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件是镇压兵变。原来江西军队在清代只一个协（旅）三个标（团），辛亥革命后，各地都扩充军队。李烈钧将全省军队编为二个师、四个旅和一个混成旅共10个团。他的老同学余鹤松原在九江任标统，李回江西时，余未表欢迎，李将余调充高等顾问官，未派军职。余因此不满，走诉于袁世凯。袁世凯正想钳制李烈钧，便派余鹤松回省策动兵变。策动对象是余鹤松原带的一个标和马毓宝留下的方先亮原来的一个标。至于欧阳武所率的原护卫军和刘稜（武宁人）所率的炮兵营，未受策动，遂出兵平变。欧阳武乘马查街，周璧阶、李明扬、蔡锐霆、卓仁机等都亲自充任剿杀叛兵的刀手。第三团团长王廷藻（日本士官毕业）在事变中吓得躲在马房里，事后被李撤职，派伍毓瑞接充。兵变后，李烈钧调集军队在大校场训话，首先脱帽哭泣，表示杀了许多士兵，是自己治兵不严，心痛不已。
此外，还有反对他原来的老师汪瑞恺做民政长的事。因我不够了解，也就不多提了。
我在他任都督时，也帮他做了几件事情。一件是拉林虎的军队回江西。林虎是广西人，因拦轿打官被开革的江西武备学堂学生，后在广西率钦廉子弟兵援宁，被留在总统府任警卫军团长。孙中山辞职后，警卫军军费无着，林虎乃到上海向俞应农要求率军回江西。俞应农即函告李烈钧，李烈钧同意把这股武装力量保留下来，由军务厅长俞应农和我到南京，请原任陆军总长兼任留守府留守的黄兴，把这部军队调到江西来。但江西下级军官大半主张江西军队由江西自己招兵训练，不赞成把外省军队调进来。李烈钧却坚决表示，如不赞成林虎回来，我也情愿不干。结果，汇给林虎十万元，把队伍开到江西，编为江西第一师第一旅。这笔钱是经江西民国银行汇给俞应农交给林虎的。那时，我和俞应农都驻在上海办差。
有了军队，就要有枪支。李烈钧又派俞应农和我到上海向德商瑞生洋行购买枪支。俞住在四马路孟渊旅馆，我住在大新街大新旅馆。由俞向洋行接头，回佣有百分之八到百分之九点五不等，我都没有拿过。款由江西民国银行汇到上海，交货时，由我在公和洋码头验收。记得有一次买了双套筒枪七千支。这批枪运到九江时，曾被九江镇守使戈克安奉袁世凯电令扣留，李便派欧阳武带兵把戈克安部包围，戈逃亡，枪仍由袁世凯政府发还。
一九一三年七月，李烈钧在湖口起义讨袁失败，回到南昌时，南昌宪兵司令廖伯琅闭城拒李。当时我这个工兵营的第二连驻在月光地，未上前线，是我率队开城迎接李烈钧进城的。后来李烈钧退往湖南，我亦逃向吉安。找到欧阳武，他叫我把军队交给段德华（蔡森部的团长）。我只身回南昌，被北军密探长邱祖禹（安徽人）拿获，带到张敬尧的南昌卫戍司令部。经其舅子、军法处处长陈琪周（北方人）审问，我伪称是商人，花了六百元释放，再由樟树人龚维三（药商）借给我一些金叶子，逃往上海。李纯还下令通缉我，我父亲又花了钱代我赎罪。我原名周钧，号金龙，从此以后便改名周寒僧了。
六流亡海外
李烈钧在湖口起义失败后，经由湖南转赴日本，并把南昌商会送给他的十万元，分给在日本流亡的起义同事使用。不久，李又与黄兴结合日本士官学校教官组织“攘白堂”，还开办了一个学校，叫“浩然庐”，用来收容和培养流亡中的青年军官。地址在东京大森区。这时，孙中山先生也在日本进行整党工作，将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并规定要在誓约上填明“附从孙先生再举革命”和捺盖指模。黄兴和李都不赞成这种做法，表示不参加，另组织“欧事研究会”，作为学术团体。后来，黄兴去美国，李烈钧亦偕张于浔、李明扬、卓仁机等赴法国。并派卓仁机到英国学无线电和飞机，李明扬到德国学陆军。不久，李又回到新加坡，在当地与陈夫人（华侨）结婚。
