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封建社会长期存在着重农、轻工矿商业的传统，并形成“重本抑末”的思想。历代封建帝王受这种思想的影响，都重视农业生产，而对发展工矿商业，虽采取不尽相同的政策，但总而言之，都缺乏积极主动性。清初从顺治到康熙初年，为巩固和发展清王朝在全国的统治，在财政经济方面，尽全力减轻赋役负担，鼓励垦荒，恢复与发展农业生产。对矿业问题，还未纳入朝廷的议事日程。
康熙十八年（1679）三月二十日，康熙皇帝在太和殿前殿试天下贡士时提出了三个问题，其中第三个就是征询如何解决铜不足用的问题。他问道：“迩以铜不足用，铸造未敷，有以开采议者，有以禁民耗铜议者，果行之可永利乎？或二者之外别有良策欤？尔多士留心经济，其详切敷陈，勿泛勿隐，朕将亲览”。这次是因为铜不足用提出的问题。本来，即便朝廷不过问矿业，民间也在自发开采。
但由于当时社会上流传着所谓开矿“有伤风水龙脉”说，封建保守势力恐开矿妨碍了自己的利益，遂极力禁止矿业开发。如：浙江山阴县，明崇祯年间，民间开矿遭禁止；顺治年间，有人“采石烧灰”，被“严行重禁”；康熙十年，又有人采矿，地方绅士等向官府告发，被“永禁开采”；十三年，复有人结伙开凿“久禁陈家岭官山”，第二年，被告到官府，官府下令“照旧严禁”；十七年，有人借修大能仁寺，开凿应蒙山，又被告发，再行禁止。禁矿的借口往往是开矿破了风水龙脉，把当地发生的火灾、“山寇”、缙绅破产、地方官“解绶”等各种人的不幸，全归罪于开矿，对开矿人进行诽谤和迫害。康熙十一年，因“风水所关”，北京附近几十座煤窑，被责令“拆毁填平”。
地下丰富的矿藏得不到开采，造福不了社会，是封建统治阶级愚昧落后的表现。但由于开矿受到干扰，国家铜用不足，铸钱日少。清初定例每一串铜钱值银一两，因钱少而贵，银一两仅值钱八九百文。这严重影响了国家财政经济和人民生活的安定。甚至因为铜贵银贱，有人竟毁钱作铜，从中争利。康熙十八年（1679），平定“三藩”叛乱的战争已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国家即将进入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新时期，铜不足用，事关重大，矛盾显得格外尖锐。这种形势逼着康熙皇帝把矿
业问题列为治国大事之一，向贡士提出问题。但是那些远离社会实际的贡士，能想出什么好办法。康熙皇帝为解眼前的难题，于十八年九月下令搜集各部院衙门及各省的废铜器皿、毁坏的铜钟及废铜炮，“尽行确察，解部鼓铸”。同年十月，经户部衙门等协商决定，奏准《钱法十二条》，“开采铜铅”为其中之一。并规定：
“凡一切有铜及白黑铅处所，有民具呈愿采，该地方督抚，即选委能员，监管采取”。此后，局部、有条件地开放矿禁。
平定云南叛乱后，云贵总督蔡毓荣，提出系统的积极的矿业政策。蔡毓荣，汉军正白旗人，官僚世家出身。曾在刑部、吏部、都察院等衙门任职。康熙九年起，他先后担任四川、湖广总督，总领绿营兵，参加平定吴三桂叛乱战争，直捣云南，军功卓著。康熙二十一年（1682），任云贵总督。到任后，针对云南长期被吴三桂盘踞，残酷搜刮，又连遭战争破坏的客观现实，他考虑了战后治理问题，上《筹滇十疏》给康熙皇帝。其中第四疏专门论述矿业政策。蔡毓荣注意到，云南省有丰富的矿产资源，有开矿传统、习惯和技术，因地制宜，开发矿业，不仅可以满足民间要求，又有益于地方财政。因此，他主张大力开发云南矿产资源，“矿夫既采，矿税自盈”以便在经济上改变云南“兵饷不继”、“赋税无多”，“兵食仰给他省”的困境，而且也能稳定社会生活，“是以理财而兼弭盗之一法也”。
