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厂也要考的，厂方先问是否识字，同去的几个人都不识字，我说识字，他们就很开心，要我填一张表。然后问我是否愿意上机做工，工人一般按成品计工资，多劳多得，如果做抄写登记的工作，一天一元钱。我不愿上机，也因为有点文化，厂里正需要人做登记，就派我做车间的记录员。每个工人有一张卡，我负责把每个工人完成的工作量记在卡上，按工种计件，有的做出20件记一个F，有的做出30件记一个F，然后交给上面计算她的工资。一天赚一元多，那时一元也挺值钱的口述者所说的货币指汪伪中央储备银行发行的“储备券”，1941年1月至1945年8月为华东、华中和华南地区的主要流通货币。，我觉得那个厂待遇还不错，工资以外每月还有实物发放，比如发10斤米或10斤面粉、10斤油、10斤蚕豆或10斤黄豆，等等。由于在厂里领到粮食，我就不用吃“六角粉”了。
那个厂没有夜班，所有工人都上常日班，每周工作六天，礼拜天休息，每天上下午各工作四个小时，早上是7：00到11：00，下午是12：00—16：30。上下午还各有十五分钟休息，到上午10点和下午2：45，机器都停掉，所有的工人、职员都到操场上活动一下，小姑娘跳跳绳或踢踢毽子，两个日本小姑娘也跟我们一起玩。工人、职员每天伙食自备，我一般中午就买个羌饼吃吃。工作期间上厕所也是允许的，我没看到上厕所的牌子。那个厂一般也不加班，说是下午4点半下班，但到4点钟厕所就满座了。小姑娘往往提早一点去洗脸擦口红，工头也不说的。
每个月5号按时发放工资，逢休息日提前发放，工资袋上写有姓名，中国职员事先把工资装入袋中发给我们。日本厂领钱都要盖上个人的图章，因而每个工人都有私人图章，我也是那时开始有图章的。工人的工资按生产出的劳动产品计件算，多劳多得，所以工种不同工资也不同，工资最高的是踏缝纫机的工人，干得多时每天可赚五元储备币，收入要比我多，技术熟练的工人基本可以养活一家人。但有的工人收入也很低，我所在车间有十二个十二岁左右的女孩，她们主要从事缝袜子后跟的工作，往往做一天只能拿到两角钱，但也没看到有人打骂她们，她们也可领到实物。当时并不拖欠工资，我们厂也没听说有“储蓄费”。日本“大班” 也就是工厂的大老板，偶尔会从日本来上海查看工厂情况，这时一般会给每个工人发十元奖金，所以听说“大班”要来，工头会提前通知我们准备好图章以便领钱。
日本商人对我们还可以的。有的日本人听得懂中国话，有的会讲一点，后来我也会讲一点日语。我们车间的工头是日本人，他叫二本松，他老婆名叫千代子，也在厂里工作，大家叫她为奥さん（夫人）。还有一个职员叫望月，是中日混血儿，她母亲是中国人，在青岛与日本人生下她，所以她不仅会说日文，也能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平时我们一起干活，工间休息的时候，日本工头夫妻、望月也和我们玩在一起，那时他们还给我起个绰号叫“どんぐりさん”（大眼睛），但开玩笑只在休息时，一到工作时又恢复严肃的样子。我们关系还不错，有一次千代子请我和几位女工到她家玩，我们去看了看，他们家住在天福里。她还曾请我们去她家吃饭，我不肯去，因为给其他工人知道要说我的。遇到其他车间的工头，他们对我也蛮客气的。平时工人经过厂长办公室门口，他会主动向我们点点头或笑笑，中国工人也无须向他们鞠躬。
同事之间还是同乡更融洽一些，有的直到现在还有联系。我和本车间一个女工陈国瑛是最好的小姐妹，她也是广东人，比我小两岁，后来不在一起工作了，关系仍然一直很好，这辈子她帮了我很多忙。有个机修工是宁波人，我们车间机器坏了叫他来修，他就说：“你们车间怎么那么烦，老是来叫我！”我说：“你问我干吗？我又不上车子，你再说我要骂你八格牙鲁咯！”这样他才不敢说了。有次他故意在厂里问我：“陈雪梅，你觉得中国人好还是日本人好？”我很生气，说：“你什么意思，你这个宁波猪！”他说：“怎么骂人呀？”我说：“你是人，还会问这么为难人的问题吗？”我知道他不怀好意： 我说中国人好，他会去告状；我说日本人好，他又会骂我，我才不上当呢。
