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这种偏激狭隘的话，不仅能误导人的精神言行，而且会改变一个人的一生。倘若付诸行动，则有可能产生毁己害人的恶果。聪明善良的人，无论从哪种角度出发，都不会采取这种不明智的做法。
班超一行在西域联络了很多国家与汉朝和好，但龟兹恃强不从。
班超便去结交乌孙国。乌孙国王派使者到长安来访问，受到汉朝友好的接待。使者告别返回，汉章帝派卫侯李邑携带不少礼品同行护送。
李邑等人经天山南麓来到于阗，传来龟兹攻打疏勒的消息。李邑害怕，不敢前进，于是上书朝廷，中伤班超只顾在外享福，拥妻抱子，不思中原，还说班超联络乌孙，牵制龟兹的计划根本行不通。
班超知道了李邑从中作梗，叹息说：“我不是曾参，被人家说了坏话，恐怕难免见疑。”他便给朝廷上书申明情由。
汉章帝相信班超的忠诚，下诏责备李邑说：“即使班超拥妻抱子，不思中原，难道跟随他的一千多人都不想回家吗？”诏书命令李邑与班超会合，并受班超的节制。汉章帝又诏令班超收留李邑，与他共事。
李邑接到诏书，无可奈何地去疏勒见了班超。
班超不计前嫌，很好地接待李邑。他改派别人护送乌孙的使者回国，还劝乌孙王派王子去洛阳朝见汉帝。乌孙国王子启程时，班超打算派李邑陪同前往。
有人对班超说：“过去李邑毁谤将军，破坏将军的名誉。这时正可以奉诏把他留下，另派别人执行护送任务，您怎么反倒放他回去呢？”
班超说：“如果把李邑扣下的话，那就气量太小了。正因为他曾经说过我的坏话，所以让他回去。只要一心为朝廷出力，就不怕人说坏话。如果为了自己一时痛快，公报私仇，把他扣留，那就不是忠臣的行为。”
李邑知道后，对班超十分感激，从此尽心竭力地辅佐他。中国历史上，李世民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依靠“不念人旧恶”，才得到众臣的鼎力相助，从而开创了唐代盛世的。如李靖曾在隋朝隋炀帝时代任郡丞。而且他最早发现李渊即李世民的父亲有图谋天下之意，并亲自向隋炀帝检举揭发。李渊灭隋后，要杀李靖，李世民却极力反对报复，再三恳求父亲说，目前正用人之际，不可念旧恶而滥杀将才；只要李靖甘心归顺，可免除一死。李靖的性命终于保住了。李靖有感于李世民的厚德，竭尽全力，为唐王朝的安邦定国驰骋疆场，立下了赫赫战功。
在唐朝王室争权中，魏征原来是辅佐李渊的长子太子李建成的。魏征早就察觉到李世民不是等闲之辈，不会甘心屈居秦王之爵，为巩固太子的地位，以便日后顺利继位，曾鼓动太子建成杀掉李世民。这件事李世民耳闻已久，但玄武门政变夺取帝位后，同样不计旧恶，量才重用，使魏征觉得“喜逢知己为主，竭其力用”，为唐朝盛世的开创立下了丰功伟绩。
除以上两人之外，李世民还对许多与他有过冲突的人不计旧怨，一概量才录用，因而成为历史上深受臣民拥护的君主。
明末文人洪应明在其所著《菜根谭》中说：“邀千百人之欢，不如释一人之怨。”这是说，释怨的工作比施恩的工作更重要。事实确实如此，一人之怨不及时化解，会影响许多人，甚至会坏了大事。春秋时，宋郑两国交战。宋军主帅华元宰羊犒赏三军，在分羊肉时忘了为华元驾驶战车的羊斟，羊斟因此怨恨华元，华元没有觉察，更谈不上及时做释怨的工作。作战时，羊斟便把华元的战车驾到郑军阵地里，使华元当了俘虏。华元本来想犒赏三军以提高士气，但处事不细反而结怨于羊斟，而羊斟气量又小，导致兵败被俘的后果。
我们大概都对这样一句话耳熟能详：“冤冤相报何时了。”这句话不仅适用于“江湖”，更适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现实中有一些人，总是计较这样的事：谁曾在过去招惹过我，谁又曾在某时让我下不来台，将来找机会一定要好好整他一顿，出口恶气。其实，这种“恶气”并不来源于别人，正是他自己催生的。可以想像，他倘若在某个时候得到机会去整别人，势必会引起新的怨隙，这于人于己，都是有害无益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