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男人叫我爸“爹爹”，叫我妈“姆妈”，算是蛮尊重的称呼。而爸妈只有我一个女儿，也蛮宝贝男孩子的，他也很老实，就把他当儿子一样看待。我们结婚以后，家里又多养一头牛，他一早起来铡牛草、畚牛粪，我们娘俩烧早饭，吃完我爸和男人都去种地。那时光种那十亩地也养不活全家的，我男人常撑一条小船到湖里捉鱼，他白天要到田里干活，所以晚上去捉鱼，总是一只手握桨一只手拿灯。运气好时可捉到四五十斤鱼，不好时也有二三十斤，大鱼小鱼都有。那时一条六斤的黑鱼，一斤就能换五斤米，有时候还捞螺蛳，抓到鳖就更开心了，可以换一个洋钿了。人家要的话会来我家买，或者我们拿到镇上去卖，做得好还是养得活一家人的，日子过得还不错。
结婚后一年多，大女儿就出生了，那是1937年五六月份的时候，却热得不得了。我是第一次养小孩，肚子痛得没办法，好在那时妈还在世，她有经验，叫我平躺在床上，再叫我男人去烧开水。她陪在我身边，没过多长时间小孩就出来了。她抱起小孩，脐带还连在我身上，男人把开水倒在一个很大的铅脚桶里，妈在开水里泡一泡剪刀，就当是消毒过了，用剪刀剪断脐带，把小孩身上的羊水洗干净，再把脐带盘在肚脐眼上面，最后把草木灰敷在上面，用白麻手帕一扎就好了，这样就不会发炎了。小孩的胳肢窝、脖子也要撒点草木灰，要弄得干爽一点。小孩子体质弱，不能让他湿漉漉的，不然着凉了就容易生病。乡下把刚生的小孩都叫小猪猡，女儿满月那天，要放在大提桶里洗得干干净净的，土话叫“推个小猪猡”，说那天洗得干干净净，以后才会长得又白又大。这种老办法还是蛮灵的，就是乡下的赤脚医生接生，有时也没老人灵。大女儿很乖巧的，生她的时候没让我吃什么苦头，长大了也很懂事。我总共生了七个小孩，三个女儿四个儿子，只有生第一个时有我妈在边上照顾，大儿子和小儿子请过产婆帮忙，但请产婆毕竟要给钱的，家里头穷，拿不出多少钱，后来生其他的小孩，都只有男人在旁边帮着烧水、剪脐带，现在说起来还觉得蛮难过的。
大概大女儿一岁的时候，东洋人打到我们这里。那时很多人都逃了，可我们家什么东西都在这里，也就没有逃。东洋人来了很多，一个部队接一个部队，他们的衣服也蛮破的，他们经常手里拿着竹子做的条子，笑着说“米西米西”。他们看不上老太婆，而看到年轻的女孩就要强奸她。村里有一个媳妇在干活，被东洋人看到，就被拉到江边强奸了。这个女人家里有公公和男人，村里人都不对他们说出这件事，因为瞒着她家里人会让她好过一点。其实这种事情还是很多的。哪家人的狗乱叫，东洋人会一枪把狗打死，而狗的主人也没办法，反要拱手说：“谢谢侬，谢谢侬，东洋先生好，东洋先生真好！”老百姓要活命，不敢反抗的，只能求饶，不然东洋人要打的呀，我们都吓死了。还好我们村的人没被打死，而隔壁村一个小脚老太婆，正在灶头上烧黄豆吃，东洋人来要，她不肯给，结果半夜里就把她拖走，后来被一枪戳死了，鲜血淋漓的，多作孽啊。东洋人的头头还经常要开会，教育这个教育那个的，下面的人很坏的，看到狗要打死，看到鸡要捉来吃。当时我们每天盼着东洋人早点走掉。
我二十五岁时，我妈只有四十七岁，却被一头牛撞死。她就像平常一样走路过去，也不知道什么原因，牛就冲过来了，因为她脚小也跑不动，还不清楚怎么回事就过世了，蛮作孽的。我二十八岁那年，我记得很牢，那天是八月初八，爹将要五十三岁，他摇船把稻子运到碾米的地方去，结果却跌进湖里淹死了。两位老人都不是很长寿，蛮作孽的。娘算横死，要给她请和尚做道场。爹过世时，一个姨娘还对我男人说：“你爹是枉死的，要给他睡好棺材的。”所以要给他买一个实木棺材，棺材上的四个角还各有一个铜圈，是一个长辈帮忙用十几斗米换的。那时还多亏我男人，两个丧事都靠他跑前跑后去办。如果没有他，我也不知道该怎样去面对这种突然的变化。办好丧事已是十月廿八，稻子还没收上来，而我家已经没有米吃了。男人只好把家里养的鸡挑去贱卖，我们这才活下来。
刚解放的时候，解放军是乘着渔船来的，头上还扎着草圈，人非常多，船都碰在一起。我去拔牙齿，看到他们在买香烟，解放军要店主不要怕，该多少钱就说多少钱。先搞土地改革，解放前那些地主有的坏有的好，那时要斗坏的地主。我们以前的东家算作地主，他家里的东西、田地全都被没收了。说起来我们那个东家也是苦命的，一次强盗来，打死他们家的老太太，他们两兄弟当家，应该没有分家。而弟兄俩后来又哈白粉吃洋烟吸食毒品。，很快就把家产都败光了，原来大概有三百亩地，后来就剩下借给我们家的十亩地了。老婆也被他们卖掉，阿哥原来有大小两个老婆，后来大老婆被卖掉。小老婆给了别人家，阿弟的老婆也被卖掉了。卖了老婆得了钱，他们又买药粉吃，所以那些女人出了这个家门，还算交好运了，总算远离这两个败家子。虽然他们名分上还是地主，却是苦恼苦恼： 指苦命，命运不济、坎坷，奉贤土话直译。地主，基本都破产了，田也不多了，也就不要斗争了。
