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本研究
《史记》在流传过程中，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版本众多，歧义频见。但古往今来，却少有人对《史记》版本方面的复杂现象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清晰的梳理。宋、元、明、清的藏书家虽注意记载书籍的版本形态，兼顾诸本异同，甚或也对版本形态进行了很多研究，并取得了可观的成绩，但他们常常只热衷于对专书的版本进行研究，局限于传统的目录学范围，未能深入到书籍的内容，即文字的异同研究，尤其没有从文字的异同现象去探索各版本之间的关系。近代学者虽有所努力，但由于研究者甚少，成果也不太多，并未从总体上改变《史记》版本研究未成系统的局面。
继2005年之后，《史记》版本研究在2006取得了丰硕成果，实现了重大突破。其代表是张兴吉的《元刻〈史记〉彭寅翁本研究》（凤凰出版社/2006/01）和易平、易宁的论文《六朝后期〈史记〉版本的一次重大变化——六朝写本〈史记〉“散注入篇”考》。
张兴吉的《元刻〈史记〉彭寅翁本研究》一书，分“《史记》版本研究的回顾、前人对元刻《史记》彭寅翁本的著录与研究、现存《史记》彭寅翁本的版本状况与内在关系、《史记》彭寅翁本所据底本探究、《史记》彭寅翁本增删三家注考辨、日藏《史记》彭寅翁本中的日人批注剖析、彭寅翁本在《史记》版本研究中的地位”等七章。另有“余论”：《史记》版本研究中有待解决的问题；附录一：参考书目及相关论文；附录二：《史记》版本存世目录、元刻《史记》彭寅翁本及相关版本图版目录。作者认为“元刻《史记》彭寅翁本”是上承宋代黄善夫本下启明刻本的重要的三家注合刻本，作者系统而细致比勘研究，考察彭本的版式形态，以及存世各本之间的关系，剖析其刊刻背景、前人研究之得失，考辨彭本对三家注删节的内容、性质与原因，进而揭示《史记》三家注在刊行中的变化情况，比较充分地展示了彭本在《史记》版本中的地位和影响，肯定了彭本的学术价值。这对纠正《史记》版本研究中的错误认识、整清《史记》版本系统、深化《史记》刊刻史、流传史以及三家注的研究，特别是《史记正义》佚文的研究等，均具有重要的意义。本书资料丰富，论证严谨，持证平实公允，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易平、易宁两教授的论文《六朝后期〈史记〉版本的一次重大变化——六朝写本〈史记〉“散注入篇”考》（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05），对六朝写本残卷“散注入篇”的实例进行考察分析，旨在探明这种《史记》夹注本的由来及裴骃《集解》被“散入百三十篇”而发生的变化：裴骃《史记集解》被拆解，散入《史记》百三十篇，是六朝后期《史记》版本的又一次重大变化。从此，产生了一种新的《史记》版本形式，即百三十卷夹注本。得出以下结论：一是裴骃《史记集解》原本八十卷，《隋》、《唐志》并有著录。其书采用“标字列注”注释体例，别本单行，不附入《史记》本文。二是《史记》夹注本的出现，改变了汉晋以来该书以白文本流传、《史记》本书与注释分别而行的状况，影响深远。三是六朝写本《史记》的“散注入篇”，拆解了裴骃《集解》，给裴书造成全面的、难以复原的破坏。散注者将裴注强行配合其所据本《史记》，因而对《集解》注文有增损改易。这大概是六朝写本散置的注文不仅多有增损改易，而且出现注释混乱、无规范现象的主要原因。另外，尚有纠谬之功。
注本和校勘研究
在《史记》版本研究的同时，张兴吉、易平、易宁诸教授也对其三家注进行了研究，同样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史记》彭寅翁本增删三家注考辨”是张兴吉《元刻〈史记〉彭寅翁本研究》一书的第五章，考辨了彭本对三家注删节的内容、性质与原因，进而揭示《史记》三家注在刊行中的变化情况，比较充分地展示了彭本在《史记》版本中的地位和影响，肯定了彭本的学术价值。这对纠正《史记》版本研究中的错误认识、整清《史记》版本系统、深化《史记》刊刻史、流传史以及三家注的研究，特别是《史记正义》佚文的研究等，均具有重要的意义。另外，余论中的“关于《史记》三家注的研究”也很有意义。