李烈钧在南洋时，俞应农、余维谦、彭程万、周希颐、熊公福、周贯虹等均随往。还有一个记者李怀霜，广东举人，原籍吉水，原在汉口办报，其妻陈玉珍，四川人，原为勾栏中人，袁世凯长子袁克定曾与认识，后为李怀霜所纳，也一同到了南洋。以后李怀霜一直充任李烈钧的秘书。又有某报编辑钟动，广东梅县人，字辟生，是香港某报社长钟独活的弟弟。他在南洋办报，极力支持李烈钧，劝华侨要随李烈钧革命。后来，钟由李烈钧介绍，担任唐继尧的秘书长。
李烈钧在南洋一带，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向华侨募捐，介绍华侨子弟到云南讲武堂念书，并将募得之款用为回国内活动资金。
七护国、护法种种
一九一五年十二月，李烈钧与蔡锷（字松坡，湖南人）在云南起义讨袁。蔡锷率护国军第一军入川，李烈钧率第二军入桂攻粤。部属如下：
参谋长：何国钧（字干臣，云南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
副参谋长：陈桄（字谷采，江苏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
护国军营帐
笫一梯团：张开儒（云南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
一支队：钱开甲（云南人，云南讲武堂毕业。）
二支队：盛荣超（湖南人，云南讲武堂毕业。）
第二梯团：方声涛（福建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
三支队：黄临庄（不详。）
四支队：马为麟（云南人，云南讲武堂毕业。）
李并从南洋带来数十万元，是华侨张木欣（云南腾越人）等借助的。李在广西结合桂军入粤，攻打韶关，亲任炮手，有“三炮定韶关”之称。李部入广州后，驻在农林试验场。徐元诰任秘书长，李怀霜、熊公福（宜丰人）、杨赓笙（湖口秀才）任秘书，余维谦（字地山，金溪人）任参谋长。曹浩森、熊式辉、彭学游均在军中。
一九一七年七月，孙中山先生率海军南下护法。时李烈钧以护国军第二军长亦在广州，被选任为大元帅府参谋总长。后以被击溃的前广东都督龙济光残部意图进犯广州，李又受任为讨龙总指挥，结合海军、桂军、滇军、当地粤军，讨伐龙济光，收复了琼崖。
一九一八年一月，孙中山先生命海军炮轰桂系军阀、广东督军莫荣新的观音山督署，李烈钧曾劝阻英部警卫军参谋长林虎回击，遂未肇事端。
一九二零年，由于滇、桂两系争夺驻粤滇军领导权，曾发生两李（接近滇系的李烈钧和接近桂系的李根源，两人皆日本士官同期同学）火并事，贺鑫常（九江人，保定一期）任上校参谋，被张开儒部刺杀。万壎（九江人）任营长，阵亡。结果，李率大部分滇军赴桂，以后又赴渝，后来由渝回师，参加了讨伐陆荣廷（老桂系首领）。
一九二二年五月，孙中山先生誓师北伐，李烈钧仍任参谋总长，指挥作战，我亦随彭学游组织赣军第八路游击军谋响应。旋以陈炯明叛变，北伐功败垂成，李亦由始兴败走乐昌、坪西，经郴县到衡阳，由吉安在湘大商人胡鼎珊花了万余元招待，并包轮船一只经长沙去上海。
一九二三年一月，滇军总司令杨希闵，桂军总司令刘震寰联军攻打陈炯明，收复广州。孙中山先生回粤重组大元帅大本营。杨希闵，云南人，系李烈钧在云南讲武堂时的助教，李任江西都督时，杨即来江西向李求事。李那时年轻气盛，看见杨希闵卑躬屈节，请求栽培，便骂他不学无术，甭想当官。即叫连长郭瑞祥（安徽人）带到队上见习，后由郭送往江西讲武堂学习，未加重用，杨因是对李不满。李烈钧在北伐中兵败出走，所有在粤滇军，都在杨希闵的掌握之下。李时随孙中山先生东征。为釜底抽薪，孙派李烈钧为粤赣闽边防督办，去策反陈炯明所部林虎、洪兆麟、赖世璜等部。督署初设汕头，后移漳州，由彭公威任参谋长，熊公福任秘书长，蔡公时任政务处长，徐保国任警卫团长。时有一“国”三“公”之称。后以策反未成，仍回上海。
