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时要分科了，外科的医生觉得我比较稳重，就让我到手术室去。手术室原有两个老护士，是德国人办的宝隆医院过来的，她们都会德文，我们院长原来也在宝隆医院，后来办这个私立医院，就把她们拖来了。我到手术室先给老护士当助手，比如消毒房间，用消毒药水揩干净，再用紫外线照，消毒好再关好门。手术前要备好手术器械，做什么手术要准备不同的器械，一般止血钳、拉钩是少不了的，比如开胃的要备好拉腹肌的器械，还要准备敷料。手术后要洗器械，擦好，还要上些油以防生锈。现在手术室只要把器械用布一包交给消毒间就行了，但那时还没有高压锅，所有器械消毒都是我们自己用锅子煮的，到最后两年才有了高压锅，要便当一些。
手术室只有一个手术台，一台手术一般要两三个小时，我没碰到更长时间的手术，似乎也没人要上厕所。手术时一般有两个护士，一个是助手护士，站在医生对面；另一个是负责递东西的，站在医生旁边，也要跑来跑去拿纱布，等等。如果是大手术，主刀医生对面站着助手医生，两个医生旁边各一个护士做助手，还有一个护士管血压，等等，麻醉师也在旁边。那时也没空调，穿了一层层的衣服，医生很容易出汗，他把头伸过来，我作为护士助理，就给他揩揩，喝水什么的没见过。私人医院的手术并不多，但有时半夜里会有病人来看急诊，如果是盲肠炎，半夜里也会动手术的。那几年没碰到开脑子的，大部分是开腹部、胸部的，开胆囊的比较多。记得有个开胆的病人死在手术台上，但病人家属也没闹，自认倒霉就过去了。手术时医生不怎么讲话的，护士要留心医生的动作，他刀一划，病人出血了，就得赶紧递上纱布或止血钳。有时外面医生也会来借我们医院开刀，有个医生脾气很坏的，两个老护士给他做助手，递过去的刀具不合适，他就“啪”的一声重重地丢在地上。后来两个老护士都走了，我也上手术台顶班了。我熟练以后，也不怕医生了，特别是对小医生也要开开玩笑，他伸手过来，我就“啪”的一声把止血钳重重地塞在他手里，但对院长是不敢这样的。
有人介绍我与孩子的爸爸认识，介绍人把我们约在咖啡馆，坐了一会儿，她借口有事就先走了。当时他还在大同大学读书，坐了一会儿，我也说要上班就走了。那时霞飞路（今淮海路）上有许多咖啡馆，我们谈恋爱就是每个周末坐坐咖啡馆或看看电影。我和他结婚时，他还没工作，但家里经济条件挺好，我就不工作了。他毕业后先在私人钱庄工作，家里的经济收支都归婆婆管，我只管做家务养育孩子，对我来说，不工作也没什么难受的。
那时许多女人结婚后就不工作了，而男人都不做家务的，家里也没有钟点工，特别有钱的人才会请保姆，一般家庭所有家务都得女人做，如果女人出去工作，男人工作也不安心的。我的表姐是学产科护士的，毕业后就结婚，所以她根本没工作，也不会接生。另一方面，也有许多老护士终身不结婚，特别是教会医院里老姑娘很多的。我辞职后，一个同学接替了我的工作，解放后怡和医院的医护人员大多到徐汇区中心医院工作，我的同学先在手术室，后来转到五官科，听说升为护士长了。
1945年日本人投降，姐姐、姐夫到重庆去工作。不久，哥哥也离开上海了，他本来想到延安读抗大。母亲不愿意他去，他仍然坚持，一个人就到内地去了。中途船发生事故，还好他会游泳，一直游到岸上，然后走到重庆的。到重庆以后他在沪江大学就读，大学毕业后，哥哥给美国人做了翻译官。
解放前夕，姐姐、姐夫从重庆回来，姐夫在电信局任工程师，虽然工资比较高，但姐姐生了七个孩子，生活也挺苦恼的。不久哥哥也回来了，在信托局工作。好不容易一家团圆，生活也安定了，妈妈很高兴。谁知哥哥和同事到处去玩，又生病了。他生的病和爸爸的病相似，也是肠子里生个瘤。通过我的关系，还把我们怡和医院的院长请来为他做手术，但手术后没多久他还是没了。
解放初，我生了第二个孩子，他生出来就先天不足，比正常的孩子小，吃奶吐得一塌糊涂，发高烧还常常抽搐。一次我妈来看我，回去对我姐说：“这个孩子不晓得能养大吗？脸色怎么青蒿蒿的？”为了照顾这个孩子，我也走不出去。公公是民主党派的人，一天，在会议上遇到统战部的人，他知道我的情况后，就劝我出去工作。孩子爸爸没反对，公公倒来动员我，他说：“解放了，女同志应该出去工作，而且你去做老本行，工作也不难的。”他认识军政委员会的人，就介绍我到军政委员会下的保健医院去工作。医院离我家不远，我过去看看，吓了一跳，门口有解放军站岗，阳台上跑来跑去的病人和所有的医生、护士都是军人，我有些害怕，回去说孩子还太小也太弱，还是过两年再出去工作吧。1951年，我又到那个医院工作，但我没有军籍，而且到那里半个月左右，那个医院就改为公费医院了。一开始我就在门诊叫叫号，后来知道我的经历，又调我到门诊手术室工作，那里只有我和另一个医生，我们做的都是小手术，所以我也不用上夜班。因为我要出去工作，只能请个保姆专门照看老二。如果不是为了他，我就会早两年出去工作了，而如果1949年就去工作，我现在就有资格离休了，到现在还挺懊恼的，这就是命呀。