其采取的办法是：“听民开采，而官收其税”。即提倡民间投资，民间经营，以民办矿场代替官办矿场，改变矿业全由官府包办的局面。
时值国家财政困难，无力拿出大笔资金投资矿业，提倡民办，资金问题可以比较顺利地得到解决。而且官办矿场在经营管理方面也还存在很多问题，或事先不作认真勘探，开挖之后，“以矿脉衰微，旋作旋停，则工本半归乌有”；或矿脉不匮，而管理松驰，贪污浪费严重，所以国家仍得不到实际利益。因此他提出，“广示招徕，或本地殷实有力之家，或富商丈贾，悉听自行开采，每十份抽税二份”。地方官招商开矿，“得税一万两者准贡优升；开矿商民上税三千两至五千两者，酌给顶戴，使知鼓励”。这一建议的施行有利于从根本上解决“铜不足用”
的问题，所以康熙皇帝立即批准实行。两年之后，又批准管理钱法侍郎陈廷敬的请求，鼓励各省的铜铅生产，“听民自便”。这一“听民自便”、与民同利的矿业政策，在很大程度上调动了商民投资矿业的积极性，有力地推动了矿治业的发展。
清代前期（康熙中叶至乾隆中叶），中国的矿业生产曾经历了一个空前的重
大发展时期。
康熙朝平定“三藩”之后，云南省的矿业如铜、锡、铁、铅、金、银矿的开采，迅速发展起来。“嗜利之徒，游手之辈，具呈地方官，查明无碍，即准开采。”
“此名一传，挟资人分者，远近纷来”办，民间若无力开采，“则院、司、道、提、镇衙门，差委亲信人，拥资前去，招集峒丁”。“当其时，厂未升课，又极兴隆，是丝丝入扣，官民皆优裕有余资矣”。
随着经营的品种增多，“五金而外，尚有白铜、朱砂、水银、乌铅、底母、硝磺等厂”。产量大幅度提高，税收大量增加。云南自康熙四十四年冬至康熙四十五年秋，一年之间共收矿税银八万一百五十二两，金八十四两。比康熙二十四年提高近二十倍，由于税率没有发生变化，相应地产量当然就是增加二十倍。广东、广西、四川、湖南、贵州等省的矿业也陆续兴起。康熙二十九年（1690），商人何锡，经呈准在广东海阳县的仲坑山开矿，最繁荣的时候，“矿工注册者，凡十三万余人”，“每年获利不下八九万两”。广东的铁矿，康熙时其备已相当大的规模。大型铁广工人达千人左右，有比较细的分工，日产铁达六千斤。广西南丹锡矿，有矿井四十余处，矿徒及住家开铺人等约万余人。四川在康熙二十四年于蒲江县建铁矿六座，实行“招民开采，十分抽税二分”的政策。四川省自康熙二十三年至二十五年短短的两年时间里共抽税铁一万一千六百余斤。湖南的铜、铅等矿，自康熙二十四年开采，至五十二年，仅大凑山、黄沙三处，一年就能得税铅三十六万二千一百余斤，估算年产量将达一百八十万斤左右。另外，贵州的水银与铅矿，山东、陕西的银矿，也先后开采。据初步推测，全国大型矿厂，康熙二十三年只有九个，次年增至二十九个，四十六年，增至五十五个，五十一年，达到六十六个。二十多年，增长了近七倍。矿业的恢复和发展，不仅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也对整个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很好地推动作用。
然而，矿业生产并没有从此就走上正常发展的道路。事实上，当时社会发展对矿产的需求还没达到后来那种大量、广泛和迫切的程度。铜始终属于急需；铁是农具经常性的、不可少的原料。与之相关的矿业被带动起来。如此一来，对矿业全面地、大规模地、快速地开采就缺少足够的客观推动力量。在最高决策者康熙皇帝的眼中，工矿仍然是末，不是本，并没有用长远的战略眼光去认识矿业，只是把开矿视为权宜之计。因而，对开矿没有给予足够的认识。封建统治阶级中