在校勘研究方面，韩兆琦的《〈史记〉十表总论》（上海大学学报/2006/06）认为，《史记》十表是司马迁在史学上的一大创造，十表的创制，把三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作了纲目式的表述，使纷繁的史实厘然有序，一目了然。《史记》十表所记叙的内容具有丰富的史料价值，它反映出司马迁在编写十表中所体现出的进步的历史观点与其所要抒发、表现的感情态度，同时由于资料缺少和所依据的资料不同，也出现了一些重要错误。对此加以梳理，对读者全面理解《史记》与评价司马迁有一定参考价值。《史记》的十表大多是年经国纬，或国经年纬，就正是通过发生在不同空间和时间交汇处的历史事件，简要明晰地展现了历史的演变。文章对十表的内容作了完整的分析与梳理，一是它补叙了许多“本纪”、“世家”、“列传”所没有说到、或没有说清的事情。二是许多相同或类似的问题分散在各篇人物传记里，不容易使人感到事态的突出与严重；一旦分门别类地加以表列，事态就立刻显得触目惊心了，枯燥的文字立刻增加了感情色彩。三是通过对《史记》人物传记与《史记》诸表的比较，可以更清楚地看出司马迁遴选人物的标准与其独特的倾向性。
董树利的《〈史记〉〈汉书〉正误一则》（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6/03）认为，《史记》、《汉书》中都有“非吏比者三老北边骑士轺车一算”一语，如淳与师古对其解释各不相同，而且两书中华书局点校本之句读也有差异。《史记·平准书》：“非吏比者三老，北边骑士，轺车一算。”集解引如淳注曰：“非吏而得与吏比者，官谓三老、北边骑士也。”认为如淳所注误，查“非吏比者”当为三老，原因如下：首先，三老非吏。一是三老不是国家行政人员，没有实际职掌，只是道德典型，用以实行教化。二是三老有地位而没有俸禄。其他乡官虽“职斯禄薄”却有斗食之秩。三是西汉政府赏赐时与三老相提并论的是孝、悌、力田，而不是政府官吏。四是尹湾汉墓《集簿》将三老和孝、悌、力田列为一项，并没有将其列入县、乡吏员。其次，三老在身份上可以与吏相比。一是《汉书·百官公卿表》中直接把三老列为乡官：“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二是三老有行政事务参与权。三是三老可以直接上书皇帝，褒贬官吏，干涉军国大事。四是按照汉朝的规定有秩吏方得用半章印，而三老的印章都是方形的，其规格远远超过了有秩吏的半章印。五是三老还有维持地方治安、稳定社会秩序的职责。再次，其他人身份均非“非吏比者”。一是北边骑士就是北部边疆的骑兵，是非为吏之列切不可以与吏相比的。二是与三老并列相称的孝、悌、力田也不是非吏比者。同三老一样，他们也是政府树立的典型，却没有三老那么高的政治地位与社会地位，不可与吏比明矣。三是与三老同称乡官的啬夫、有秩、游徼等是国家正式官吏，也不是非吏比者。四是汉武帝时期，有爵秩的五大夫、千夫有免役权，有补吏职的权利。但就仅享有此爵的人，是谈不上身为吏职的。综上，“非吏比者”专指三老，故如淳认为“非吏比者”为三老与北边骑士，当误。此注应以陈直《汉书新证》为准，其文云：“西汉三老，在政治上，名称是吏，实际上又不纯属于吏，当时功令，称为非吏比者，最为确当。北边骑士，因有乘障守隧之劳，故与三老同享有减算缗钱之优待。”“非吏比者、三老、北边骑士，轺车一算，商贾人轺车二算”。师古注曰：“身非为吏之例，非为三老，非为北边骑士，而有轺车，皆令出一算。”按：据以上所论，“非吏比者”当专指三老，故本文标点错，即“非吏比者”与“三老”之间的顿号应去除。师古将“吏比者”与“三老”作为两类人看待，其注亦误。
