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没有不死的。自从有人类以来，死亡的阴影就时时刻刻地笼罩每个时代的每个人。人们因此生活在死亡的种种猜想中，并因死亡的必然悟出生存的偶然，因死亡的不可转移悟出生存的必然终结。就这样，人还没死就把生命交给了死亡，成了死神的奴隶。
真正懂得生活，悟透现实与虚妄的智者，必然不会把自己的肉体和灵魂的希望都寄托给所谓的“来世”。他们拒绝任何麻醉和虚假的安慰，而主张在现实中积极生活。南北朝时的无神论者范缜，不仅是这样一位有见识的人，而且从忧国忧民的角度出发，大胆说出自己的主张，以警醒当时从朝廷到乡野都沉迷于生死轮回而不思生产的社会局面。
范缜字子真，是南乡舞阳人。晋朝安北将军范汪的第六代孙。祖父名璩之，做过中令郎的官，范缜小的时候父亲去世了，家里穷困，对母亲很孝顺。不到二十岁时，听说沛国刘招集徒众讲授学问，于是前去跟他学习，勤奋好学，优秀突出，不爱和别人一起。刘特别赏识他，亲自为他举行冠礼。在刘的门下多年，无论是上学还是回家，总是穿布衣服、草鞋，步行走路。刘的学生中很多是乘坐车马的富贵人家子弟，范缜在他们当中并不感到耻辱羞愧。成年后，通晓经文学术，尤其精通《周礼》、《仪礼》和《礼记》。他生性诚实正直，喜欢说一些令人害怕的话，发表别人听不懂的议论。
当初，范缜在齐朝时，曾依附过竟陵王萧子良。萧子良也十分虔诚地信奉佛教，而范缜坚持说没有佛。萧子良问他说：“你不信因果报应，世上为什么会有富贵、贫贱呢？”范缜回答说：“人的一生好像一树花一样，本来是同一条树枝上长出来的，都开放一种花，随着风吹而掉落下来，自然会有的沿着竹帘旗帜落到茵席上，也有沿着篱笆土墙掉进粪池里。落在茵席上的，就像殿下您，掉进粪池里的，就像我。高贵和低贱产生的途径虽然不一样，原因和后果又在哪里呢？”萧子良不能说服他，便极为怪罪他。范缜辞去官职，为阐述自己的理论，他完成了《神灭论》。他这样写道：
有人问：“懂得了精神消灭的道理，有什么现实意义呢？”我回答：“佛教妨害国家政事，和尚败坏社会风俗，像狂风迷雾般到处散布着影响。我痛心这种弊害，想把人心从这种弊害的深渊里挽救出来。为什么人们宁愿倾家荡产去求僧拜佛，却不肯照顾亲戚，不同情贫穷的人呢？就是由于自私的打算太多，救人的念头缺乏，所以送给穷朋友一撮米，吝啬的心情就会立刻表现在脸上，而捐赠给豪富的和尚千石粮，就连毛发尖也会流露出欢畅的情绪。这难道不是因为和尚有慈航普渡的美丽诺言，而穷朋友却难指望有丝毫的报答么？施舍不是为了救人急难，做点好事指望立刻得到好报。何况佛教还用渺茫的谎言迷惑人，用地狱的痛苦来吓唬人，用荒诞的言词来欺骗人，用天堂的快乐来引诱人。所以人们脱下儒者的服装，披上僧人的袈裟，丢掉祭祀祖宗的礼器，拿起和尚、尼姑的瓶和钵。家家抛弃了亲爱的人，人人断绝了后嗣。以致使得军队中缺乏作战的士兵，官府中缺乏管事的官吏，粮食被游手好闲的人吃光，财物被寺庙的兴建耗尽。因为这样的缘故，佛教的流行如不加以阻止，它的祸害就没有止境。应知万物的生成都是出于自然，一切现象的变化都有它自己的原因，忽然间自己发生了，又忽然间自己消灭了，要发生的不要去阻碍它，要消灭的不要去挽留它，让它顺着自然的规律，按照自己的本性发展。劳动者安心田亩生产，统治者减少奢侈浪费，种田吃饭，饭是吃不完的；养蚕穿衣，衣是穿不尽的。在下的把多余的产品奉养在上的，在上的不专靠严刑峻法来对待在下的。这样可以保全性命，可以孝养父母，可以为自己，可以为别人，可以安定国家，可以完成霸业，都是运用这个道理啊！”范缜的过人之处，当然并不止于他清醒正确的见识，更在于他的勇敢精神和强烈的现实责任心。虽然，他的主张被人以各种原因予以批驳，反对，但其所产生的积极作用和深远影响，仍是不可磨灭的。人民也许会一时沉溺于虚妄，但任何人最终都会明白，不立足于现实生活，一切都是虚无缥缈的。
《韩非子》上讲了一个有趣的故事：
有个方士献给楚王一颗不死药，结果被侍卫偷吃了。楚王要杀侍卫，侍卫说：“如果您杀我，那么这就是让人死的药，怎么是不死药呢？这是假药。我为了让大王您不上当，所以把它吃了。”楚王想想是这个道理，杀方士而重赏侍卫。
世上哪有什么不死药？孔子说：“不知生，焉知死？”生命的惟一意义是活好。积极地面对一切，真实地活好，快乐地活好，这才是人生的根本意义之所在。
鬼、神、生、死，是哲学上的大问题，是人最终关怀的问题，而且彼此互相联系。孔子相信鬼神的存在，但认为不能迷信，要和鬼神保持距离。认为只有把人事办好了，才能明白事鬼神的价值。这样不为神役，不为物役，通过礼乐教化，才能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以及个人身心的和谐。
相对于其他宗教重视死亡和来世，儒家更重视今生今世，教育人如何做人，如何成为品德高尚的君子。对于死，则表现出大方、坦然的态度。因为只有把握好此生，积极生活，做好一切应当去做的事情，才会取得生活实质上和形而上的双重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