的保守派，用开矿“有伤风水龙脉”、“弃本逐末”、“扰民”、“易聚难散”等奇谈怪论制造思想桎梏，妨碍开矿政策的执行和坚持，康熙皇帝对其中一些说法如“易聚难散”论等，还是动心的，这就难免使他对开矿不提心吊胆。如此看来，当时开矿事业的发展，不论是从地域上还是从种类上看，都不够平衡，与全面、大规模铺开还有较大的差距，政策还在摇摆，生产不可能稳定向上。
从四十三年（1704）起，康熙皇帝逐渐改变了开矿政策，向禁矿倒退。问题是由防止矿徒聚众闹事提起的。
康熙四十三年，康熙皇帝发布了一道上谕，说：“开矿事情甚无益于地方，嗣后有请开采者，俱着不准行”。次年六月十八日，户部题复御史景日畛奏疏，因为商民何锡在广东海阳县所开设矿场，“聚众几至十余万，强梁争竞，时时有之”，建议“永为封闭”。适逢何锡本人也以所得矿砂“不敷工费”为借口。于是，经由康熙皇帝批准，把这个商民兴办的规模最大的矿厂封闭。康熙五十年（1711），又以湖南产铅地方，“山深谷邃，境通黔粤，苗、瑶杂处，开采不便”，遂决定“永为封禁”。
如此，不仅限制生产，还控制销售。康熙四十四年（1705），云贵总督贝和诺废止了余铜“听民自售”的旧制，改行“放本收铜”的政策。除二分缴税以外，其他八分余铜禁止私自出卖，均由官设铜店以低价收购，称“官买余铜”。除此之外，收购时尽量勒索，收铜时加长秤头（康熙五十年，每百斤秤头加长到五十斤），给价时又随意克扣、拖延，进行额外榨取。矿民无利可赚，或缩小生产规模，处于半关闭状态，或被迫倒闭，另谋生计。
康熙皇帝对禁矿还是比较慎重的，仍以防乱为前提，对于开矿贫民的处境有所考虑，方法比较灵活。五十二年（1713 年）五月，他从四川提督康泰奏疏中了解到：四川一碗水地方，聚集万余人开矿，派官兵驱逐，可是“随逐随聚”。
他觉得这些偷开矿厂的人们，均为“无室可居，无田可耕，乏产贫民”，全然禁止开矿，“伊等何以为生？”若能像云南那样，矿产颇多，还可以资助军饷，所出不多，地方官也应该设法“使穷民获有微利，养赡生民，但不得聚众生事，妄行不法”。他与大学士、九卿议定了一个区别对待的政策：一是云南督抚雇本地人开矿及商人王纲明等在湖广、山西各雇本地人开矿照准；二是其他省所有的矿，未经开采的，或者初开采的，严行禁止；三是各省本地穷民现在开采者，或久经
开采，贫民用很大力量筹办资本，以之维持生计的，不禁止，地方官查明姓名记册，听其自开；四是如果别处之人往开及本地殷实之民霸占者，即行重处。
康熙皇帝这时的思想处于矛盾状态。一方面讲：“天地之间，自然之利，当与民共之，不当以无用弃之”；另一方面又恐生事端。后者实际占支配地位，允许开采和禁止开采都着眼于不生事。上述政策贯穿了康熙皇帝的这种思想状态。
可以看出，其基本精神是发展官办矿业。除云南督抚外，王纲明为当时著名的皇商，直属内务府，康熙皇帝放心。而对民间开采，包括地主、商人、贫民在内都加以限制或干脆禁止，特别是不许民间开大矿及大规模开采，以免聚集人多而闹事。为了防止出现流民，也不许跨省开采。在严格管制之下，允许贫民在本地小规模开采，亦是恐小民失去生计而闹事；限于已开的，未开的一律不准再开。这种消极防范的思想和政策，制约了采矿业的发展。
位居全国矿业之首的云南，其铜铅矿产，为国家铸钱的原料来源，允许开发。
但也废止了“听民自售”的政策，禁止私卖。并禁开银矿。封禁一部分铜矿，康熙四十九年（1710）到康熙五十八年（1719），九年间，封闭了开太、羊脚迹等五厂。执行这一政策，在一定时期内影响了矿业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产生和发展，并一度造成矿业生产的衰落。以云南铜矿为例，因为民营矿厂大多被封闭，铜产量大为下降。
