就是君子知道你在利用他的善良欺骗他，但是源于善良，对于此欺，明明是吃亏，也是认的。面对“罔”，态度就不同了，人们不可以设置圈套来考验君子，或假设不合情不合理之事要其做出选择，这说到底是愚弄。宰我假设的“井有仁焉，其从之也”，就是典型的“罔”。
作为一名仁者，行仁是本分，但也不作无谓的牺牲。舍生取义、杀身求仁是仁者的担当，但是假设考验来验证这种担当，本身就是最大的不信任。仁者心中不可容的不是舍生，不是杀身，而是不信任。没有信任，就没有沟通的根基。可是，真的能够做到信任吗？如何可以增加信任呢？
6.27
子曰：“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
本章言增强信任的方法与路径。于“文”博学，文是文化，是文献。于“礼”，以约束自己的行为来实现。这样就不至于离经叛道了。
6.28
子见南子，子路不说。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
矢：通“誓”，正告，发誓。
君子可以通过“博学于文，约之以礼”，做到不离经叛道，增强被人信任的能力，却不见得必然就为人所信任，包括自己最亲近的学生在内。
在当时的卫国，南子是个有绯闻的女子。孔子见南子，子路很不高兴。子路是孔子的学生，理应深信老师的品行，但是做到这点很难。面对学生的质疑，孔子解释了，郑重其事地发了毒誓且不停重复：若是自己做了出格的事，连自己最为敬奉的上天都要放弃自己。孔子倒也有几分可爱，难道是真的动了几分情？无论如何，值得信任、经得住信任，被信任、信任别人，皆是可贵。
荀子曰：
君子能为可贵，不能使人必贵己；能为可信，不能使人必信己；能为可用，不能使人必用己……是以不诱于誉，不恐于诽，率道而行，端然正己，不为物倾侧，夫是之谓诚君子。
能够做到品德高尚被人尊重，但不能要求别人一定、必须尊重自己；能够做到诚信而被人信任，但不能要求所有人一定相信自己；能够做到有能力而可以被人任用，但不能保证别人一定任用自己。君子不被荣誉、夸赞所诱惑，飘飘然忘乎所以，也不被诽谤所吓退，遵循道义做事，端然正己，不被外界事物弄得神魂颠倒，这才叫作真正的君子。
6.29
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
一名君子做到端然正己，这其中的学问实在是大，君子的魅力也实在是大。果真做到荀子讲的那般，拥有的将不仅是人格的魅力，简直就是练就了金刚不坏之身，刀枪不入。这才是真正强大、广博的内心，大到和天地一样。天地囊括万物，人心囊括天地，这不是戏言。而实现这一切的载体和原则并使之落地的措施就是要符合“中庸”。不偏之谓中，偶尔偏，也要有所觉知，不停地纠偏，归于中。庸，就是用，中庸就是用中。这是最高的智慧，是源头活水。孔子深深地感叹，这中道、这火候、这分寸，实在是难以企及，百姓很少能长期做到“中”。有时，也会因为自己“不中”，从而也不相信别人具有“中”的能力。如此来看，子路为“子见南子”而生气，反倒在情理之中。但是，“中”真的是遥不可及吗？如何实现“中”，本篇的末章还是给出了最佳的路径。
6.30
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
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博爱普施于百姓，使其得实惠，紧急时又能救济大众。
实现“中”，就是要符合“礼”，合礼即是合理。“仁”，是守礼的自觉，是人性的自觉。自觉到一定程度将自然地觉他，人生便有了境界说。所以，当子贡问及如果能做到“博施于民而能济众”，是否称得上是仁的时候，孔子回答，做到这般，何止是“仁”，“圣”也不过如此。真正做到此，尧、舜都觉得很困难。看来，“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在人生的境界说中，是最高境界，成仁即为成圣。
“博施于民而能济众”有一个前提，就是要自己“有”，“己立”“己达”，才能施于民、济于众。如何实现“己立”“己达”？孔子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立人”“达人”是实现“己立”“己达”的原动力、起点和目的地。这就是我们先祖的思维逻辑了，天道圆圆，复归于朴，走了一圈还要回来。回到出发点，出发点就是目的地。正因如此，那些身边事、那些最小的事，往往是通往最高境界的良方达道。此为孔子所云“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
读到本章，再来和本篇的首章对读。首章，子曰“雍也可使南面”，孔子认为冉雍可以面南而坐，出任一方长官。接着问题就来了，出任一方长官到底是要做什么？自是要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就是要“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要“立己达人”。实现此，需要“能近取譬”。至此，首尾呼应，一脉相承，尽在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