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子今
摘要在秦汉历史文化记录中留有深刻印迹的朝那湫，曾经是国家祭祀圣地，也是民族文化交汇的象征；朝地湫的水文地貌形势曾经发生过变化。考察秦汉时期朝那湫及其相关现象，不仅有益于深化对于当时宗教文化和民族关系的理解，也可以丰富我们对于当时生态环境的认识。
位于宁夏固原的朝那湫，在秦汉时期曾经是西北重要祀所。考察秦汉朝那湫及相关问题，对于认识当时的宗教文化和民族关系，有积极的意义；对于认识当时的生态环境，也有积极意义。
一、秦人的水神之祠
《史记·封禅书》说秦时祠祀制度：“自华以西，名山七，名川四。”所谓“名川四”，指四处作为国家祭祀典礼之对象的神水，即：“水：曰河，祠临晋；沔，祠汉中；湫渊，祠朝那；江水，祠蜀。”其祠祀形式，“亦春秋泮涸祷塞，如东方名山川；而牲牛犊牢具珪币各异。”裴骃《集解》：“苏林曰：‘湫渊，在安定朝那县，方四十里，停不流，冬夏不增减，不生草木’。”司马贞《索隐》：“湫……即龙之所处也。”张守节《正义》：“《括地志云》：‘朝那湫祠，在原州平高县东南二十里’。”
《汉书·郊祀志上》的内容大致同。颜师古注引苏林语略有不同：“湫渊，在安定朝那县，方四十里，停水不流，冬夏不增不减，不生草木。”又颜师古曰：“此水今在泾州界，清澈可爱，不容浊，或喧污，辄兴云雨。土俗亢旱，每于此求之，相传云龙之所居也。而天下山川隈曲，亦往往有之。”《汉书·地理志》：“朝那……有湫渊祠。”也说秦人有关礼俗在西汉时期得到继承。
欧阳修《集古录》卷一所说秦《祀朝那湫文》，即宋英宗治平年间发现于朝那湫旁的《大沈厥湫文》，其文有“不显大神厥湫”字样。郭沫若先生说：“不显即丕显，古人恒语。‘厥湫’即湫渊，下又称‘大沈厥湫’，大沈犹言大浸。”又引《史记·封禅书》“秦祠官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中有“湫渊祠朝那”及裴骃《集解》引苏林语，指出“《告厥湫文》出朝那湫旁，地望正合”。对于礼俗信仰，又有“秦人较原始，于信神这念实甚笃”评价。可见朝那湫在秦人信仰系统中的地位，确实值得重视。
秦重水德。《史记·秦始皇本纪》：“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数以六为纪，符、法冠皆六寸，而舆六尺，六尺为步，乘六马。更名河曰德水，以为水德之始。”《史记·历书》也说，“是时独有邹衍，明于五德之传，而散消息之分，以显诸侯，而亦因秦灭六国，兵戎极烦，又升至尊之日浅，未暇遑也，而亦颇推五胜，而自以为获水德之瑞，更名河曰‘德水’而正以十月，色上黑。”如果简单化地理解司马迁的记述，则似乎可以认为秦人是在接受东方五德终始学说之后，才有“水德”意识的，或以为秦人“水德”之说，完全是“推终始五德之传”，“亦颇推五胜”，自愿归入东方文化系统产物。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在有关秦始皇以为“方今水德之始”的记述之后，司马贞《索隐》：“《封禅书》曰：秦文公获黑龙，以为水瑞，秦始皇帝因自谓为水德也。”《史记·封禅书》原文如此：“秦始皇既并天下而帝，或曰：‘黄帝得土德，黄龙地螾见。夏得木德，青龙止于郊，草木畅茂。殷得金德，银自山溢。周得炎德，有赤乌之符。今秦变周，水德之时。昔秦文公出猎，获黑龙，此其水德之瑞。’于是秦更命河曰‘德水’，以冬十月为年首，争上黑，度发六为名，音上大吕，事统上法。”所谓“秦文公出猎，获黑龙”是“水瑞”或“水德这瑞”，说法有所不同。据《史记·封禅书》，是“或曰”之说，而司马贞《索隐》则似乎理解为秦文公的认识，至少是秦文公时代的认识。我们现在分析司马贞的说法，并不是没有根据的。
秦文公“获黑龙，以为水瑞”，很可能与他“至汧渭之会……即营邑之”的政治行为有关。在后世流播的传说中，还可以看到渭与相关的“黑龙”的故事。在后世流播的传说中，还可以看到与渭水有关的“黑龙”故事。
