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鲁迅都是20世纪的伟人，两人虽未谋面，但彼此早有了解。1934年1月，毛泽东为筹备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住在江西瑞金金沙洲坝。其时，毛泽东红军总政委的职务已被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解除了，只给他保留了政治局委员这个实际没有决定权的空衔。
这时，冯雪峰刚到瑞金不久。一天，毛泽东来到冯的住处，风趣地说：“今晚约法三章：一不谈红米南瓜，二不说地主恶霸，我们不谈别的，只谈鲁迅。”还不无遗憾地对冯说：“‘五四’时期在北京，弄新文学的人我见过李大钊、陈独秀、胡适、周作人，就是没有见过鲁迅。”（冯雪峰著：《回忆鲁迅》，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年版。）
冯雪峰告诉毛泽东，有一个日本人说，全中国只有两个半人懂得中国，一个是蒋介石，一个是鲁迅，半个是毛泽东。毛泽东听了哈哈大笑，然后沉思着说：“这个日本人不简单，他认为鲁迅懂得中国，这是对的。”
冯雪峰还告诉毛泽东，鲁迅读过毛泽东的诗词，认为他有“山大王”的气概。毛泽东听了，又是开怀大笑。1936年，当时在上海的“托派”写信给鲁迅，对中共领导的民族统一战线及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人加以攻击。6月9日，卧在病榻上的鲁迅愤然请人代笔，口授回信予以严厉斥责：“你们的‘理论’确比毛泽东先生们高超得多，岂但得多，简直一是在天上，一是在地下。但高超固然是可敬佩的，无奈这高超又恰恰为日本侵略者所欢迎……”（《给托洛茨基派的信》）对毛泽东们“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同上）。鲁迅提及毛泽东见诸文字者为数不多，这是十分难得的一次。
但毛泽东对鲁迅书面上的正式评价，却是1937年底在延安风沙弥漫的操场上作出的。其时，正是鲁迅逝世一周年。毛在这篇由大漠记录、后来刊发在《七月》杂志第四集第二期上题为《毛泽东论鲁迅》的讲话中指出，鲁迅“并不是共产党的组织上的一人，然而他的思想、行动、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化的”。毛泽东还论述了鲁迅的三大特点，即政治远见、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及由此形成的伟大的“鲁迅精神”，号召共产党人和革命者学习鲁迅的精神，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奋斗。（见中央党校唐天然发表在1981年8月19日《人民日报》上的《毛泽东论鲁迅发表的经过》一文。）
1940年，毛泽东在他著名的著作《新民主主义论》中进一步明确提出：“二十年来，这个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等）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而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在毛泽东已公之于世的所有著作中，对一位中国现代作家，包括其他历史人物，一口气连用了9个“最”的措辞，并冠之以“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3个头衔的现象，是绝无仅有的。
1954年毛泽东到绍兴参观了鲁迅的故居，在鲁迅笔下经常提到的三味书屋和百草园徘徊寻望。他对陪同的浙江省委书记谭启龙说：绍兴是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地方，也是中国现代大文豪鲁迅先生的家乡。他有两句名言你知道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我们共产党人就应该有这种精神。
让毛泽东特别感慨的是，鲁迅不仅在孤寂中坚忍苦斗，还能在黑暗中看到光明。1961年10月7日，毛泽东挥毫书录鲁迅于1934年5月30日为悼念“五卅惨案”九周年而作的《无题》诗一首赠与访华的日本朋友：
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
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
同年，在鲁迅诞辰80周年的时候，毛泽东读其诗，品其人，写了两首七绝，题目就叫《纪念鲁迅八十寿辰》――
其一
博大胆识铁石坚，刀光剑影任翔旋。
龙华喋血不眠夜，犹制小诗赋管弦。
其二
鉴湖越台名士乡，忧忡为国痛断肠。
剑南歌接秋风吟，一例氤氲入诗囊。
据一些权威的毛泽东研究资料的介绍：“毛泽东最爱读的现代人的书就是鲁迅的书，一部《鲁迅全集》从延安带到北京，阅读数遍，他对鲁迅熟悉程度，并不亚于鲁迅专家。”在晚年，毛泽东多次提议要人们读点鲁迅著作，支持开展鲁迅思想遗产的研究。1975年11月初，毛泽东对周海婴（鲁迅之子）关于出版带注释的《鲁迅全集》的信作了批示：请政治局“讨论一次，作出决定，立即执行。”1975年底到1976年初在有关理论问题的谈话中，毛泽东还强调：我建议在一两年内读点哲学，读点鲁迅。（陈晋主编：《毛泽东读书笔记》，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56页。）
这可能是毛泽东公开评价鲁迅的尾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