雍正元年（1723），云南全省铜产量为一百余万斤，课银二万余两，较康熙四十四年（1705）税课八万多两，减少四分之三。因为禁矿引起矿民失业，地方收入减少，遭到广大人民群众和地方官的反对。百姓开展以“私挖”、“盗矿”为主要形式的反禁矿斗争，成为康熙后期及雍正时期阶级斗争的组成部分。雍正皇帝继承了康熙皇帝禁矿政策，较康熙皇帝更甚一层。但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毕竟是不可抗拒的，乾隆年间，终于重新调整矿业政策，使矿业得到较好发展。
康熙后期，把开矿改为禁矿，实行矿业政策的倒退，决非出于孤立和偶然。
因为土地兼并，吏治腐败，农民处境每况愈下，度日艰难，社会阶级予盾趋于尖锐，小规模的农民暴动时有发生，成为康熙皇帝晚年的一大烦恼。这时，他对“闹事”十分敏感，倍加防范，凡事以“不生事端”为要。本来，随着矿业的发展，贫民越省流动，矿场聚集众多拟从事矿业的无业人民，这并不奇怪。应当说，这是社会经济发展与社会前进中的正常现象。即使与政府之间，或矿民、流民之间，
发生种种矛盾、纠纷，这也不足为奇，可以在事业发展中不断地进行解决。但由于封建帝王还未重视工矿事业，更不理解人民，难以正确认识这一社会现象。他从巩固清王朝的江山出发，采取了保守的政策。不仅矿业政策，其他对内对外政策也大抵如此。
自二十三年（1684）康熙皇帝决定开海之后，清政府与日本及南洋各国的贸易迅猛增加，中国东南沿海各省之间的贸易往来频繁。商品交换互通有无，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但是，三十年后，康熙皇帝改变了有进步意义的开海政策，再度实行禁海政策。原因来自两方面的威胁：一是沿海一带越来越多的“海寇”；另一个是西方殖民主义势力。康熙皇帝非常担心这两种势力勾结起来会铸成大患，危害清王朝统治。在没有想到万全之策的前提下，只好选择封禁政策。
早在开海政策开始实行时，便在沿海发现“海寇”的踪迹。其中有“奸徒”
杂人商贩，出洋劫掠；或者本身实系商贩，因资本亏折而结伙肆行抢夺。但最初的“海寇”数量少、力量弱，一旦发现，随时可派兵将其捕灭，构不成什么威胁。
如据浙江、福建总督王骘在康熙二十七年十月奏报：发现浙江沿海有数起“海寇”，立即派温州、黄岩二总兵，“驾船出洋，赳期痛剿”；接着又令定海总兵董大本，“出洋逐岙，逼搜贼腙，阅三十余日”。他们捣毁杨柳坑、大陈屿、思头岛等处贼巢，擒获贼首多人，缴获大小船五只。自称“统海大将军”的思头岛贼首杨仕玉负伤潜逃，王骘立即派人“诡投贼伙”，得到了杨仕玉隐匿之处及行动计划，将其擒获。经审查，斩为首者十六人，其他杖流有差，释放被掳难民百余人。翌年，康熙皇帝南巡到杭州，大加奖赏王骘，赐“御用冠服”，称赞他“凡事实心办理，操守清廉”。
但在康熙四十二年之后，形势发生了变化。由于内地阶级矛盾激化，许许多多的无业游民逃入海岛。“海寇”势力明显增强，分布地区亦更加广泛，南起广东，北至山东，遍布东南五省沿海地方。面对越来越多的“海寇”骚扰，康熙皇帝曾经“欲严洋禁”，一度想到是否禁海问题。但受镇压镇箪（今湖南凤凰县南）红苗事件的影响，立即打消了禁海的念头，决定派内阁学士常授前去招抚。康熙四十三年（1704）正月二十一日，他对大学士常授等说：“此辈原系窃盗，众亦无几，春冬啸聚海岛，秋夏扬帆出掠。今往招之，彼必归诚解散”：若抚之不来，
当即兴师殄灭。像湖广红苗，从前边民无不被害，土司及地方文武官均隐匿不报。