当时厂里堆满各种衣物，有衬衫、羊毛衫，也有许多布料，的确有人将厂里的衣物偷出去卖，甚至有人把整匹的布围在身上带出去。为防外带公司的东西回家，下午离厂前工人都会被搜身。厂门口有两扇门，由“红头阿三”看门，他牵着一条大狼狗，工人出厂时那只大狗都要闻一闻，闻出东西狗就咬住那人不放。男工由“红头阿三”抄身，女工由女工头抄身，搜身也是看人的，有的人只要打开包给她看看就行了，我和那个管搜身的大个子熟悉，她不怎么为难我的。日本人最恨工人偷东西，尤其是对男工。一次，一个男工被大狗嗅出味道，被查出偷带东西，就被带到小房间毒打一顿，但事后也未开除这名工人，还是给他改正的机会，仍继续用他在厂里工作。除了偷东西，我没看到工作时乱打工人的现象，更没看到打死人。当然，日本商人还比较好，如果是日本兵，肯定要被他们用刺刀挑死了。
有一个女工叫卢宝贞，缝纫技术很好，什么都会做。她丈夫叫周庆龙，原来也是厂里的男工，却是块坏料，后来逃到香港去了，他来信来电话挑唆老婆偷厂里的东西，而且叫她多偷一些，换了钱也可到香港来。于是她常常从厂里偷东西，越偷胆子越大。有一次厂里叫她做裤子，交给她三条样品，她把这三条裤子放在厕所的水箱里，准备下班时带走，结果被人看到揭发，于是在离厂时被搜出。当时也没打她，工头只是说第二天下午2点钟开会再处理。以前从未开过这种会，她自知不妙，回家锁上门就自缢了。邻居听到凳子倒下的巨响，觉得不对，忙叫她家人来开门，但她已经不行了。她就这么死掉，真是可怜，她走后人们打开她的箱子，发现里面有大量新衣物，都是从工厂偷来的。她没生孩子，领养的孩子后来被周庆龙带到香港去了。
我在那家厂一直做到1945年日本人投降。日本投降以后，日本人都被集中关到提篮桥监狱，二本松还托人带信给我。我当时刚生下大女儿，拎着点心抱着孩子去看他们夫妻。他们很感动。二本松伤感地说：“过段时间我们就要被遣送回日本了，以后我们可能要没饭吃了，如果到上海讨饭，你还会给点饭吃吗？”我说：“那肯定会给的。”千代子总想生孩子，但一直没有生育，在上海时她做了许多小孩衣服鞋子，这时一大包都送给我了。后来就再也没有听到他们的信息了，这些衣服老大穿了给老二、老三，穿了好多年。据传解放前夕，日本人撤离前将好的机器运到吴淞口外扔入海中，解放后派出所还为此找我去问过，但我没看到，也不敢乱说。
阿哥很晚才结婚。解放前阿哥在太古码头太古码头，1908年由英商在浦东洋泾港以西收购旧码头及大片土地造成，20世纪20年代被称为远东第一的新型码头，因属英商太古洋行（Butterfield & Swice）所有，故时称太古码头。做记录员，最初他找的女朋友是一家照相馆老板的女儿，但遭到养父的反对，因为他调查下来认为那个姑娘好吃懒做，连基本的针线活都不会干，不适合过日子。但他们两人到城隍庙烧过香，海誓山盟，“非你不嫁，非你不娶”，于是哥哥的婚事就一直耽搁下来。一直到他三十岁时才与前女友断掉，经人介绍找到一个在电话公司的小姐，她负责接外国来的电话，工资比阿哥还多，结婚时所住的房子也是电话公司分的。但结婚时阿嫂不让阿哥告诉我，我至今想起还是很生气。
我丈夫叫曾嘉禾，我们从小生长在一个弄堂，他比我大两岁，那时广东人规矩很大的，我们虽然从小认识但从不讲话。长大以后，双方家长带我们在一起吃一顿早饭，就算建立关系了。当时约会一般是看场电影，或到外滩公园散散步。刚认识时，丈夫在南华酒家当厨师，看场电影也很不容易，一般到美琪大戏院看下午2点钟的电影，约好1点半在大兴公司门口见面，而他要到2点钟才能下班，往往要我等他半个多小时。一个小姑娘站在那里，时不时还有二流子上来搭讪，每次都弄得我很生气，正准备走了，他却赶来了。就这样谈了一年多我们就结婚了，那年我二十一岁。