林剑鸣先生曾经指出，“秦在统一中国前是有其独特的宗教传统的”。这种宗教传统是以“秦人固有的多元拜物教”为基点而形成的“一种多神论的拜物教”。这种传统，“与出现在战国末年的‘五德终始说’毫无关系”。看来，正如《史记·秦本纪》之《索引述赞》所说：“金祠白帝，龙祚水德。祥应陈宝，妖除丰特。”秦人传统神秘主义观念体系中，对“水”的特殊信仰，很早就有重要的地位。
我们看到，秦史中的许多关键时节，都有与“水”有关的历史记录。例如《史记·秦本纪》记载：“（公文）三年，文公以兵七百人东猎。四年，至汧渭之会。曰：‘者周邑我先秦赢于此，后卒获为诸侯。’乃卜居之，占曰吉，即营邑之。”所谓“妖除丰特”的故事，《秦本纪》说，“二十七年，伐南册大梓，丰大特。”所谓“丰”，指丰水。裴骃《集解》：“徐广曰：‘今武都故道有发怒特祠，图大牛，上生树本，有牛从木中出，后见丰水之中’。”张守节《正义》引《括地志》有出自《录异传》的故事，说“秦文公时，雍南山有大梓树，文公伐之”，“断，中有一青牛出，走入丰水中。其后牛出丰水中，使骑击之，不胜。”其细节所见与“丰水”的关系，也值得注意。又德公元年，“卜居雍。后子孙饮马于河。”张守节《正义》：“卜居雍之后，因益广大，后代子孙得东饮马于龙门之河。”东至于“河”，曾经是秦人军事扩张和文化扩张的目标。秦穆公时，“秦地东至河。”张守节《正义》：“晋河西八城入秦，秦东境至河，即龙门河也。”终于体现了德公时代的理想。而秦始皇时代的成就，则是将疆域扩展到东海。“地东至海”，“于是立石东海上朐界中，以为秦东门”。秦始皇三十六年（公元前211年），“秋，使者从关东夜过华阴平舒道，有人持壁遮使者曰：‘为吾滈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龙死’。使者问其故，因忽不见，置其壁去”。“使御视壁，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沈壁也。”裴骃《集解》：“服虔曰，‘水神也’。”司马贞《索隐》：“按：服虔云水神，是也。江神以壁遗滈池之神，告始皇之将终也。且秦水德王，故其君将亡，水神先自相告出。”《秦始皇本纪》记述的这一故事，反映了秦人对于“水神”预言的迷信。而司马贞“秦水德王”的说法，即秦因“水德”而王，或许也可以理解为秦“王”之前，已形成了“水德”的政治文化观。
从这样的角度认识了朝那湫对于早期秦史的意义，或许是有益的。
二、民族文化交汇的神学标志
据说秦始皇时代有“表河以为秦东门，表汧以为秦西门”的规划。这样，秦人的祖地西陲，竟然处于“秦西门”之外。而朝那湫，也在“秦西门”之外。
据《史记·匈奴列传》，秦汉之际，中原战乱，匈奴军势强盛，“悉复收秦所使蒙恬所夺匈奴地者，与汉关故河南塞，至朝那、肤施，遂侵燕、代。”汉初，匈奴人侵朝那，成为汉匈战史上极著名的事件：“汉孝文皇帝十四年，匈奴单于十四万骑入朝那萧关，杀北地都尉卬，虏人民畜产甚多。”同一事，《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写道：“匈奴新入朝那，杀北地都尉卬。”朝那作为临边城邑，也被称为“朝那塞”。如《史记·孝文本纪》：“十四年冬，匈奴谋入边为冠，攻朝那塞，然北地都尉卬。”班彪《北征赋》有“闵獯鬻之猾夏兮，吊尉卬于朝那”句，可见这一事件给予中原人相当深刻的印象。
《汉书·地理志》：“朝那，有端旬祠十五所，胡巫祝。又有湫渊祠。”颜师古注：“应劭曰：‘《史记》故戎那邑也’。”庆劭所说“《史记》故戎那邑”的“戎”字引人注目。《汉书》所谓“胡巫祝”，是指西北少数民族巫者主持祠事。这一情形在西汉时并不罕见。然而“端旬祠十五所”，均“胡巫祝”，竟然如此集中，是值得注意的。而随后说到的“湫渊祠”没有说是“胡巫祝”，很可能延续了秦人制度，于是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和“故巫祝”主持的祀所最为临近的属于黄河中游文化系统的前沿祀所。其形势，是一处带有秦文化风格的祭祀圣地，面对15处“胡巫祝”主持的祀所。这一事实告诉我们的文化地理信息，可以帮助我们进行宗教地理的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