叶永新的《〈史记〉地名正误一则》（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6/01）认为，《史记》卷九十五《滕公列传》云：“汉王败，不利，驰去。见孝惠、鲁元载之。汉王急，马罢，虏在后，常蹶两儿欲弃之，婴常收，竟载之，……卒得脱，而致孝惠、鲁元于丰”。按，上文中之“丰”误，当作“下邑”。“致孝惠、鲁元于丰”是指将孝惠、鲁元送到丰（邑名，今江苏丰县）。其实，当时夏侯婴并未将孝惠、鲁元送到丰邑。《史记·项羽本纪》载：“汉王乃得与数十骑遁去。欲过沛，收家室而西；楚亦使人追之沛，取汉王家，家皆亡，不与汉王相见。汉王道逢得孝惠、鲁元，乃载行。楚骑追汉王，汉王急，推堕孝惠、鲁元车下，滕公常下收之。如是者三。……于是遂得脱。……是时吕后兄周吕侯为汉将兵居下邑，汉王间往从之。”据此记载可知，刘邦率夏侯婴等前往沛（今江苏沛县）收家室未遂，在路上收得孝惠、鲁元，摆脱楚骑追击后，抄小路去了下邑（今安徽砀山）。《史记·高祖本纪》也说“周吕侯为汉将兵居下邑，汉王从之”。而刘邦等人得孝惠、鲁元后是没有到丰邑的。据上《项羽本纪》所载，刘邦在寻得孝惠、鲁元前显然已到过丰邑，但其家眷已逃亡，不得见，因此刘邦不可能在得孝惠、鲁元后又再折返丰邑；何况在楚骑的穷追之下，刘邦丢儿弃女，只顾逃命，哪里还会去丰邑？可见《滕公列传》说夏侯婴送孝惠、鲁元到丰，是不可信的。又《滕公列传》谓婴“脱孝惠、鲁元于下邑之间”，此亦明确可证孝惠、鲁元脱险后安全到达的地点是下邑。因此可见，上文中的地名“丰”为“下邑”之误。最后值得指出，以上地名失误，在《汉书·滕公传》中同样存在，这是班固照抄《史记》所致，也应予以纠正。
王永吉的《中华本〈史记〉诸表校勘札记》（图书馆杂志/2006/08）认为，中华书局本《史记》以清同治五年金陵书局刊本为底本点校，多次翻印，影响巨大。然虽为善本，不免有疏漏之处，因而参照清武英殿本、金陵书局本、中华书局本及水泽利忠《史记会注考证校补》，对十《表》部分细加考证，二十二处作了辨误。
史明文的《宋代校勘〈史记〉初探》（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06/02）认为，《史记》作为一部重要的史学著作，在宋代受到政府和学者的重视。官府对它进行过三次大规模的校勘活动。宋代学者对《史记》的校勘没有流传下来专门的著作，其成果主要保留在各家文集及众多的笔记中，十分散乱，但有不少真知灼见。这两个系统的校勘都取得了很大成就，各具特色。宋代学者校勘《史记》的成果十分丰富，如利用《史记》上下文互校、利用《史记》的不同版本进行校勘、利用《史记》和《汉书》互校、多种校勘方法并用。宋代校勘《史记》的特点，一是形成了独立的校勘记汇编，有些校勘记和原书分离，单独流传。二是有些校勘成果和对《史记》的评价糅合在一起，作为评价的论据存在，而不是像以前那样保存在注释当中。三是宋代对《史记》的校勘次数多，涉及面广，运用方法多，成果显著。四是官府校勘多和刊刻相伴随，而私人校勘多属读书笔记性质。
林小云的《〈史记·卫康叔世家〉考证一则》（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6/02）认为，康叔并未封于康，其始封即为卫。“康”并不是国名，而是谥号。
魏嵩山的《虞舜行迹地望辨析》（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6/04）认为，据古史记载与民间传说，古人以所居地为姓，虞即虞山，今晋南中条山区东段当是舜的原籍所在。今豫东鲁西区曾为有虞氏部族迁居，今济南市南历山很有可能为舜所耕。今运城市、永济县虽分别有鸣条陌和苍陵谷，但志书不言舜葬于此，当地亦无此种传说，不能因为肯定《孟子》而否定《山海经》与《礼记》诸书记载，合理的解释只能是鸣条当是苍梧九疑山中地名，今湖南永州宁远南九疑山当为舜所终处。舜死以后，后裔尚有分封，其地在今河南虞城、河南淮阳和山西平陆等地。