我们公费医院就在华东医院隔壁，首长们都在那边看病，一般工作人员在我们这边看病。“文化大革命”时，华东医院和我们医院分成两派，他们贴大字报，说我们医院牛鬼蛇神多，但华东医院也有一部分人倾向帮我们。解放后我们医院原来的军人转业的转业，调走的调走，后来军队转业的也不多了，确实有些资本家家庭出身的小K，比如雷允上药店老板家的儿子和吴良材眼镜店老板的女儿都在我们医院，其实他们是从医科大学毕业或其他地方分来的，当然过去能读大学的，家里条件都不错的。两派几乎打起来，当时华东医院是花园洋房，医护人员都从中走过，我们医院是幢大楼，我们这边的人收集了许多用过的盐水瓶，准备从八楼丢下去。我家里有孩子，也没参加任何派性活动，听说后来也没打起来。
1970年，云南发生地震，医护人员到云南救灾。军管会和革委会的人从昆明回来，决定将整个医院搬到云南去，不仅全体医生、护士和职员、工人都要去，甚至要求所有职工的家属都要一起到云南去，同时将医院改名为延安医院。听到这一消息，大家都不愿意。领导先开大会动员，说“边疆缺医少药，不要光想自己，要多想想国家”。然后分小组讨论，军宣队、工宣队盯住每一个人做工作，施加压力，还派人到职工家属的单位去，要求对方配合做工作，大家都没办法，如果不去，工作就没有了。当时我爱人类风湿关节炎，下半身不能动了，当时一般的病绝不能通融，都必须一道去的，但如果我带着孩子走了，老头子怎么办呢？我向领导说了我家的困难，领导来看了几次，看到我爱人的确躺在床上不能动，革委会同意我可以不去，由于我是有正当理由可以不去的，所以我仍然领到工资。还有一部分人闹着不肯去，这部分人被停发工资，而且被集中起来办学习班。这一来，我们内部的人心里更加不平衡了，造反得很厉害，这一吵，我也只好不工作了，蹲在家里。最后大部分医护人员包括工人、职员都去云南了，当然那些动员人家的领导自己是不去的。医院的设备比如药房、手术室的东西全部搬去，我负责把手术室的东西一样一样打好包，最后由他们带走了。那些同事后来大部分都留在昆明，公费医院的房子就并给华东医院了。而没去的人等于自动离职，我也三年没有工作。多年以后碰到老同事，他们说：“你亏得没去！”我说：“我也没办法。为了这件事，我也三年没工作，当时没有工资不说，后来加工资也没有份了。”
1973年没去的一批人重新分配工作，我分到虹桥路的第二结核医院。那时我家比较困难，领导考虑到在那个医院工作有营养费的，就照顾我，让我到那个医院工作。在二结医院我在门诊工作，那时常打血管针，因为我打得好，病人喜欢叫我打，尤其是那些生肺癌的病人，要做化疗，药水流出来不好的，对打静脉针的要求更高。但由于工龄中断过三年，在二结医院时加工资也加不到。
解放后先后在两个医院工作，我从来没见过红包，也没听说有人拿，也没见过病人和医生吵架。现在报纸上、电视里常常报道病人打医生，我觉得不可想象： 从前没这种事情，以前医生多金贵呀，生病了要做手术，等于生命交给医生了，还会有什么不满意呢？
1981年，我从第二结核病医院退休，没几年，因为结核病人少了，那个医院也取消了，退休人员的关系被分到各个医院，我挂靠在长乐路上的第一妇婴保健院。其实，我对那个医院一点也不熟悉，也很少去的。
我还在公费医院工作时又生了小儿子。孩子们上学以后，一般是由爸爸辅导他们的功课。他们读书我从来没操过心，都挺努力的。我大儿子读书很好的，考进五十一中学，读了七年。1965年，高中毕业填志愿时，领导动员大家到内地去，到边疆去。大儿子和后来的大媳妇都在志愿里填了西安工业大学，读书的几年中，他们乘火车来往于上海和西安，两人就真正好上了。那个大学的毕业生一般分配在贵州的军工企业，因为大媳妇的家庭出身是资产阶级，她不能分到军工企业，大儿子填表要求跟对象走，所以两个人都分到扬州了，大儿子到扬州柴油机厂，媳妇在扬州电子厂。因为不能进入保密单位，他们很不开心，但我们都很开心。小儿子中学毕业时本来也要下乡的，由于他哥哥还在西安读书，所以他就可以留下来照顾我们，被分配在中国钟厂，“文革”后他又考了职大。
前几年我还和老同事常常联系，现在我家搬到远郊，其他人也不知搬到哪儿了，也就没人联系了。儿子、媳妇下班回来每人一台电脑，也没人跟我说话，我不喜欢看电视，也不会搓麻将。我的大媳妇是个书迷，她买很多书，我就拿来看，我最喜欢看翻译小说。对于孙辈，走什么路我也没办法指引的，只希望他们好，也并不一定要他们围在我身边的。
