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女儿安红打电话说，要带丈夫和孩子回来家看看。安红大学毕业后分到了城里，自己找了对象，结婚时他们都去城里参加了女儿的婚礼，但女婿还从没来过家。女儿一句话不要紧，可忙坏了在农村生活的老爹老娘。
老俩口拾掇了院子又拾掇屋里。忙活了两天，爹和娘传染似地相跟着伸了个懒腰，从屋里走到院里，又从院里回到屋里，望着自己的劳动成果——整洁了许多的家，俩人相视一笑，核桃皮般的脸上露出了舒心的笑容。
“他爹，明天叫化生过来，把那个相框摘下来擦擦。”娘终于又发现了不足。
“他天天忙的四脚朝天，麻烦他干啥？我来就行。”化生是他们的儿子，在村里开着粉房。
“你老胳膊老腿的了，我怕摔着你。”
“这点活算什么，我现在就上去摘。”望着桌子上方落满了灰尘的相框，爹提了提裤子，运了运气，很容易地蹬上了椅子，他伸手去够相框，差一点够不着。他又蹬上了桌子。娘说：“你慢点，别摔着你。”爹没有理会娘的嘱咐，站起来就去够相框，也许是年岁长了，拴相框的细绳不壮了，爹的手刚碰到相框，相框就掉了下来，爹还没太反映过来，在娘的一声惊呼中，相框已经啪地一声摔在了桌子上，一股尘烟中，碎玻璃、照片四散开来。
“说不让你弄，你还逞能。”
“我刚碰到，它就……”爹惊魂未定地说。
“快下来吧，可别摔着你。”
两个人开始清理桌子上的东西。
安红的丈夫就是她大学时的老师。第一任妻子到马克思那儿报道去了，安红凭着她的漂亮和纯洁，征服了他的心。
安红一家回来的第二天，安红的丈夫从桌子后的条几上发现了一样东西，那是一张有些陈旧的纸。他打开一看，呆在了那儿。他忙拿起来，翻来倒去看了几遍，突然喊：“安红，可不得了啦，你快来看。”
正在院子里和娘说话的安红，听到丈夫的喊声，以为出了什么事，忙跑进了屋。“怎么了，怎么了？”
“你看，你看，这是什么？”
安红接过丈夫手里的纸，一看是邮票：“我以为出了什么事，你大惊小怪的。”安红知道丈夫是个邮票迷，看他的样子，问：“这个有价值吗？”
“你家哪来的这邮票？”
“反正不是偷来的。又转脸向门外喊，爹，你来，您女婿有事问您。”
爹也以为出了什么事，正站在院子里和老伴嘀咕着。听到安红喊他，忙进了屋。看到女婿手里拿着相框后的那张纸。
“爹，这是哪儿来的？”女婿说。
爹叹了口气，想了想说：“要说这张纸，说来可话长啦，有三十多年了吧。那时家里穷，安红她娘生她哥时落下了月子病，老害腿痛。这一次痛的没办法，我带着东借西凑的四十多块钱到城里给她抓药。因为咱不识字，我下了车，一边问着一边去找药店，走在一个店铺前，看许多人在排队，我也莫名其妙地站在了后边，我以为是卖什么好东西的。不一会，我后边又排上了老长的队。也许咱穿的太差，别人看咱的眼光都不正常。轮到我站到了窗口，我问：‘同志，这儿卖什么？’里边的人笑了，后边的人也都笑了起来。我后边的一个妇女说：‘老帽，不知道卖什么的来排什么队？’后边的另一个小伙子说：‘是卖邮票的，你买的起吗？’在一片哄笑声中，我觉得很难受。我那时候也有点年轻气盛，奶奶的，看不起我们农民，别说是邮票，炸弹老子也买。我问：‘什么个卖法？’里边的人说：‘一张八分，你买多少钱的？’我没有犹豫一点，掏出兜内所有的钱递了进去：‘就要这些钱的。’在所有人的目瞪口呆中，我拿上邮票昂首离去了。”
安红的丈夫说：老爷子，有骨气。安红的眼里潮湿了。
“可回来的路上我又后悔了。给妻子买药的钱都让我买了这不能当吃也不能当喝的玩意，回家怎么向妻子交待？回到家，我编了个瞎话，给安红娘说，钱在路上丢了。看我唉声叹气地样子，她反过来安慰我：‘钱没了，我的病也好多了，不吃药病好了不更好。’有一天我趁安红娘没在家，把它偷藏在了相框后的夹层里。至今也没告诉过你娘这事。怎么，这东西还有用？你们要喜欢，就拿走。”
安红：“他是个邮票迷，让他给你说说。”
“我也说不特别准确，但这东西肯定值钱。这样的大连张猴票，我还是头一次见。那个年代的四方连还卖八千多。您要相信我，我拿回去让行家给看看。”
“喜欢，就送给你了。放在家里也没有用。”
回到城里没几天，安红给老爹、老娘打回电话来，电话里她激动地说：“爹，娘，不得了啦，爹的那些邮票，您女婿找人评估了一下，至少值一百五十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