昨岁致讨，彼奔逃无路，歼厥巨魁，宥其胁从，军威震慑，土司逻逻等无不股栗，翕然奉法，朕初以海寇故，欲严洋禁，后思若辈游魂，何难扫涤，禁洋反张其声势，是以中止”。为了招抚的顺利进行，康熙皇帝还派人进行调查。发现山东海寇都是来自南方，因令常授以擒获的海寇作引导，以广东新会县沿海一带为重点，接着是福建、浙江，以次向北招抚。常授按康熙皇帝指授的方略行事，成效显著，据同年九月初六日疏报，仅在广东沿海，就有“贼首阿保位等二百三十七名，交纳枪炮器械投诚。愿为民者，安插原籍：愿为兵者，编人各营”。
但是，招抚只是暂时的缓解矛盾，并未能彻底根除“海寇”。招抚了旧“海寇”，又产生了新“海寇”。至康熙五十年前后，“海寇”势力得到进一步扩大，活动地区越过山东，达到锦州等地。由于擒获审拟正法的海寇达到五十余人，康熙皇帝不得不将其中相当一部分未与官兵直接对阵者，免死发往盛京、乌拉等处充当水手。另将投诚“海寇”陈尚义等百余人，竟归并盛京金州（今辽宁金县），设立水师营，调拨船只，责令其“看守地方，巡防海洋”。康熙皇帝在长期剿抚“海寇”过程中掌握了“海寇”活动的规律：“海寇”来自大陆，抢掠之后仍需回大陆过冬；“海寇”靠大陆及商船、渔船补充粮食、火药及其他物资。但这时的官兵战斗力不强，捕剿成效甚微。据康熙皇帝说：“官兵出哨，或遇贼船四五只，官兵船止一二只，势不能敌，舵工又不奋力向前，将领亦无可如何，不过尾随而已，何能剿灭耶？”不仅如此，官兵还借机欺压渔民，乘其返航时，必“横索钱财，方令入口”，迫使许多贫苦渔民，回不了家，“遂为海贼”。基于此，康熙皇帝便认为欲杜绝“海寇”，仅凭招抚和追剿是无能为力的，惟有实行禁海，断绝“海寇”人员的物资补充，才可奏效。
事实上，更重要的是现实存在的威胁。康熙五十五年（1716）十月二十五日，康熙皇帝在畅春园内澹宁居听政完毕，召大学士、学士、九卿、科道近前，告诉他们：“现今海防为要。前（江苏巡抚）张伯行曾奏，内地之来下海者甚多，朕疑此米贩往何处，留心察访。至船上水手，亦细加访问。海外有吕宋（菲律宾吕宋岛）、噶罗巴（今印度尼西亚雅加达）两处地方。噶罗巴乃红毛国（荷兰）泊船之所，吕宋乃西洋（西班牙）泊船之所，彼处藏匿盗贼甚多。内地之民希图获利，往往船上载米带去，并卖船而回，甚至有留在彼处之人”。粮食、船只、人
员外流严重，二十六日，康熙皇帝又对大学士、九卿等又谈到海防问题，其中说他南巡过苏州肘，访问船厂，得知：“每年造船出海贸易者多至千余，回来者不过十之五六。其余悉卖在海外，赍银而归。”康熙年间，英国商人也来到东方，既想贸易，又不肯交税，经常纠集他国商人无理取闹。所以，广东碣石总兵陈昂奏疏说：“粤东红毛有英圭黎（英吉利）诸国，最为奸宄”。根据西方殖民者过去和现实表现，康熙皇帝预言：“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因而要求臣下：“务须安不忘危”。
除“海寇”和西方殖民势力以外，使康熙皇帝放心不下的是汉人与海外的联系。他注意到“海外有吕宋、噶喇巴等处，常留汉人，自明代便有，此即海贼之薮也”。还有“台湾之人，时与吕宋地方人，互相往来”。所以提出“须预为措置”。
康熙皇帝虽然早已实行团结汉族官员和地主阶级的政策，但其内心对汉人仍怀有戒心，说汉人不如满人、蒙古人心齐，“朕临御多年，每以汉人为难治，以其不能一心之故”。假如康熙皇帝仅仅是对汉人缺点的批评，并非不足取。事实上他最担心的是汉人与清政府不能一心，防范由于开海而使海内外汉人借机联合起来推翻大清王朝的统治。当后期国内阶级矛盾尖锐时，康熙皇帝对此格外警惕。这也是他实行禁海政策的原因之一。
康熙皇帝在五十五年（1716）十月提出禁海问题，阐明禁海理由及原则。五十六年（1717）正月，兵部等衙门按照康熙的要求，会同陛见来京的广东将军管源忠、福建浙江总督觉罗满保、广东广西总督杨琳，议定禁海的规定。经康熙皇帝批准，下达执行。
