豪华的外在形式，不仅伤害到这种“礼”的内在本质，而且还会诱使当事人沉迷其中，进而偏离甚至厌弃背叛那种仪式的真正精神。历史上有许多这样的事例。比如隋炀帝杨广，他就把招待外宾的“礼”演化成了铺张炫耀，用以满足他那日渐增长不可抑制的虚荣心。
隋炀帝为了扬威、夸富，于607年（隋大业三年），率甲士五十万人，北巡塞外。609年，又西巡张掖。据史书记载：隋炀帝的西巡队伍到达燕支山的时候，他命令“伯雅、吐屯设等及西域二十七国谒于道左”，还要欢迎的人群身佩金玉，焚香奏乐，载歌载舞。隋炀帝又命令武威、张掖的男男女女，穿上华丽的服装，头戴金玉饰物，坐上最好的马车，列队迎接。真是兴师动众，劳民伤财！
610年，西域各族使团和商旅，仰慕中原的富庶，纷纷来到东都洛阳。隋炀帝为了夸耀自己，于2月13日（大业六年正月十五日），下令举行盛大的欢迎会。在皇城端门外大街，圈围戏场五千步，搭起了百座戏楼，招来一万八千名乐师，日夜演戏，歌声乐声，声闻几十里。夜幕降临后，张灯结彩，继续演唱。这次耗资巨万的百场戏，整整演了半个月，方才收场。
在这期间，各族商旅要到丰都市（即东市）进行贸易。隋炀帝下令整顿市容，各店肆都要粉刷墙垣，彩绘门窗，陈列新货，店员要穿锦衣丽服，连卖蔬菜的小商贩也要用精美的龙须席铺地。西域各族商人路经酒食店，店主要热情招待，吃喝免费，醉饱出门，以显示隋朝的富庶。但客人们看出这是假象，有的人指着街市间树木上缠饰的彩绢质问说：“中国亦有贫者，衣不盖形，何不以此物与之，缠树何为？”
为了使异族畏服，隋炀帝不断向他们耀武扬威，并对其酋长慷慨赏赐。公元607年隋炀帝到榆林巡幸，令宇文恺做遮天大帐，帐下能坐几千人，还摆满了各种珍贵的器皿，设盛大宴会招待突厥、契丹、奚等部落的酋长，看到游牧民族头目们又惊又喜的表情，隋炀帝心满意足，并送给突厥启民可汗无数锦缎2000万段。在榆林寨外，隋炀帝命令宇文恺建造观风行殿和行军城，一夜之间平地竖起了一座宫殿与一座大城，游牧人以为是神工，望而生畏，十里之外即跪伏叩头。隋炀帝利用未开化民族经济技术不发达的弱点，借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可谓不惜工本。
隋炀帝的虚荣浮夸，非但不能赢得各族的信任，反而招致了战争。
615年秋，当他再次出巡塞外时，突然遭到几十万突厥骑兵的袭击，雁门（今山西代县）一带的四十一座城市，竟然丢了三十九座。隋炀帝逃之不及，被围困在雁门城里。突厥急攻雁门，弓箭射到隋炀帝脚下，这位不可一世的暴君，被吓得六神无主，抱着小儿子杨杲号啕大哭，眼睛都哭肿了。幸亏将士们奋力固守，后来才转危为安。
隋炀帝的愚蠢在于，他以为那些豪华的铺排仪式，既能显示出自己统治的国家殷实富强，又能让“宾客们”感到莫大的满足。但在实际上，却收到了完全相反的效果。因为他所表现出的一切，既华而不实，又盛气凌人，难免会让人从内心里感到不快和厌恶。
在前些年，一些暴富的人，在婚、丧事的操办上往往铺张排场，自以为这样风光无限。其实，真正能显示出一个人“底子”的，并不是这种外在的浅薄的形式。这与孔子所论述的礼在内心这种道理是一致的。如果礼的形式不是真诚的，那么，那些形式的奢侈铺排反而成了一种虚伪的样式，从本质上违背了礼的真正内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