我结婚时养父已经去世了，养母还在，她后来活到九十三岁。当时结婚没结婚证，也没有结婚登记，也没办什么婚礼，就请了些家人和小姐妹在南京路上的扬子饭店喝茶、吃点心。婚房就在海宁路景新里12号的“二层阁”二层阁，指在石库门房子的顶层搭出的小阁楼。里。婚后丈夫还在酒家工作，他长期沉迷赌博，基本没有拿钱养家。当时全靠丈夫的结拜兄弟接济我们，他姓冯，绰号叫“火车头”，每月拿了工资就会送过来，也从来不要我们还。后来丈夫到第四米厂当仓库保管员，他才不赌了，为防他旧病复发，每月工资都是我代他去领的。为了孩子们，我也不想和丈夫离婚。
解放后我丈夫仍在四米厂管仓库，他工作积极，常常加班，而他不走其他人也不能下班。后来搞“三反”、“五反”运动了，他手下的人成了“打虎队”员，就利用这个机会公报私仇。他们说他是贪污分子，当时叫“大老虎”，然后叫他隔离反省，半夜不许他睡觉，要他坦白交代，不说就乱打，西装都打坏了。为了留下他们整人的证据，他写了两份材料，一份交上去，一份藏在西装的夹缝里，后来带回来交给我。“打虎队”半夜三更跑来叫我退赔，硬说我家的阁楼上有金银首饰，要我交出来。我说：“我把钥匙给你们，你们上去找，找到金银首饰就拿走吧。”可是他们不肯上去找，一直逼我拿东西。当时家里并没有金银珠宝，解放初我们曾领到一箱火油、两袋加拿大面粉、一床被子等，这些东西一直不舍得吃用，这时只好把它们当作值钱的东西拿出来，再加上丈夫的一件男式大衣一起交上去。他们看看这些东西并不值钱，也不肯收，我说： 那把它们卖掉换钱给你们。他们大概觉得不合适，还是让我拿回来了。运动后期证明丈夫没有问题，给他平反了。但经过这一段折腾，丈夫精神一度发生了问题。就在这时，小儿子也患上哮喘，家里非常困难。这时全靠我在日本厂交上的朋友陈国瑛一直帮助我，每个月15号发工资，她总是先到我家来，拿二十块钱借给我，等到男人发工资了，我再去把钱还给她。就这样坚持了二十多年，我永远不会忘记她，孩子们也都知道她。
为节约路费，丈夫调到离家更近的米厂第九仓库工作，后又在米店卖米。而我在家里批点手套来做，孩子们有空也帮帮忙，大女儿上大学了，一放假就帮我做，做得非常辛苦，一双只赚五角钱。儿子说：“妈还是出去工作好，做手套赚不到钱，将来也没劳保。”我才又开始出去工作，那年我四十七岁了。那是一家街道工厂，从事“虹口腾社”委派下来的工作，也就是做各种各样的加工，如安装电风扇，粘医院用的纸药袋，或者为其他商店工厂敲发票号码，等等。我选择了敲发票号码的工作。那时发票上的连续号码都要手工敲上去的，某个工厂来订发票，一订就是一千本，我们得给他们一张一张敲上号码，为了加快翻页的速度，还要戴个橡皮手套。
“文革”时二儿子被分到江苏海丰农场海丰农场建于1973年3月，原属上海，因行政区域的改变，今属江苏省大丰县。，农场的领导还到我家来过，说他在乡下表现很好，许诺说：“要让他开拖拉机，以后我回上海就把他带上来。”“文革”后儿子回到上海，为让他顶替进厂，我就退休了，那年我五十五岁。
我一共生育了七个孩子，四女三男，一个女儿早夭，其余六个儿女工作都挺不错，好几个都退休了。大女儿“文革”前考进华东师范大学，分在外地工作，后来发展很好。孙辈六人，也有两人上了大学。我吃了许多苦，现在身体很好，关键是心态好。八十多年来，有许多人帮助过我，不管在什么地方一向人缘不错，现在邻居也对我很关心。我想告诉小辈，做人要有良心，只做好事，对别人不能苛刻，如果别人对自己苛刻，也不要多发牢骚，放在心里就行了。小辈能这样我就满足了。
据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史1919—1926》（人民出版社，1949年）第十章《上海日本纱厂大罢工》： 日本纱厂有一种“储蓄费”，即每月在工资里扣除一部分，承诺工人做满若干时间后再行发还，实质上是克扣工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