李在任参谋总长时，曾纳旧属龚永（字少甫，福建人。二次革命失败，在由赣回闽途中，被赣南镇守使李廷玉杀害）之妻为妇，称华夫人。其兄华苕生被任为秘书。华等系来粤请求抚恤者。
八在西北军中
一九二四年十月，西北军首领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囚禁北洋贿选总统曹锟，驱逐溥仪出宫，再与奉系合推皖系段祺瑞为临时执政。随即联名电请孙中山先生北上，共商国是。讵孙中山先生到津即患重病，转赴北京协和医院，终以治疗无效，于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在北京逝世。李烈钧此时正随孙中山先生在北京，担任治丧之责。出席了当时在京召开的追悼会，并参加了西山碧云寺由谢持、张继、林森、邹鲁、覃振等所召开的西山会议，成为国民党右派——西山会议派的一员。此后，李即因孙岳（曾任江西庐山牧马厂督办）、胡景翼（曾在日本李烈钧等人办的浩然庐读过书）的关系，到张家口投入冯玉祥部任总参议。
一九二六年，奉系军阀张作霖与冯玉祥因为争夺地盘，矛盾日益激化。直系军阀吴佩孚亦因过去被冯玉祥推倒，含恨在心，遂共同联合山西军阀阎锡山三面围攻国民军。冯玉祥原来是支持奉军郭松龄推倒张作霖的。郭部失败后，李烈钧与方声涛曾奉冯玉祥之命，带了十万现洋，到山海关慰劳郭松龄旧部，并发表魏益三为国民军第四军军长。一九二六年初，冯玉祥退居幕后。国民军总司令孙岳代理，并在居庸关南口设防，李烈钧亦参加设计。他指出南口侧翼均系连山地，凡通敌道路均作削壁封锁之，正与作战指导中“依山作壁”之旨相合。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冯玉祥由平地泉取道库伦赴苏联。四月，国民军退出北京，李烈钧又代表孙岳请何遂代理第三军长，办理军队的善后工作。
九蒋介石时期的李烈钧
一九二六年，中国国民党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出师北伐。先后克服了湖南、湖北，及江西。蒋介石这时企图通过李烈钧来拉拢冯玉祥，便发表李烈钧为江西省政府第一任主席。李烈钧奉委后，于一九二七年二月来南昌就任江西省政府主席，由杨赓笙任秘书长，徐元诰任民政厅长，周雍能（字静斋，江西鄱阳人，美国留学生）为财政厅长，刘一峰（江西吉安人）为建设厅长。这时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已宣告成立，与由广州迁来武汉的国民政府相对立。江西境内，除由第三军留守外，其余军队悉已调赴北伐。武汉国民政府汪精卫为了争取江西阵地，委第三军军长朱培德为江西省政府主席。李烈钧的省政府在南昌呆不住了，只有迁往上饶。并委蒋笈（号大川，九江人）代理民政厅长，徐薰（号蕙如，上饶人，江西武备学堂学生）代理财政厅长，龟缩到赣东，勉维残局。后来，南京国民政府选任了李烈钧为国民政府委员，李也只好收拾这个破烂摊子，逃向南京。朱培德也算识趣，写了一封骈俪体的信给李烈钧，恭维他是“廿年勋旧，四海仪型，曾释一日之仔肩，终系群伦之重望。”朱培德这时兼任了第五路军总指挥，只支领总指挥的薪给，而把省主席的薪给，根据兼职不兼薪的原则，按月送给李烈钧。李也算未居省主席之名，却得了省主席之惠了。