许勇强的《论〈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之“十二”》（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6/02）对《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中“十二”提出了自己新的看法：是司马迁有意模仿孔子著《春秋》，“据鲁亲周”之义例而将周王室与鲁国单独列出，不在“十二”诸侯之数。
孙熙春的《〈史记〉中的“刁斗”与“刀斗”辨析》（沈阳大学学报/2006/03）认为，在《史记》的不同版本中存在着“刁斗”与“刀斗”的两种写法。究其原因为所依据的底本不同；其根本原因为“刀”与“刁”是古今字、通假字。提出在同一《史记》的文本中，无论使用“刁斗”还是“刀斗”均可，但混用是不科学的、不妥的。
孙锡芳的《〈史记·五帝本纪〉五帝说浅析——兼论先秦时代产生的两种五帝说》（山西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04）认为，《史记》开篇为《五帝本纪》。司马迁沿用了《五帝德》所记五帝说。另外，古文献中还记载有其他几种五帝说。考证不同五帝说的产生和发展源流，可以发现先秦时期产生的两种五帝说是其他说法的源头。但两说本身又具有不同的旨趣。司马迁沿用其中之一，是经过网罗诸多文献和广泛调查的结果，因而其五帝说的可靠性较强。
为满足学术研究和学术普及的需要，必须对今日已不多见的书籍进行翻印。读者对象不同，对书籍翻印的要求也不相同。王裕秋《〈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印行中存在的问题——兼论书籍翻印中应注意的事项》（海南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05）认为，在针对学术研究者需要所进行的书籍翻印中，应遵循的基本原则是忠实于原本，不应轻易地加以改动原本的面貌和内容。
《史记》作为“二十四史”之首，整理训诂者代不乏人，但至今有疑处仍不在少数。蔡德龙的《〈史记〉世家札记》（文教资料/2006/36）选取《世家》部分的几处疑点，于前人校勘诂说基础之上，加以研讨。
《史记》作为二十四部正史之首，历来受到重视。“三家注”也是人们阅读《史记》必不可少的工具。中华书局刊出的校点本，校勘精审，标点准确，堪称典范。然整理古籍殊非易事。黄震《〈史记〉异文考释六则》（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06/01）认为《史记》三家注多存异文，对其六则进行考释研究，有利于对《史记》本文的深入理解。
知源流，明因果；识人性，观成败。历史的经验正可以用来弥补人性的弱点。任树民编著的《史记一日一得》（哈尔滨出版社/2006/306）精选了30篇人物故事，由原文、注释、译文和智解四部分组成。“智解”是全书核心，从修身、励志、谋略、用人等几个方面反思了历史，点评了人物。
语法研究
在语法研究方面，2006年出现了两部专著和一批论文。
“字频统计”是近代以来语言学研究中比较新颖的方法，随着计算机的普及逐渐被研究者采用。李波的《史记字频研究》（商务印书馆/2006/03）是全面研究《史记》的文字系统的专著。作者利用《史记》文献语料库和由语料库得到的文献数字化信息，全面描述了《史记》用字的情况。他将《史记》所有用字分为核心区、高频区、中频区以及低频区和罕用字区，列出每一区的各种数据，并作逐一分析。探讨了《史记》用字的特点，字频与识读率、传承率的关系等问题。同时还对《史记》每卷的用字和句长统计的一系列数据作逐一分析，进而对《史记》的语言开展多方面的研究。该书还以《史记》为例讲述了文献语料库的研制和在此基础上所做的工作，包括语料库的建设、数据信息的提取、计算方法的探求、字频表的功能等。
吴庆峰的《史记虚词通释》（齐鲁书社/2006/11）按音序收录了《史记》中的虚词494条，包括助动词、数词、代词、副词、介词、连词、助词、语气词、叹词、拟声词等，并进行了释解，是阅读《史记》的不错的工具书，同时对学习古汉语知识也具有一定的辅助作用。