那时我们村定了十三家地主，大部分地主都被斗得蛮惨的。记得有一个地主叫吴小娣，他们逃到北京，男的没回来，女的回来了，就被绑起来，被斗得蛮厉害的，她痛得直叫：“同志啊，对不起，我痛得受不了啊！”他们如果不老实，斗得还要更厉害。有一个女地主，被人家揪住拔头发，她受不了，就剃个光头，他们看她头发没了，就揪她的耳朵。他们说她不老实，所以要狠狠斗，可我们也不知道她怎么不老实。他们地主都要站在台上，我们是贫农，就和贫农在一起，但那时也没杀那些地主。
土地改革以后，我们从泰日镇迁到青村镇吴家村。我家有五口人，我们夫妻加上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分到十三亩七分地，发土地证时，三儿子刚养出来，因为在前一年的九月查人查地的，他生出来时土地已分好，所以就没有他的份了。地分给我们了，我们就管自己种地，别的也不管的。总算有地种了，日子虽然苦一点，但确实有农民翻身做主人的感觉。男人还去捉鱼，捉到一条十一斤的大黑鱼的话，差不多可以换五十五斤米，换了米回来，再加点野菜，可以吃好多日子。
后来搞合作社，又并成人民公社，我男人当上大队副队长，管管队上的生产，他在大队里开会，有时要开到晚上11点。1958年又搞公社大食堂，好多人一起吃大灶，还经常开大会。那时每个人每年分四百八十斤粮食，不管大人、小孩都是一样的，刚开始搞大食堂时，大家的口粮都放在食堂里一起吃，各家各户都不许开小灶。大队还派人到每家每户去搜查，藏有粮食的都被搜出交公。一开始食堂吃得还可以，后来越吃越差，说起来蛮苦的，每顿都吃香瓜粥、香瓜饭，香瓜皮也没刨掉，籽也没有弄干净，直接扔在里面煮，有时还吃到香瓜的老青皮。那时小儿子刚养出来，老是吃香瓜粥把肚子都吃坏了，而家里也没什么可以调剂肠胃的东西。幸好我把三斤糯米放在一个缸子里埋在土里，那时没被搜到，实在吃不消的时候，就偷偷去捞一把糯米煮些粥给小孩吃，这样才不至于生什么大病。粮食改革以后很苦的，土话说：“青糠蚂蚁饭，不吃肚皮饿，吃吃真难过。”冬天到春天特别困难，当时谷子都捡不到的，就剥些圆豆板合麦籼吃，到地里去挖点青麦，舂好晒干以后，放锅里炒焦，再用小磨磨点麦籼，吃起来喉咙很痛，吃了十勺就吃不消了。听说那些地种得多的农民，原来家里粮食就多，那时把米装在麻袋里，然后塞进墙上的暗洞里，再吊个竹篮罩着，搜查的时候没被抄到，所以后来他们就有米饭吃。那时我真羡慕人家啊，不过那也是他们命里就有的，谁都没有办法的，但不管怎样，我们就只吃香瓜粥也熬过来了。
几年以后，大概是1964年或者1965年，大儿子高中毕业，满十八岁了。大儿子很聪明的，学校的老师很喜欢他，常常会让他上去回答问题。后来不知不觉就心野了，他开始出去和人家赌博，被我知道以后打了他一顿，还难过得哭了半天。他看我这么难过，以后就不去赌博了。高中毕业时学校的老师劝他去考大学，可他说就算大学毕业还是要下乡种田的，当时我们西吴村、朱店村都有从上海市区来插队的大学生，来的时候衣服鲜亮，和我们一起下地种田，割稻子时镰刀都用不来，还割伤自己的脚脖子。他也没问过我，就去大队报名当兵了，直到大队派人来问我是不是同意他去当兵，我才知道这件事。我说同意的，过几天大队通知他去参军，他坐上大队的车子就走了，我也不知道他到什么地方去了。他当了十一二年兵，每年都会回来一次，就住几天，看望一下亲戚，70年代回来结婚，也只住几天，就又去部队了。
就在那段时间，两个女儿和二儿子也都结婚了。大女儿嫁给一个上海来的知青，结婚以后搬到镇上去住。二女儿嫁给隔壁村的一个青年，也搬走了。他们住的房子都是男方盖的，也不用我管，以后见面时间也很少。二儿子没念完中学，就去干活挣钱了，平常就在窑厂里搬砖头，他后来在窑厂认识一个小姑娘，她是老党员的女儿。二儿子很老实，结婚以后对老婆特别好。结婚的房子也是他自己盖的，自己买点水泥、木头和砖头就盖起来了。大女儿最贴心，什么事情都事先帮我想到，可惜死得早，1993年就生病走掉了。
现在我已经九十二岁了，大儿子、二儿子还有大女儿都比我先走，我能活到这个岁数也知足了，现在最高兴的就是看到孙子、孙女挺好的，曾孙一辈的小孩子来看我就更开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