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说：“学起于思，思源于疑。”求知欲往往是疑问引起的。大文豪巴尔扎克说：“打开一切科学的钥匙都是问号……而生活的智慧大概就在于逢事都问个‘为什么’。”郑板桥说的好：有学而无问，虽读书万卷，只是一条钝汉耳。我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也曾在一首诗中说：“发明千千万，起点是一问……人力胜天工，只在每事问。”这些观点与孔子的“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的启发式教育，精神实质是一致的。
孔子的“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不是随意说出来的，而是从其自身的教学实践中总结概括提炼出来的经验之谈。
有一天学生冉雍（字仲弓）提出一个问题来问孔子，讨论到子桑伯子这个人。孔子说，子桑伯子从简，一切都是简化，而且简单得好。冉雍听了孔子的回答后，有些不同意见，他大胆地讲出自己的想法，说：做一个领导人，存心严肃认真，对一件事、对一个人（即待人处事），都有一种敬重的心理，事情自然就可以简化（抓大体，不繁琐）。这样治理百姓当然对。倘若其内心的精神，没有尊重这件事情，没有重视行政组织，没有“敬业”的心理，只是满不在乎。反而仅以简化为目的来实行简化，这不仅失之草率，而且将简化变成一种权术、一种手段，这就不合政治道德。这不是简化过分了吗？还能称得上好吗？
孔子听了冉雍的表白，明白有否定自己答案的意思，但他不但不生气，不争辩。而且马上心悦诚服地说：“你的话对，我一时说错了。”孔子这种民主态度，不摆架子、不耍权威而是重视平等讨论的精神，不仅表现了他本人高尚的道德修养，同时也是在以一种和蔼、亲切、民主、平等的态度鼓励、激发学生思考问题、发表见解。
冉有一次对孔子说，老师！你不要骂我们，老是说我们不努力。我们对于你的学问非常景仰，只是我们做不到，力不能及。孔子说，你这话错了。做了一半，无法完成其功，这是力量不足的缘故。可是你根本还没有开始做，怎么知道无法做成呢？你自己把自己画在一个界限内，还没开步走就先认为过不去，这不是自甘堕落吗？从这个故事中可以看到孔子教育学生既有殷切的希望，又有善意的批评，目的正在于启发学生立志上进，决不可畏难却步、半途而废。
有一天，子路正在鼓瑟，孔子看见后，觉得很好玩，于是讲了一句笑话，“由之瑟，奚为于丘之门？”意思是说，你子路啊！对于鼓瑟，还没有入门呢！同学们听到孔子对子路的评语，就取笑子路，孔子一见自己一批评子路，学生们就盲从，就取笑，觉得这种风气不好，于是接着说：“由也升堂矣，未入室也！”意思是说，你们这班小子也真是太看轻人了，我说子路，是勉励激发他的话，实际上，子路鼓瑟的成就已经进入了厅堂里，不过没有更进一层进入内室去而已。“升堂入室”的典故，就是从这里来的。孔子在这里，既勉励子路必须继续努力，又启发引导学生们凡事要真正头脑冷静，用自己真正的智慧、眼光来看一件事、看一个人，不要盲目地跟着别人转变。孔子启发教育人可谓语重心长，情真意切。
樊迟请教“仁”的道理，孔子简单地答“爱人”；请教什么叫“智慧”，孔子又是简单两个字“知人”。樊迟听了之后，不明所以，孔子又向他解释了一番。看来樊迟这个人反应比较迟钝，还是不大明白个中道理，可孔子没有训斥、讽刺，没有泼樊迟的冷水。倘若泼一盆冷水，很可能浇灭了求知的欲望；一声训斥，也会戕害了活泼的灵魂，这肯定是失败的教育。可是孔子也没有照直往下讲解，而是在这里打住，不往下说。这就是“引而不发”，启发你自己去思考，去举一反三，实在想不出来，你或者看书，或者向别人再请教。樊迟最后还是向学友请教，终于明白了。“引而不发”，正是孔子倡导的刺激、诱导的教育方法。
注意保护学生提问题的积极性，即使是过于幼稚或离题甚远的问题，也不要简单地顶回去，尽量发现其中的合理部分或积极因素，设法诱导，使其思维走上正确的轨道，而这正是启发的大好时机。
20世纪20年代，鲁迅先生给大学生讲《中国小说史略》中的《红楼梦）专题时，问学生：“你们爱林黛玉吗？”当时许多学生不加思索乱答。其中却有一个学生反问道：“周先生您爱不爱？”这时鲁迅先生并不以为这有失师道尊严，而是毫不迟疑地问答：“我不爱。”那个学生又追问一句：“为什么不爱？”鲁迅说：“我嫌她哭哭啼啼。”在这里，学生有问，教师有答；既不计较提什么问题，又不计较提问时的态度。鲁迅先生就是这样积极鼓励学生多提问题的。可见鲁迅先生非常重视启发式的教学法。也正因为启发式教学法是教学的通律，古今中外的教育家、教育者都十分推崇。
孔子搞教学，除坚持因材施教、循循善诱外，更重视启发式教育，我们知道，读书学习是老师和学生双向交流的过程，老师固然起指导作用，但学生才是主体，作为学生掌握知识的过程，老师只是外因，学生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才是内因。学生自己不主动学、主动思考，单凭老师“灌”是学不好的。必须想方设法去引导学生发挥主观能动性，即想办法刺激他，“刺”出“激愤”的心情；想法设疑、设问，引起学生“怀疑”，进而做深入的思考。只有这样才能有最佳的教学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