这次禁海不同于以往，不是一切禁绝、寸板不许下海，而是区别对待、内外有别。其以中国商船同东洋贸易照旧，同南洋吕宋、噶哕巴贸易禁止；外国商船前来贸易照旧，地方文武官员应严加防范；禁止向国外卖船、运米出境和人员留住国外为总的原则。从中不难发现，康熙皇帝禁海的目的，不在断绝对外贸易，而是在于割断内部敌对势力与外部殖民势力的联系，防止国内与侨居国外的反清势力结合，保证大清江山的绝对安全。由于中国需要从日本进口铜，更主要的是，日本人还未做出威胁中国安全的行为，所以允许中国商人与东洋（日本）照常贸易来往。禁止中国商人去南洋，是因为南洋各国已被西方殖民势力所控制；那里有华侨，还传说吕宋岛有“前明苗裔”。允许外商来中国，在中国领土上进行贸
易，则便于限制他们进行除正常贸易之外的其他非法活动。
根据这些总的原则，康熙皇帝还提出若干禁海措施，并召广东将军管源忠、闽浙总督觉罗满保、广西总督杨琳来京，令兵部等衙门与之会议，逐项开展讨论，具体落实。
一是加强对商船、渔船及有关人员的管理。早在宣布禁海前两年，也就是康熙五十三年（1714）三月初三，康熙皇帝采纳江苏巡抚张伯行建议，规定：“商船、渔船，前后各刻商、渔字样，两旁刻某省、某府州县、商船的编号、渔船及船户某人。巡哨船只亦刻某营第几号哨船。并且商、渔各船船户、舵工、水手、客商人等，各给腰牌，刻明姓名、年貌籍贯，庶巡哨官兵，易于稽查。另外渔船出洋时不许装载米酒，进口时亦不许装载货物。违者严加治罪”。禁海之后，加强对船只和有关人员的管理。康熙五十六年（1717）正月初十，康熙皇帝对内阁学士星峨泰等大臣说：“尔等曾出江南海差，海船一年造若干，应令报名监督，于出洋时将前报过造船人名与船只字号，逐一查对，方不致隐匿。”同月二十五日又作出规定：“嗣后洋船初造时，即奏请海关监督，地方官亲验印烙，取船户甘结。并发给船户船单，填入船只尺寸、客商姓名、货物、贸易地点等。令守岸官兵照单严查，按月册报督抚存案。出洋人员每日每人准带食米一升，并余米一升，以防风阻。如有越额之米，查出入官，船户、商人一并治罪。倘若将船卖给外国，造船人与卖船之人皆立斩。出洋人留在外国，将知情同去之人枷号三个月；该督行文外国，令将留下之人解回立斩。沿海文武官，对私卖船只、多带粮米、偷越禁地等事隐匿不报，从严治罪。行文山东、江南、浙江将军、督、抚、提、镇各严行禁止”。
二是在海坛（今福建平漳岛）、南澳（今福建南澳岛）设官阻截私自前往南洋贸易的船只。并于东南沿海紧要位置设立炮台，增加驻军，充实水师，经常巡查，严拿违禁者。至康熙五十八年（1719）五月，广西总督杨琳上奏说：“广东沿海险要地方，修筑炮台、城垣、汛地共一百二十六处；盖造营房共一千三百八十间，拨守官兵总计三千九百九十一人，安炮八百零七位”。其他各省，据此办理。康熙年间，属于松江府的上海，地位日益重要，原有守备一员、千总一员、把总二员、兵二百七十五名，不足用。经过两江总督奏请，康熙皇帝于五十七年（1718）六月决定将提督右营官兵移驻到这里，其原驻的黄浦营改为水师营，添
设船只，负责海上巡查。沿海其他各处口岸，亦各派官兵防守，并拨文官“盘验船只，严拿奸匪”。
三是对沿海各省之间往来的商船、渔船实行盘验与护送。规定：“凡往台湾之船，一律到厦门盘验，一体护送，由澎而台，其从台湾回者，亦令盘验护送，由澎到厦。”凡往来台湾之人，先经地方官给照，方许渡载，否则不准；“如有犯者，官兵民人分别严加治罪。”
四是慎选沿海各省督、抚。广东巡抚员缺，廷议推举汉人担当。康熙皇帝回答说：“此滨海要地，汉人不可，应用满洲”。他的原因是：“地方遇有仓猝军务之事，即可领兵而行。满洲，裹粮即可以到处行走。若汉人，一日不再食，便不堪矣”。所以康熙皇帝选中已故舅父佟国纲次子法海担任这一要职。但是，法海自幼养尊处优，入仕后又一向担任内廷文职，又怎么能够领兵？但他十分可靠，并善于团结汉人。但是康熙皇帝口未讲出，实则是对汉人不放心。