过常宝的《论〈史记〉的“太史公曰”和“互见法”》（唐都学刊/2006/05）认为，《史记》中颇有一些“太史公曰”偏离了传记的主旨，显得言不由衷。“太史公曰”承“君子曰”而来，本应发挥裁决史实的责任，但汉代史官丧失了神权，而司马迁从个体命运出发的史著也脱离了史官传统。这些冠冕堂皇的“太史公曰”不过显示了司马迁的职业意识和对史官传统的依恋之情。《史记》“互见法”深受古史“十功不能赎一过”观念的影响。司马迁相信在其他传记中出现的过失记载，并不影响人们据本传而对人物所作出的评价。“互见法”的真正目的是为了求得人物在本传中道德和精神的明确单一，以便于评判，而这又与史官的撰述传统相联系。“互见法”显示了司马迁为遵从古史体制而对自己情感的抑制，也反映了史传由记事转而为述人的某种限制。
曹强、田晓荣的《〈史记〉中所见的关中方言词语》（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06/06）研究《史记》采用的方言，特别是关中方言词语，就“禳”、“刳”、“傭”等六个《史记》中所见的关中方言词语，从民俗等角度进行考释，并从共时平面分析关中方言对宁夏南部山区方言的影响。
刘晓玲的《〈史记〉中的“是”字研究》（孝感学院学报/2006/05）主要就《史记》一文中出现频率较高、比较典型的几类“是”字用法进行描写，分别从这些用法的构成成分、语法功能等方面对其进行分类，比较分析以理清汉语词汇“是”的历史发展概貌。
王彦坤的《〈史记〉所见辞书未收词语续释》（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01）考释《史记》词语28个，这些词语绝大多数既未被《辞海》、《辞源》（修订本）、《汉语大词典》等普通大、中型语文辞书所收录，也不见于仓修良主编的《史记辞典》。只有个别词语虽被《汉语大词典》或《史记辞典》立为条目，不过，不是因为二书误释，就是因为义项为二书所漏收。
陈柏华的《〈屈原列传〉字义求正六则》（语文学刊/2006/14）遂列举了“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的“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平属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句中之极、“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楚人既咎子兰以劝怀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虽放流，眷顾楚国，系心怀王……”句中两个“既”字等六则，进行了辨析说明。
王麦巧《略谈〈史记·列传〉的反问》（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06/04）认为司马迁在《史记·列传》中多次使用了反问，其类型、出现的语境、运用的方式都值得我们学习。它比一般句式具有更强烈的语气和感情色彩，增强了语言的感染性和有力性，使人物形象更鲜明、感情更饱满。
高志明的《试探〈史记〉动词的叙事艺术》（莱阳农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03）认为，《史记》的叙事成就最鲜明的体现在它的动词上。在单音节动词为主的语句中，多采用一些延续性动词来贯串动作主体与行动对象。这类动词元音突出，音调铿锵，动作持续时间长，动感强烈，较好地传达了动作运行的空间、时间及产生的动作效果。复杂谓语历叙句主要有并列的单音节动词谓语句、多个动词并列组成的谓语句、并列的动宾短语谓语句、连动式动词谓语句等四种情况，这些复杂谓语句把特定情境下的人物动态、心理细致入微地描绘出来，具有强烈的现场效果。
