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中，人们往往因为“关系”而混淆是非。如朋友之间，出现了意见分歧，即使这种事关乎道义，很多人也选择“打哈哈”糊弄过去，只要自己的利益不受损害，他们是不会抹开面子去为是非争个脸红脖子粗的，这其实正是一种对人对己都不负责的态度，如果因此导致别人或公共利益受损，则难免有同流合污之嫌。这是正人君子所不取的。
宋代的开国功臣赵晋，在原则是非问题上，往往与身为一国之尊的皇上发生争执，虽然他对皇上是尽心竭忠地辅佐，但无论何时，他都始终坚持“和而不同”的做人做事原则。
赵普原是赵匡胤的幕僚，任掌书记，曾与赵匡胤等策划陈桥兵变，帮助赵匡胤（即宋太祖）登上皇帝宝座。以后又参与制定先南后北、先易后难的统一战略，帮助太祖、太宗二帝统一了全国大部领土。
赵普从小就学习官吏办事的方法，但读书不多。做了宰相以后，宋太祖常劝他读书，所以到晚年时他总是手不释卷，常常一回到家就关上房门，从箱子里拿出书来读，一读就是一整夜。第二天处理起政务来，总是果断利落。别人谁也不知他读的是什么书，到他去世以后，家里人打开箱子一看，只有《论语》二十篇，因此，后人传说他以“半部《论语》治天下”。
历代做宰相的人，多数都为私利着想，一切言行都要讨皇帝的欢心，绝不触怒皇帝。赵普却把治理好国家看成是自己的责任。在与皇帝发生分歧时，只要他认为自己的意见有利于国家，就犯颜直谏。
有一次，赵普举荐某人做某官，宋太祖不肯任用。第二天，他还是举荐那人，宋太祖仍然不肯。第三天，他又向宋太祖推荐那人，宋太祖发怒了，把奏章撕碎扔到地上，赵普脸不变色，也不辩白，跪下来拾起奏章碎片就回家了。过了几天，他又把被撕碎的奏章贴好，再次像以前那样上奏，宋太祖终于省悟，认为赵普做的对，就任用了那人。
又有一次，一个大臣应当升官，宋太祖素来不喜欢那人，不同意。赵普坚决提升那人官职。宋太祖发怒说：“我就是不给他升官，看你怎么办？”赵普心平气和地争辩说：“刑罚是用来惩罚坏人的，赏赐是用来酬劳功绩的，这是古今一致的道理。况且刑赏是天下的刑赏，不是陛下一个人的刑赏，怎能因为您个人的喜怒而独断专行呢？”宋太祖气极了，起身离去，赵普就跟在后面。宋太祖进了皇宫，赵普就站在门口等候。等了很长时间，直等到宋太祖允诺了他才离去。
宋太宗时，赵普再次担任宰相。宋太宗因为听信了弭德超的谗言，怀疑曹彬不遵守法度，要处罚曹彬。赵普知道曹彬冤枉，就为曹彬分辩清楚，并且予以担保，使事情真相大白。宋太宗知道真相后叹息说：“我听断不明，几乎误了国家大事。”对待曹彬一如既往。
当然，赵普不是普通人，他做事“和而不同”的出发点是社稷民生，作为普通人，虽然不能有这么崇高的意图，但凡事坚持原则，力避同流合污，还是应该能做到的；否则，一旦流于“同而不合”，就那简直与小人相差无几了。
君子、小人在对人对事上为什么会有不同的态度？因为君子尚义，对不合理的事情，就要反对，所以会有不同。小人尚利，对有损于个人利益的事他不会干，对有利于自己的事则不管是否合于正义他都干，所以只能同而不和。
“和”是人际关系的理想状态。孔子在这里所主张的君子之“和”，是在承认对立差异的基础上，寻求双方都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案，从而使双方共生、共存、共发展。这一“和谐”的思想，不仅可以用于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也可以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