以上种种措施说明，这次禁海最大特点是内紧外松。主要在于管好自己的船只、人员和出口物资，加强沿海防御。而对于外国来华商船，原则上提出“令地方官严加防范”。至于怎样防范，并无具体明文规定。广东碣石总兵官陈昂主张：
“于未入港之先，查取其火炮，方许进口”；“另设一所”，加以管束；“每年不许多船并集，只许轮流贸易”。两广总督杨琳不赞成陈昂的建议，他认为外商为了与中国贸易，尚能遵守中国法令，“数十年来，沿习相安”，他主张：“应允许其照常贸易，将该镇所清查取火炮、另设一所管束、轮流贸易之处，无庸议”，仅于外国商船到时，“令沿海文武官弁昼夜防卫”即可。康熙皇帝对杨琳主张表示同意，并谕令：“西洋人之处，著俟数年，候旨再行禁止”。意思是说，对外国来华商船，未做任何明文限制。此外，尽管限制华商去南洋贸易，但澳门葡萄牙人与南洋的贸易及华商经广州与安南（今越南部）的贸易，经总督奏请，“不在禁例”。
其实，康熙皇帝的禁海政策，对暂时防止“海寇”泛滥，以及“海寇”与西方殖民势力勾结，巩固清朝统治却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从长远的意义上考察，它是落后的、保守的政策，因为他限制了沿海地区经济的发展。虽然它并未中断对外贸易，但却使中外贸易受到很大的限制。中国商人和渔民已不能自由外出；外国商人虽然可前来贸易，但也不能同中国商民自由接触，而是在严密监视下，
由洋行等中间机构代办。并且，出口的商品也有严格限制，除禁止硝磺、军器、钢铁、火药、马匹、书籍等出口之外，后来清政府把生丝也列入禁项。因此，禁海对我国东南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及沿海人民的生活都产生一定的影响。闽人以海为生，禁海后，虽偷越禁洋者不一而足，但由于不能任意往返，造成“土货滞积，而滨海之民半失作业”。有人将禁海前后东南沿海人民生活进行了一番对比，写道：“南洋未禁之先，闽广家给人足，游手无赖亦为欲富所驱，尽入番岛，鲜有在家饥寒窃劫为非之患；既禁以后，百货不通，民生日蹙”。“一船之敝，废中人数百家之产”，“使沿海居民，富者贫，贫者困，驱工商为游手，驱游手为盗贼”。
康熙六十年（1721），台湾朱一贯领导的农民起义的爆发，与这次禁海有直接关系。因闽广之民偷越禁洋，不能自由往返，集聚台湾者日多，“或为饥寒所迫，或为不肖官员苟剥”，便被迫杀死官兵，爆发了起义。康熙皇帝清楚地发现这次起义由内地之民在台湾举事，然而他没认识到是因为自己禁海所引起的错。
在中国历史上，实行禁海政策，并非始于康熙皇帝。但清政府后来的闭关自守政策却与他这次禁海政策密切相关。清代限制与禁止海外贸易，限制与禁止中国人出洋经商或从事其他事业以及居住国内外的自由，限制与禁止外国人与中国人交往。以上，在康熙皇帝的禁海令中已开其端。闭关自守政策是落后的封建经济的产物，是把较封建主义进步得多的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拒之门外，把自己禁锢在小天地里，孤立于新兴的资本主义世界之林。
总之，禁矿与禁海，是康熙皇帝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倒退，表明他晚年不够大胆有为，思想趋于保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