高志明的《〈史记〉语言的四字格结构》（襄樊学院学报/2006/03）认为，《史记》中四字格结构类型广泛，主要有主谓格、动宾格、向心格、并并格、四并格、后补格、虚字格、象声格、叠字格等九种。这些四字格具有高度的艺术概括性，是汉语中一类特殊类型的辞。司马迁的《史记》大量运用了这种优美动听、表现力强的语言形式。它们平仄交错，有各种声调配合，以多样的抑扬顿挫的声调表现各种复杂的概念和感情，构成了《史记》富有汉语特色的文学语言系统。是构成《史记》民族化、大众化语体风格的重要成因。
李贵生的《〈史记〉受事“者”字结构研究》（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07）对《史记》中的受事“者”字结构进行了考察，试图发现汉代受事“者”字结构的新发展，为前辈学者的理论补充汉代的例证。同时对“者”字提取介词宾语的用法也一并在文中作了考察，说明了古汉语中“者”字提取主语亦有例外。
邓先军《〈史记〉“动 之 名”句式探析》（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6/04）一文基于北京大学汉语研究中心的语料库，对《史记》一书中“动 之 名”句式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发现此种句式中包孕了述双宾、述宾补、兼语、连动、定中、述单宾六种句式，应将语法功能、语义和语用综合起来分析，才能准确地将其区别开来。
杨海峰的《〈史记〉的语气副词“其”》（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06/02）认为，《史记》的语气副词“其”配合上下文可以表示推测、判断、决心、愿望、命令等多种语气。“其”可以广泛地与其他虚词或固定词组连用，大大丰富了《史记》复句的表现手段，反映出西汉时期汉语复句的形式标志已达到较高的发展水平。《史记》的“其”共出现587次，498次作为副词出现。语气副词“其”各种或固定词组连用，大大丰富了《史记》复句的用法。表现语气之间有时很难截然区分，特别是推测判断语气手段，反映出《史记》时期汉语复句的形式标志或多或少地蕴涵在多种语气之中，“其”的使用已达到较高的发展水平。
解植永的《〈左传〉〈史记〉判断句比较研究》（重庆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03），主要对《左传》和《史记》的判断句作了认真考察，从结构形式、构成成分、语义关系等三方面对二书判断句的异同进行了比较，从中管窥上古汉语判断句的共时面貌和历时变化，由《左传》到《史记》判断句的使用有变化，有发展：判断句结构形式变得更为多样；体词性主语和谓语所占比重都有不同程度的上升；出现了多例真正的“是”字系词句；等同或类属关系的判断句所占比重有了明显上升。这些变化之所以出现，根本上归因于语言复杂化、新质化的发展。同时，文章通过对上古汉语两部典型作品判断句的解剖分析，也展示出了上古汉语判断句的一些共性：判断句一般不用系词；句末常用语气词帮助判断；构成成分较为多样，但倾向于体词性成分；主谓之间的语义关系较为复杂。
李娟的《〈史记〉成语研究》（语林考古/2006/10）认为，《史记》的成语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引用当时典籍中的语言或是引用俗谚；第二种是在描述历史事实或者记录历史等史书中人物的语言、流传的故事；第三种是从后人的叙述中总结出来的成语典故。《史记》中的典故已经深入人心，简洁的语言、灵动的表达如沐猴而冠，衣绣夜行，白头如新，倾盖如故，明修栈道、暗渡陈仓，门堪罗雀等。《史记》成语总结了典籍和民间俗语中的精华，为汉语提供着丰富的资源，成为汉语一个鲜活的源头。
钱兴地的《一字一词关乎情——辨析〈孟子〉〈史记〉中的几个词义》（文教资料/2006/27）通过对《孟子》、《史记》中的几个常用文言词“竟、喻、老、饥、田”在文章中意义的辨析来进一步深入体会文章的情蕴。
（赵怀忠 韦爱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