一九二七年八月，蒋介石在何应钦、李宗仁的胁迫和汪精卫的反对下，通电辞职。这时，李烈钧居国民政府常务委员职，并一度代行主席职权（宁汉合作后的主席是谭延恺），为蒋介石作了国民政府的看守者。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杨虎城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向蒋介石兵谏，要求抗日。蒋介石答应了张、杨的要求。蒋介石回到南京后，即将张学“宁汉合流”标志着国民党内良扣留，并组织军事法庭予以审对反共已达成一致判。李烈钧被任为审判长，鹿钟麟、朱培德为陪审员。这天，张学良穿了厚呢军服，领章肩章俱全，足登乌亮马靴，腰间插了支自备枪，由宋子文陪同，到了军委会。在进入法庭前，门口卫兵谦恭地敬了个礼，请他摘下肩章、领章和手枪。面对着李烈钧，专为张学良摆了一张小桌子，一把小凳子。李烈钧见张学良走到面前，便把手一伸，示意张学良坐下。
张学良略一为礼，使在那把没有靠背的凳子上坐了下来。整个法庭和记录、旁听等人席上都显得很不平常。半晌，李烈钧咳嗽一声，叫道：“张学良。”百多双眼睛盯了坐在中间的张学良，听他如何回答。——张学良默不作声。李烈钧只好自己自问自答地说：“你就是张学良？”张学良忍不住了，只好回答：“审判长不是认得我吗？过去你不是常称我做‘副座’吗？你还有什么要问么？”这样一来，审判长照例要问的年龄、籍贯等等情况，也就不便再问下去了。李烈钧提高嗓子再问道：“张学良，你身为军人，为什么劫持长官，进行叛变？”
张学良蓦地蹦了起来，只见他脸色铁青，胸脯起伏，昂首而望，双手一摊，大声答道：“审判长不是和先父也是老友吗？先父为了维护东北一片干净土，利用过日本，也和日本作了不少次斗争，等到日本发觉他不是那样驯服的工具，又把他在皇姑屯炸死了。”他伤感地顿了一顿：“那时，我还很年轻，为了祖国的统一，不惜排除万难，毅然宣布易帜，服从国民政府的领导。国民政府利用过我，却没有支持我：中东路事件，利用我对苏作战；日本入侵，又叫我坚决不抵抗，使我遭受了万人的唾骂。后来又要去打共产党。我为了家仇国难，要求蒋委员长领导抗日，完全是正义的，也是符合全国人民的要求的，难道抗日还会有罪吗？我不是劫持委员长，而实在是爱护委员长；我不是叛变，而实是忠心于国家，忠心于人民。请问审判长，还有什么值得审判的呢？”
最后，张学良打圆场地说：“至于这次事变的目的和一切详细经过情形，请审判长问蒋委员长，他知道得很清楚。此时此地，我也不便多说。”
被告张学良的判决状（李烈钧——军事法庭审判长）
李烈钧向左右两边望望，意思是问陪审员还有什么要问的没有？但陪审员们个个相对无言。最后，他正襟危坐，目对文件说：“张学良，一切勿须争辩，判决徒刑十年，褫夺公权五年。”接着起立，宣布退庭。——这些情况，都是李的秘书熊公福见告的。
这不是李烈钧审判了张学良，而是张学良审判了另外一些人。翌天，蒋介石作出猫儿哭老鼠的姿态，对张学良宣布特赦，并交军委会严加管束。算来是李烈钧代人受过，做了蒋介石的工具，而蒋介石实际上却将张学良的有期徒刑改判为无期徒刑。
十客死重庆，归葬故乡
李烈钧在蒋介石统治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一直担任着有职无权的所谓国民党中央委员、国府委员和军事委员会的委员，成了一个伴食的大员。后来，由于冯玉祥将军来到了南京，李烈钧经常和他接近，思想受了一定的影响，开始认识到蒋介石的独裁和卖国的本质。特别是在对日抗战发生前夕，响应冯玉祥将军的抗日号召而主张坚持抗战和走孙中山先生的路。例如一九三七年二月，国民党开三中全会，何香凝先生提出恢复孙中山先生首订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提案时，宋庆龄先生和冯玉祥将军都签了名，曾经介绍李烈钧加入同盟会的张继，本来也签了名的，不到半个钟头又反悔了，说：刚才签的名不算。李烈钧便在张继的名字上签上“李烈钧”三个字，并说：姓张的怕，姓李的却不怕，我们走孙中山先生的路，有什么危险都不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